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朝日对话中的中国文化元素考究——以《东渡笔谈》为中心

朝鲜朝通信使是维护古代朝日两国友好关系、促进文化交流的使者.两国文人在古代结下的友谊,对当下朝(韩)日关系的走向亦有着积极影响.《东渡笔谈》是朝鲜朝通信使停留曰本江户期间,由日僧因静记录的笔谈内容及酬唱诗文,具有较强的现场"诗会"性质,既生动地揭示了两国间的交往历史,还可从新的角度探究朝日思想文化渊源.然而,纵观朝日文人在使用第三方语言,即汉语开展笔谈所记录的《东渡笔谈》则不难发现,双方的交流处处体现着中国文化元素,不仅为两国文人开展文学交流注入了活力、深化了内涵,也呈现了中国文化元素在东亚文化圈中的深远影响.     

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历史视阈——以乾嘉时期为中心

乾嘉时期是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朝鲜士人从其文化诉求出发,与清代文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具有鲜明的文化融合的历史特征。     

论清代出使朝鲜满蒙大臣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

中朝两国关系悠久,友谊深厚,山水相连,休戚与共,中朝两国的交往也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成功的典范。两国外交中使者具有重要的作用,清代出使朝鲜的使臣多为满族和蒙古族大臣,他们留下了很多记录出使朝鲜的纪行文学作品,成为我们了解中朝宗藩关系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挖掘这些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分析和探讨在清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朝两国外交的方式和细节,对今天我们处理中朝关系有一定的启示;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探索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流对文学的影响,有利于发掘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交流传统,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     

中朝两国佛教典籍流通考

在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典籍的流通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弄清中国佛教典籍如何传入朝鲜以及朝鲜佛教典籍怎样回传中国,这不仅有助于中国佛教发展史和朝鲜佛教发展史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从更高、更广的角度上去审视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长期性、连续性、广泛性和深刻性。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论述。     

郑蕴汉诗中的中国典故研究

郑蕴是朝鲜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人和学者,他生平积极参政,同时创作了604首汉诗.郑蕴诗作中引用朝鲜朝典故少之又少,反而广泛引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义士、有谪迁经历的臣子、品格高洁的隐士及重情重义的事典,以及《诗经》《论语》《孟子》《楚辞》等先贤的著作,杜甫、文天祥等诗人作品中的语典,这体现了郑蕴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文学审美趣旨,更表现了中国与朝鲜半岛自古以来深刻的文学、文化交流关系.     

清光绪年间中朝海事交涉研究(1882—1894)——以海难船只被抢为中心

在中朝传统邦交关系体制下,两国一直在海难救助方面保持着良好合作和互动关系,双方都有出资救助对方海难漂流船只之义务。1882年,中朝缔结《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该章程变通了两国的传统邦交关系,并将海难救助形式与国际接轨,规定双方不再承担彼此海难漂流船的救助费用。此后,中国依然按照传统惯例救助朝鲜海难漂流船只。而朝鲜对中国海难漂流船只反应冷淡,甚至施之以抢劫。其背后原因乃是多方面的:既与中国渔民对朝鲜西海岸捕鱼业的冲击有关,也与朝鲜摆脱清朝控制的政策倾向及其社会秩序紊乱、自然灾害频发相关。     

浅谈古代中国对朝鲜的影响

中朝两国由于地缘关系以及长期以来相互交流形成的文化基础,朝鲜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解与贯彻不亚于中国人,因而朝鲜的文化发展与农业文明在古代是比较先进的。古代中国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时期都对古代朝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7～19世纪中叶中国实学与朝鲜实学之比较

17～19世纪中叶,在中国和朝鲜先后出现了自我反思与批判之产物的实学思潮。一方面实学思潮在中朝两国的兴起、发展及其思想内容,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如主张经世致用、舍虚务实、批判专制等;另一方面由于中朝两国国情不同,两国实学文化产生的背景、发展阶段的特点、价值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地方,如两国实学思想理论与实践及推行过程的差异,两国学习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本身的自觉要求程度不同等。     

朝核问题中的美朝决策碰撞

在解决朝核问题的会谈中,美朝决策一直存在尖锐碰撞.之所以出现决策碰撞,主要在于美朝两国对对方的错误认知.美国对朝鲜政权生命力以及"以压促变"政策效果的错误认知,使得美国难以作出正确的对朝政策.而朝鲜对美国态度的错误估计以及核边缘政策的反复使用,使得朝鲜也不断作出不利于美朝合作的行为.     

论中朝两国近代西学之对应

近代中朝两国西学之对应是东西文化交融与选择的过程。作为同属东亚儒学文化圈内的中朝两国 ,虽然近代面临着相同的境遇及共同的任务 ,但因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之差异 ,两国在摄取西学的具体途径及近代文化的形成上具有各自的特点。近代中国西学以“制夷”为前提 ,因此其“师夷”显得被动 ;近代朝鲜西学则以“变法”为特色 ,因其“开化”更显自主性的特征。     

朝鲜诗家对《列朝诗集》的接受与批评

因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存故国之思",又选录了一部分朝鲜诗歌,且其中的主要诗学思想也得到朝鲜诗家的认同,所以当其传到朝鲜半岛后,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接受与批评。朝鲜诗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辩证的目光接受了《列朝诗集》的文本,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列朝诗集》选录、考证方面的瑕疵,并进行了修正,还对其中的诗学思想及诗论给予了肯定或指责。这种接受与批评既是中国经典作品在朝鲜半岛传播并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案例,也是两国诗歌、诗学交流的有力见证。     

古代朝鲜汉文小说《三韩拾遗》用典艺术探析

《三韩拾遗》是一部以发生于朝鲜朝肃宗时期的义烈女香娘故事为素材创作的长篇汉文小说,作者金绍行在叙事中引用了大量中华历史文化典故。其用典方式灵活多样,并将自身的创作理念与对社会的批判融入其中,或正反结合,舒吭一鸣;或明暗相兼,亦真亦幻;或单连并举,意蕴深远。但此书之用典并非十全十美,也有诸如片面用典、错用典故、无效用典等不当之处。通过对其用典艺术进行剖析,既可以窥得作者金绍行的创作理念,又可以探究到朝鲜朝后期小说所呈现的时代风貌以及中朝两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弘法大师与日本佛教

弘法大师是日本平安朝前期的一位高僧,曾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来中国留学约二年,回国后开创真言宗,著书立说,为日本佛教事业的发展和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建树了不朽的业绩。 弘法大师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功绩是卓著的,其影响远不止于佛教领域,对日本的文学、语言、教育、书法、绘画、建筑、雕塑、产业等方面都有贡献。不仅在日本的史籍中有大量的记载,而且在中国的《旧唐书》、《新唐书》、《贞元释教录》、     

清代蒙古族大臣柏葰出使朝鲜纪行诗研究

纪行诗在清代诗歌创作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蒙古族诗人柏葰著的《奉使朝鲜驿程日记附诗》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柏葰出使朝鲜沿途所写诗作描写了作者出使朝鲜一路的所见所感,给我们真实地再现了清代中国边疆和朝鲜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在朝鲜一些名胜,柏葰还抒发自己的怀古之情,并与一些朝鲜大臣互相唱和,这些诗歌为我们今天研究十九世纪中叶朝鲜的情况以及中朝文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朝鲜朝文人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

王粲诗赋光耀千古,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赋文,也影响了朝鲜朝文人,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安讷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安讷以王粲作品为载体,引"王粲赋"、"登楼赋"典故和化用王粲赋句入诗,撰写仿作《次王粲登楼赋》,成为朝鲜朝"和粲赋"中一面重要的旗帜,推动了王粲赋在朝鲜朝的传播.故探讨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对中朝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由笔谈管窥中朝文人文化意识的差异——以朴趾源、洪大容等人为例

《燕行录》所载笔谈清晰、鲜明地反映了清代中朝两国文人的观念意识与精神风貌,两国文人对妇德、冠婚丧祭、士民生计观的认识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文人赞扬严守仪礼的朝鲜社会风俗,还不禁表示出"乐国乐土,乐生乐死"的钦羡;洪大容与朴趾源肯定了清代风俗的质朴,认识到中国风俗文化已摆脱之前的传统框架,转向相对简化的形式,从而意识到文化的相对性与固有性。     

顶点与终点:薛斐尔在美国与朝鲜朝建交中的作用

1882年5月22日,薛斐尔代表美国与朝鲜朝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美国成为第一个与朝鲜朝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薛斐尔也成为打开朝鲜朝国门的第一人.薛斐尔与朝鲜朝的最早接触源于奉命调查“舍门将军”号事件,借助日本斡旋美朝关系受挫后,最终在中国的帮助下完成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经济扩张主义思想是薛斐尔推动美朝建交的原动力,而其外交智慧和坚韧性格也是条约最终签订的重要保障.尽管薛斐尔在美朝建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是受前任政府的委派以及发表了有关中国的不当言论,薛斐尔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应有重视.     

汉字词对朝鲜族文化的影响

中朝文化交流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朝鲜语中的汉字词占朝鲜语词汇总数的6 0 %以上 ,它在朝鲜语中自成体系。这些汉字词对朝鲜语的发展、朝鲜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朝鲜族文化发展以及朝鲜语言教育的影响极其深远     

朝鲜词文学发展论略

受中国的影响,朝鲜古代也有词文学创作.根据史料记载,最晚在高丽文宗二十七年之前,词文学已经传入了朝鲜.词文学最初在宫廷之间流行,后来一些文人开始创作,历高丽、朝鲜朝两朝,流传下来的作品有1400首左右,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出了不同的风貌和发展态势.其中不乏优秀的词人和词作,大多作品都反映了朝鲜古代词人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反映了中朝的文学、文化交流,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归帆更想潇湘趣 孰于东韩汉水湄——从《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看“潇湘八景”在韩国的流变

中国的"潇湘八景"诗画题材东传韩国之后,从最初高丽朝的李仁老、陈澕的《宋迪八景图》,到朝鲜朝《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的群体赋咏,韩国文人在"潇湘八景"的题材里寄情理想山水,阐述义理,抒发情怀。这既有对中国潇湘八景诗画意蕴的继承,也形成了独具韩国文化特色的创作风格,呈现出某种历史和文化上的流变。韩国文人多是在意念山水的范畴中去想象潇湘意蕴,对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化元素符号的"潇湘"进行了反复创作与玩味,并将外来的"潇湘八景"化入韩民族的文化血液之中,从贵族精英阶层渗透到最底层的俗文化层面,充分体现出在民族文化交流中"自我"与"他者"间的积极互动,彰显出彼此文化互动中的增值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