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突传说信仰与山西区域社会文化变迁考论

晋国士大夫狐突生前有勇有谋,忠心不二,死后逐渐被神化,成为民众信仰的神灵。狐突信仰主要分布在山西交城、清徐交界的狐爷山一带及周边地区,形成一个辐射多县市的狐突信仰圈;这些地区流传着大量关于狐突的民间传说,又构成一个狐突传说圈,但狐突传说圈与信仰圈并不完全重合。狐突传说信仰的发展与山西的地理环境、地方社会以及民众文化心理的变化关系密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山西区域社会文化的变迁。     

当代中国理论上的死刑替代观

由于学界对死刑替代措施的性质、对象与路径三个问题持不同意见,目前我国在学理上有六种死刑替代措施的定义。关于死刑替代措施的必要性,学界有限制死刑适用说、促进死刑废止说、促进死刑削减与废止说三类观点,学界对死刑替代措施的可行性论证表明死刑替代措施是法律理性与民众情感的妥协的产物,理论上的死刑替代观是学者的理性与民众情感的平衡的产物。关于死刑替代措施的种类有三元替代说与二元替代说两种观点,应该用特殊的无期徒刑替代死刑。     

青海河湟宴席曲的艺术展演情境分析

本文通过田野调查、文献资料法,将河湟宴席曲置于其具体的生存语境中,对其展演的时空、语言、动作、旋律以及情景进行分析。河湟宴席曲是河湟民间宴席活动中特定时空下的仪式化行为,表达着民众的价值趋向、伦理观念、行为方式,以及独特的情感抒发方式。河湟宴席曲具有跨民族、跨文化的多元文化特征,在其狂欢的表象之下,蕴含着河湟民众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感。     

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守旧的民间叙事

有着自己叙述传统和策略的民间叙事真切地表达着居下位的民众的认知和情绪。在相当意义上,百余年来居上位的精英对民众情绪不同程度的忽视既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也使得当下的都市化进程弊端频现。关注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将民众视为情感对象,了解、感受民众的情绪,会有助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良性运行,这也是关注群体日常生活的都市民俗学需要直面的核心问题。     

中国的“毛泽东热”研究

中国的"毛泽东热",既反映了中国民众对领袖毛泽东的诚挚情感和衷心爱戴,又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折射.可以说,它与新中国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它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     

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的理想是寻求儒学的现代化。但他们在推行儒学现代化运动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困境,难以消解现代民众在情感上排斥儒学。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他们理应积极寻求切实可行的途径以培养现代民众对儒学的特殊情感。可从20世纪后半叶现代新儒家复兴儒学的价值取向(不是力求儒家精神的世俗化,而是力求儒家精神的超世俗化)来看,他们并不认为培养现代民众认同儒学的特殊情感对儒学的长足发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而他们之所以不重视培养现代民众认同儒学的特殊情感,是因为他们在认识上陷入了三个迷失,即认为：1、 现代民众冷漠儒学,恰好证明儒学在现代社会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2、 现代民众因其生存困境而必然认同儒学;3、 只要知识分子认同了儒学,通过他们的影响,现代普通民众终究会认同儒学。     

河北省乡村汉人社会丧葬仪式的考察与探微——基于河北省献县地区的个案研究

丧葬礼仪从古至今在仪式上就受到民众的普遍重视。在对河北省献县地区丧葬仪式调查搜集的基础上发现,近年来仪式呈现出墓地家族属性弱化、丧事采办用物市场化、丧礼仪式情感与场所的部分缺失等一些变化,但是,群众心目中的仪式依然具有抚慰生者、安慰亡灵的双重作用,同时,仪式对民间社会及相关利益群体发挥着慰藉、聚合、规范和教化等功能。     

鲁迅前期文化传播的平民观念

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人的思想的变革 ,这是鲁迅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和变革家的共识 ,但他们同时也身处于一种尴尬的关系中 ,愚弱的民众作为思想改造的对象并不理解甚至憎恨他们灵魂的“拯救者” ,文化传播者与其民众形成一种难以沟通的隔阂状态。在此境况之中 ,鲁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传播观念 ,包括 :通过推行白话文 ,疏通传播渠道 ,统一传播符号 ,实现传播通俗化 ;通过传播者思想的修正及自我改造 ,确立平等尊重民众的传播态度 ;通过传播方式的大众化 ,改变传而不通的传播现状 ,逐步扩大传播市场的观点。对民众的热诚态度及对民众处境的切实理解是其传播思想的精髓所在。     

“艾青传”书写的现状考察——兼及一类史料的应用

"艾青传"是艾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至目前为止,已形成一定规模。通过对"艾青传"书写现状的考察,可以发现其包含着阶段性、类型划分、整体性等多方面内容。"艾青传"写作已取得较为突出的实绩,同时,也有一定程度的不足。考察"艾青传"的写作现状,可在推动艾青研究的同时促进现代作家传记的研究。研究意义上的"艾青传"一直包含着传记史料应用的问题,此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与艾青资料的发掘、整理以及研究保持互动关系。     

关于《赵州桥》删改的深思

一、删改前后比较 <赵州桥>是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一篇课文,<赵州桥>的原型是桥梁专家茅以升<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中的一篇名为<赵州桥与李春>的科普文,教材编写者将其大幅度删改后录为教材选文,删改后的课文去掉了原著中大量与赵州桥关系不大的其他一些古桥的赘余描述,保留了原著的精要,整体显得线索清晰,结构干净,从总体上来说,更适合作为一篇教材篇目供小学生来阅读.     

论孙犁抗日小说的情感叙事

孙犁抗日小说中少有战争的血腥和恐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乡土民风的形象描写和丰富细腻的情感叙事,他以具象的生活画面展现民众整体的内在心理情感,发掘民众觉醒的情感力量维度,由“家务事、儿女情”向“同志爱”的升华实现了从人物个体情感到抗日救亡时代共名的诗意表达,在纪录民族革命抗争景象、启蒙民众革命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孙犁与主流革命文学叙事的背离并不意味着与时代主题的绝缘,而恰恰是他在自身革命经历与人文精神基础上的文化本能与政治自觉的充分体现。     

论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

一我国古典美学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情感美学观,一种是情理中和说(即情感节制说),主张文艺表现情感要有节制,提倡以理(礼)节情,以道制欲;一种是情感本体说(即情感宣泄说),认为文艺的本质是人的情感表现,文艺情感本质要求情感的自然宣泄和自由抒发。自晋代陆机标举“缘情”说之后,情感本体理论独立发展,自成体系;     

陕甘宁边区的民间启蒙和政治动员--由《日用杂字》说开去

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运动.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社会教育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的一种方式.这种民众动员方式不仅在组织结构层次,也在观念、心理、情感层面对根据地的改造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社教运动的蒙学读本,<日用杂字>见证着这一历程.     

被政治化的情感:政治传播中的情感话语

情感是理解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视角。抒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近代以来情感的政治化更为明显,情感既是政党或政府宣传与治理的技术和工具,也是民众进行社会抗争的资源和策略。情感的政治化过程,体现了如下逻辑:倾向于将社会问题情感化,个人情感集体化,其中隐含着"我们—他们"的二元对立色彩,情感被政治立场裹挟;情感政治化的表面是情感话语表达,背后则是意识形态运作。被政治化的情感,在进行政治动员、获取社会支持方面效能显著,但若利用过度,则会造成公众情感透支和社会治理的非理性化。     

传的源流和演变

许慎《说文解字》说:“传,也遽,从人专声”,又说“传也遽”,以两字为互训。段玉裁引《周礼》《左传》等古书的注解,说“传”和遽最初都是指驿车、驿马,即古代用来传送文书、接送官员的车马。段注又说:“文书亦谓之传”。写作文书、形诸文字,目的是便于留传、传播。所以:“传”字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可以引伸出留传、传播方面的意思。正如段玉裁所说的:“凡展转引伸之称皆曰传。”也正是因为“传”有这个引伸义,所以古人著书以留传某人功德、事迹,或记载其过失,以利后人鉴戒;或者解说经义,以利其传播,统名之曰“传”。 “传”作为文体而言,最早的当是指那种解说经义的文字。梁朝人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说:“……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     

边缘政治的生产:惠民政策背景下社区居民的利益情感与行动取向——以P市S社区为例

本文借助质性研究方法,以P市S社区的惠民政策实际过程为对象,分析了社区居民的民生观念及其行动取向.在社会时空结构发生剧烈重组过程中,基层社区的治理结构受到基层民众情感和情绪的深刻影响.在基层政权和基层民众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民生福利观念成为人际联系中的首要情感,但是这一情感也左右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日益形成有条件合作策略、非暴力“找事”抗争策略、利用转型期的社会敏感性等主要利益诉求方式.     

浅谈梵高在艺术创作中的情感因素

<正>在艺术创作中,始终起着核心作用的心理因素就是情,即情感是贯穿艺术创作的始终的。所谓的情感,是指人的喜、怒、哀、乐等的心理形式,它反应着人对外部世界的对象和现象的主观态度。这也即是说情感是人对客观     

共同感理论分析——亚当·斯密情感主义伦理学管窥

亚当&#183;斯密的伦理学思想深受休谟的影响,以休谟的同情说为基础,亚当&#183;斯密构筑了自己的以共同感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亚当&#183;斯密的共同感是对同情理论的重要发展。他一方面说明了人类天生具有情感交换的能力,可以通过立场的交换或者设想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和和谐一致;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的情感是伴随着人们之间的熟悉程度、友谊和距离而具有亲疏远近的变化的。     

台湾文学“悲情意识”的生成与演变

三百多年以来,台湾这块土地上反复上演着分离与回归、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悲剧,在这个历史场域中发展起来的台湾文学笼罩着浓厚的“悲情意识”。这种情感的流露,既是文学创作者对本地区遭受的苦难的感怀与书写,也是台湾民众对自身坎坷命运的反思与倾诉。这种情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苦难意识一脉相通,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但是,由于长期的分离和殖民统治,台湾民众对大陆产生了疏离感,再加上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使当前许多台湾作家创作上出现狭隘化和政治化的倾向,“悲情意识”被过分渲染,拉大了台湾作家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距离,这些必须加以克服,才能保证台湾文学健康地发展。     

从《敝帚千金》看刘孟扬等人的早期爱国思想启蒙

《敝帚千金》是刘孟扬等人负责编撰的早期白话通俗刊物,其内容集中体现着刘孟扬等人对民众的早期爱国思想启蒙：一方面,以通俗的文字和浅显的表达宣传御侮救国的道理,教育民众树立公德心和自强进取的精神,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以笔为旗,以犀利的笔锋揭露晚清的黑暗政治,同时以刊物为阵地,引领民众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投身救亡图存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