晚清时期法国对华放贷中与列强的竞争和合作

晚清时期(鸦片战争始,宣统皇帝退位止),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和甲午战争前,法国就积极参与了西方列强对华贷款的竞争,不过,此时各国均各自为政,并未形成联盟.甲午战争后,资本输出逐渐成为列强经济侵华的主要手段,在激烈竞争中,法国与俄国、比利时结成同盟与英、德、日集团争夺贷款权,同时,法国为了自身利益又与竞争对手英、德、美签订协议组成四国银团,不惜"牺牲盟友利益"共同瓜分贷款份额,扩张势力范围.法国与俄、比的特殊关系,还表现在法国承购俄、比难以承担的贷款份额,与俄、比合组公司、银行贷款,从而形成掩盖在他国名义下的法国债权,在估计法国在华侵略势力时这一事实应加以考虑.     

晚清时期的直隶总督

消朝的直隶,其地域拱卫京师,政治地理因素非常重要。从晚清直隶总督的任用情况看,实际履职施政且有一定影响的大员多为满、蒙贵族。     

略论晚清时期制约宁波港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

宁波是晚清时期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自1844年正式开埠后,宁波港的贸易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处于曲折波动之中。影响宁波港贸易发展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区位因素。由于区位条件的局限,宁波港最终沦为了上海的转运口岸和支线港;二是交通因素。由于新式交通的滞后,限制了宁波港贸易体系的扩展;三是腹地因素。腹地范围的缩小及其市场布局的变动、社会秩序的动荡,直接影响到宁波港贸易规模的拓展;四是政策因素。海关政策、工商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调整,对宁波港贸易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激烈转折变动的时期 ,也是中国方志学由乾嘉之际初创至民国时期系统的方志学体系形成的过渡时期。晚清时期方志编修出现了一些超越前轨的现象 ,修志观念、志书的内容类目发生变化 ,科学性有所增强 ;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深化了某些方面的研究 ,并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晚清时期方志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认识与肯定     

晚清时期西北地区慈善事业述评

晚清时期是西北地区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常态慈善和灾荒救济作为传统慈善的延续和发展,仍然是这一时期慈善事业发展的主流。教会慈善的传入为该地区传统慈善事业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客观上推动了这一时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转型。尽管西北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同时期京津地区和江南地区,但它在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仍然起到"安全网"的作用。     

浅谈晚清时期的吕宋票

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彩票是由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政府发行的吕宋票。从19世纪60年代到1898年间,吕宋票在中国广为流传,民众趋之若鹜,大量的财富外流,清政府几经禁售而收效不大。透过吕宋票我们看到的是一段时代的变迁和屈辱的历史。     

试论晚清山东经济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本文分析了晚清时期山东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制约因素,认为这些制约因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即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压制和山东自身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阻碍了山东早期经济的现代化,同时也对后来山东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晚清社会与晚清思潮》简评

谈文通过对郭汉民先生《晚清社会与晚清思潮》一文的简要评析,分析了晚清社会思潮逻辑起点界定的合理性以及作者宏观上对社会思潮梳理的准确性。原文立足于晚清社会转型这一时代特征,在注重每一种社会思潮发展演变过程的同时兼顾其与其他社会思潮之间的比较研究,这种思潮研究的整体性构成原文的一大特色。此外,笔者从思潮的概念界定及其范围、鸦片战争对经世思潮的影响、关于“立宪”和“革命”的表述问题等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晚清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出版事业

晚清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出版事业蓬勃发展,教会及教士在中国设立许多出版机构,出版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大量书刊,并通过赠阅等手段得到较大范围的传播。基督教在中国的出版事业无疑是为传教服务的,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具有二重性,其正面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其二,极大地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其三,对晚清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     

论晚清时期的货币与币制变革

晚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货币和货币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逐步动摇并解体,银本位的货币运行原则最终确立起来.晚清时期的货币和货币制度的变革是货币体系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重要一步,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历程.文章着重考察了晚清时期银元、铜元、纸币等新的货币种类的出现及其对银两和制钱的替代,货币制度的变革以及清末的货币流通量.     

清末政府向南非输出劳务述论

20世纪初,清政府自主向南非输出华工,经历了从严禁到被迫接受,最终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与国际国内形势的逼迫下,实现了劳务政策的重大转变。清政府首次主动向外输出大批劳务,是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晚清官方参与下甘青藏区群体纠纷解决机制——基于查汉大寺撒拉回与尕楞寺藏民纠纷案例的分析

晚清时期甘青藏区社会激烈变动,官方、寺院、部落权力彼此消长、交错并行,使得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同时也伴随着民族之间的群体冲突。以循化厅所辖藏区内查汉大寺工撒拉回民与尕楞寺藏民的纠纷及其解决过程分析可以看到,官方参与下的甘青藏区的群体纠纷解决机制主要为:官方处理民族群体纠纷时,尤其是在回藏民族杂居区又是回族的聚居区内,在选择民间调解人时,以当乡调处,但很少选择乡约进行调解;官方解决藏区内民族纠纷时,以番目当乡,按照番例、番规办理,同时也会采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灵活变通手段;官方常常以官民互动的方式促进纠纷的有效解决。     

影响政府公信力的要素及提升途径

政府公信力既是政府自身获得公众信任的力量体现,也是政府在公众中威信和形象的体现。文章列举了影响政府公信力的要素,认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依法行政、严格按制度办事、政府官员要树立良好的官德、让权力在公开透明状态下运行,真正建立一个勤政、廉洁、高效、诚信的政府。     

清末新政的困境——以财政危机为中心

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走向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一次重要的改革,但结局却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新政"中清廷始终未能摆脱和解决改革前夕早已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之其选定的错误的改革方向和为急于摆脱困境而采取盲目的金融政策及其对各阶层的横征暴敛,最终造成财源枯竭并导致王朝崩溃.清末新政也随之昙花一现.     

晚清政府在新疆治理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由于晚清政府在新疆治理措施的日趋腐败,出现经费紧缺、民众起义、沙俄入侵等情形,使新疆自清朝统一之后出现的六、七十年的稳定局面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使清朝政府在新疆的统治面临严峻的挑战。后虽经爱国官兵的努力平复新疆,但原先治理新疆的军府制度难以为继,进而调整为与内地治理方式一致的行省制度,为国家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从庚戌起义看清末广东政府的危机应对

1910年庚戌起义是清末广东政府所面临的重大政治、军事危机,通览此次起义,虽一起一蹶,不过仅止于三二日,然清廷广东当局在危机应对方面却存在诸多问题：一、起义前的政府失策：募兵仓促,未曾严格遵循“募兵制略”方案;革命党人充斥于军事学堂和新军营中,政府对新军控制力被削弱;军队军纪不严、防务疏散;未能惩毖安徽新军起义教训;对新军思想失控,未能正确引导兵士的演讲集会。二、应对起义时的失误：新军核心领导临阵弃营,新军指挥失灵;未能尽缴新军各营弹械;旗兵仇汉、总督猜忌,激化新军士兵情绪;起义爆发后警吏之敷衍。三、善后措施之不足：降兵不辨良莠一律遣散,引起舆论诟病;对善后之防营军队缺乏约束。     

晚清财政金融困局——兼论清亡的经济动因

经济状况是探讨中国历代兴亡不可避免的重要因素.晚清十年间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动,清廷税收增加与繁重摊派使得中央与地方的离心力日剧.缺乏近代企业管理思想指导,民间钱庄、银行双轨并行,信用破产后随即导致金融恐慌;清廷币制改革中忽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滥铸、滥发引发通货膨胀.诸多改革失误使本就萎靡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导致政局崩盘.     

晚清、北洋时期的国内公债论略

近代中国国内公债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战争、军事有关.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所发行的大量公债,未能充分发挥其稳定财政、调剂金融、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同时,晚清和北洋时期所发行的内债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进步性.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第一,国内公债问题不单纯是一个借钱还钱的问题,它与财政经济和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第二,必须将公债真正用于社会必需的经济建设上,使债务的偿还有坚实的基础;第三,国内公债还有个适度规模的问题,如果内债规模一旦超过国家财力的承受能力就会发生财政危机,国计民生皆受其弊.     

清中后期政府对会馆的监管

从台北故宫档案馆所藏乾隆到咸丰年间中央与地方政府对会馆进行监管的档案材料,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不大为政府所关注的会馆组织已逐渐进入统治者的视野,政府监管逐渐加严.对于以会馆聚集起来的团体起事,政府的干预呈加强趋势;对于会馆内可能存在的藏匿奸宄,或会馆是否参与囤贮私盐等的查禁也逐渐加严;当政府面临战事而国家财政又相对较紧时,向会馆赊借或直接动员会馆捐输,成为补充军需不足的重要途径.由以上三个方面看,会馆在乾隆至咸丰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呈现出更加兴盛的局面,且实力获得了加强.会馆的主体仍是积极的,在社会秩序的稳定方面发挥了作用.     

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

文章是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的一项研究。在清末,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日渐衰落,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早已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顷刻瓦解。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后,作了很大努力,希望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各个乡村、街区。但他们既无力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控制系统,又不能修复和重建旧的社会控制系统,所以,在“二次革命”中也迅速失败了。清朝广东政府未能维持其统治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官吏的腐败和士绅的衰落。而革命党人不能建立新的秩序,其重要原因是同盟会在政权问题上缺乏理论和干部准备,而且,革命党人在城乡各阶级、各阶层的居民中都没有找到自己政权的支持力量。文章还认为,由于广州地区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广州地区的情况当有一定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