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学教化的文化转向

宋代新儒学在诞生、分化与整合过程中,同时发生了学派对社会教化的权力之争。宋代学派对社会教化权力的强烈诉求,开拓了文化权力的公共领域,使宋代日常生活世界发生了文化变迁,推动了传统教化的文化转向。社会教化权力由政治专制和垄断,逐渐转向与文化群体共同承载。     

明清时期儒学的民间化、宗教化转向及其对现代的启示

明清时期儒学的民间化、宗教化的转向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内在的学术理路.这是儒学下行路线的过程,经过了王门后学未完成的宗教化、三一教、太谷教和刘门教等真正的宗教化和其他民间宗教中的儒学因素这几个阶段.以儒为主,三教合一是这种转向的基本样态.以儒家人伦教化为依归,走向大众,强调实践是这种转向的基本特质.这种转向对我们今天儒学、儒教的复兴有重要启示.     

哲学的教化何以可能？——论从罗蒂、加达默尔到儒家的可能性

从儒学的立场看,罗蒂和加达默尔的教化概念均有其不足.虽然他们这种重生活的哲学转向是在向儒家靠拢,但若他们的"教化"不能深入到儒家的文化传统中作一圆满的证成,则这种实践哲学的理想终难实现.     

原始儒学与儒学的宗教化

原始儒学创立的初衷并不是为建立一种超越世俗而具有神学性质的宗教信仰。即使有宗教化倾向的汉代儒学和宋明理学也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同。儒学虽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某些宗教的作用或几度被宗教化,也曾被其它宗教文化冲击和影响过,但儒学本身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关注现实社会、注重人文理性的本质和传统。因此儒学不等于宗教。     

简论王安石与宋代儒学之复兴

有鉴于宋代“学废庙兴”的现实及其危害,王安石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既批判了时人“变学为庙”、将学术宗教化的错误,又运用先秦儒学的本旨和原则,创造性地去解构释、老体系,以原儒的宗法理念拯救了宋代学术“宗教化”的危险,为宋学的形成开拓了新径。     

儒学与学问——关于儒学思想发展的学问化/人格化路径的省思

儒学,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究竟是学问,还是哲学、宗教、科学?这是儒学传承历史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儒学思想现代化特别是儒学思想当下生存和未来发展所直接面对的根本问题。从儒学思想自身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看,儒学思想的学科性质以及关于这种学科性质的理解,构成了儒学思想自身传承系统的演化路径和存在状态;在全球化语境中,儒学思想的学科性质以及关于这种学科性质的理解,决定了儒学思想当下生存和未来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虽然,在儒学思想自身发展的历史上,儒学曾经被作为哲学（哲理化）、宗教（信仰化）和科学（技术化）而获得传承和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遮蔽了儒学教化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根本,从而也就与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在市场经济生活方式渐次主导社会生活的今天,激活和启动儒学教化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根本,有利于克制道德冷漠、伦理疏松和人性功利化的趋向,也是儒学思想在全球化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路径和生存策略。     

论康有为思想在当代儒学复兴视域下的“延续”与悖论——兼论“新康有为主义”思潮

在儒学复兴的众多思想流派中,康有为思想在近年逐渐被一些学者所尊奉和宣扬,并在当下语境中形成"大陆新儒家"学术热点。以"新康有为主义"作为儒学复兴纲领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以"大陆新儒家"联合"康党"的思想阵营,他们秉承康有为对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建构倾向,以宗教学的办法肆意歪曲儒家思想。无论是从学术特征、思想谱系、共同价值以及阶段人物,都表现出强烈儒学宗教化特点。反思表明,康有为所论的儒学思想不但背离了孔子之道,而且利用宗教化的儒学达到"改制"的政治幻想。"大陆新儒家"把康有为作为其理论源泉,其目的是利用康有为思想实现"改制"思想的逻辑延续。这非但不能为儒学复兴提供可靠的致思理路,反而将儒学复兴潮流引入极其危险的歧途。     

“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大陆新儒家反思

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康党",不但没有正本清源之理论自觉,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以吊诡的"超越牟宗山,回到康有为",效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否定牟宗山等现代新儒家。康党不惜背叛儒学道统,以"儒家两期说"改造儒学传统与制式,为了投机政治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否定儒学所具有的哲学与科学性质,任其妄为,势必使儒学再次产生"罪天下"之后果。是故,对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的"托古改制"进行反思,认识其丧失儒家根本立场及其背叛儒学思想原则,以还其"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之本来面目。     

理性精神与宗教意识的统一——论儒学的二重性及其对徽文化的影响

儒学以商周传统宗教为思想渊源,以天道人道之思考为理论起点,故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哲学与宗教二重化的道路.这表现在,孔孟既继承了传统宗教中天地祖先崇拜观念,又对其进行了理性化改造,在承认天命的同时又将其纳入人类知性的范围,在敬畏鬼神的同时又拉开一定距离,借敬祖祭祖而弘扬孝道,既主张"复礼"又树"仁"之理念.原始儒学这种二重属性规定了后世儒学的发展方向,荀子与董仲舒由于偏离这一方向而受到正统儒家的批评,程朱理学则因融哲学理念与宗教意识为一体,在更高层次上恢复了原始儒学之精神,而得以成为正统儒学新形态并获官方意识形态之优位.此优位使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理学故乡徽州尤为突出,徽州各种文化形式都表现出理性精神与宗教意识的交融性.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中儒学复兴的可能与路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其贴近民众生活、极易为大众理解而在以儒学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深处发动了一场思想革命,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生成也使儒学复兴成为可能。传统儒学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已从经学的显学地位跌落到末学的式微状态,儒学复兴也因其缺乏创新转化共识和生活场域基础及偏重心性世界而困难重重。注重生活实践、道德培养与伦理教化的公民儒学的发展为儒学复兴提供了可能,在整合、创新的基础上注重精神塑造将是儒学复兴的未来走势。在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上,儒学应以义理革命为基础,立足内容创新、时代需要与文明发展,着眼于返本开新、文化交流与人文关怀,并作为多元文化中的精神变量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手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内源因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进程中获得新生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