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濂溪志》版本述略

周敦颐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承上启下,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以收集整理周子作品、传、表、族谱、世系、祠堂、书院及后儒论断、吟咏之作为主要内容的濂溪志,是研究周子的宝贵材料。目前国内现存的濂溪志版本共有八种,即：明代胥从化版《濂溪志》十卷、明代李桢版《濂溪志》九卷、明代周沈珂、周之翰版《周元公世系遗芳集》五卷、明代李嵊慈版《濂溪志》十三卷、清代吴大镕版《周公濂溪周夫子志》十六卷、清代周诰版《濂溪志》七卷、清代周诰版《濂溪遗芳集》二卷和清代彭玉麟版《希贤录》二卷。     

《濂溪志》版本述略

周敦颐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承上启下,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以收集整理周子作品、传、表、族谱、世系、祠堂、书院及后儒论断、吟咏之作为主要内容的濂溪志,是研究周子的宝贵材料.目前国内现存的濂溪志版本共有八种,即:明代胥从化版<濂溪志>十卷、明代李桢版<濂溪志>九卷、明代周沈珂、周之翰版<周元公世系遗芳集>五卷、明代李嵊慈版<濂溪志>十三卷、清代吴大镕版<周公濂溪周夫子志>十六卷、清代周诰版<濂溪志>七卷、清代周诰版<濂溪遗芳集>二卷和清代彭玉麟版<希贤录>二卷.     

“五经博士”周冕对濂溪学发展的影响

自明景泰七年始,濂溪后裔周冕赐被封为"五经博士",朝廷实行了世袭授职、修葺祠宇等系列优抚政策,成为濂溪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周冕通过祭祀来扩大和深化理学的传统,修纂《濂溪遗芳集》,建构以濂溪学为中心的后学图谱,不断传播着濂溪学说及故里风物,引发后世文人学者竞先修史编志、刻石题咏。这适应了理学到心学的学术文化转向,将濂溪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家族祠堂教育功能刍议——以娄底市为例

自明代以来,祠堂作为家族用于祭祀祖先的场所在娄底地区广为建设。从祠堂的出现至其兴盛直到衰落,其教育功能就从未停止过。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其教育功能处于主导性地位,不仅是旧学的主要载体,也成为新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晚清湘军时代湘乡县域祠堂及特色

晚清湘军的兴起带来湘乡县域宗族的发展,进而影响这一时期该地区祠堂的兴盛。通过对多个家族的族谱和现存祠堂进行考察和研究,得出晚清湘军时期湘乡县域的祠堂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为家族经济实力增强,宗族内原本合祀一庙的先祖分别建专祠祭祀,祠堂数目激增;祠堂规模扩大,平面形制呈两翼扩展的地域特征;细部装饰多样化,体现出湘军文化的渗透。     

南宋乾淳时期理学士人的典型活动与散文创作——以张栻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乾淳年间是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各个学派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学理层面的充分完善和社会层面的广泛传播。理学士人的典型活动大致有三：一是重视教育活动,兴学校,立书院;二是积极为理学先贤立祠;三是重视理学书籍的刊刻与传播。以张栻为中心进行考察,我们发现理学士人热衷于修建学校和书院,因此催生了一大批宣扬理学教育思想的学记文;理学士人积极为前辈理学家立祠,伴随而生的祠堂记文成了他们构建道统谱系的一种方式;理学士人重视刊刻理学书籍,与之相关的序跋文大量出现,客观上传播了理学思想,扩大了理学阵地。总而言之,南宋乾淳时期理学士人的典型活动对学记文、祠堂记文、序跋文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不仅存在于南宋乾淳时期,也延续到了南宋后期。     

陆游“诗外工夫”论的理学阐释

陆游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南宋理学最兴盛的时期,理学思想在陆游的诗歌创作和批评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主要表现为他强调诗人的诗外功夫,而这功夫又体现为明道、养气和人格高尚等方面。     

徽派民间家具设计事理研究

徽派民间家具主要分布在徽州古民居内的厅堂、卧室、书房和学堂以及祠堂等地方。这些分布在不同场所里的家具的设计，既实现了家具的必要功能和符合程朱理学的礼教要求，又照顾了个人的审美需求。在家具设计的过程中，徽商居于主导地位，文人是家具符合程朱理学思想的捍卫者，而匠人使家具的设计具象化和物质化，通过他们的共同参与，完成了作为人...     

周敦颐石刻题名考述

理学鼻祖周敦颐一生到过江西、四川、湖南、广东任职和生活,他所到之处多游记并留有石刻题名。目前发现的经金石文献记载并可考的题名共有15处,其中湖南省永州市两处题刻保存完好。本文对这些石刻题名的具体情况一一考证并简释,以期有助于濂溪学进一步研究。     

王船山《思问录》对理学思想的建构 ——《太极图说》为中心的诠释

《思问录》是王船山学术思想的重要内核,其中蕴含着“太极”“动静”“人极”等理学概念,既融合周濂溪《太极图说》理论取向,又贯通了张横渠“气”学思想,以此颠覆陆王心学体系,实现对儒家传统的思想超越,由此亦体现出明末清初儒学在哲学义理方面的新发展。     

巴蜀现存张飞祠庙考述

张飞祠庙在历史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明清更是遍及全国各地。考察巴蜀幸存的张飞祠庙,其起源、演变各有特点。＂蜀所在有侯庙＂是历代统治者大力推崇的结果,而民间对张飞的崇拜是加速其祠庙发展的主要原因。     

从濂溪书院的演变看学人的圣化——以周敦颐为例

周敦颐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在他生活的年代,甚至在他死后相当长时间内,他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南宋初年之后,他忽然变成了一个大儒,一个圣人,随着他生前命名的濂溪书院或类似书院的大批修建,周敦颐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书院文庙中受供的圣人,一尊与孔子同列的文化偶像。书院的历史与偶像的历史竟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周代宫室考述

周代士、卿大夫、诸侯、天子等不同爵位者在住宅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贫苦人民只有一间房子,一室、一门;无宗庙.士是一室一房一堂,有正寝无燕寝而有下室,二门(外门、寝门);宗庙有一.卿大夫是一室二房一堂,有正寝又有燕寝一,二门(外门、寝门);宗庙有三.诸侯有正(路)寝,又有燕寝三,三门(皋门、应门、路门)三朝(燕朝、内朝、外朝),设二观;宗庙有五.天子有正(路)寝,又有燕寝五,五门(皋门、雉门、库门、应门、路门)三朝,设二观;宗庙有五,别有二祧庙.     

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海峡两岸文化建设研究：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寺庙重建与戏曲文化——厦门市相关情况的调查与研究

在以村舍拆迁为重要标志的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厦门市许多地方有意识地保留大量的宗祠与寺庙,不惜花费重新建起新的寺庙与戏台,并在其间布设丰富的文化内容,试图通过一种物质留存的方式,向后代传递丰富的文化教育信息,显示延续文化传统、承继精神余绪、感化子孙心灵的特别愿望,也为未来城市增加不同风格的建筑与人文景观。这些都为新的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有意义的实践借鉴。     

“孔庙世界”的存在本质

基于“孔庙世界”在根源的提问下成为一个学术上可以展开的议题,从孔子“祭如在”出发,通过诠释周濂溪、朱熹、黄干等对于孔庙与乡祠中祭祀先圣先贤的追问,认为对古圣先贤所书写的文本典籍的阅读,与圣贤在精神上“相通”,通过在孔庙、乡祠内对先儒圣贤牌位、画像或塑像的祭祀,用“道统”超越“血缘祭祀”的局限,实现与先圣先贤在“气”的“相感”。“孔庙世界”中的“祭如在”是将先圣先贤模仿为生者进行“致敬”“致孝”,将先圣与后学“共在”于“共在世界”。     

客家社区的传统建构与文化抗争 ———以粤东钟姓护祠事件为例

文章以粤东K城的一个城中村———钟村为调查社区,围绕着发生于钟村境内的房屋拆迁,以钟姓宗族为主的当地客家人如何面对城市化所带来的传统文化资源被侵占,并自发保护数座三百多年历史的祖祠和围龙屋古建筑这一长达数年的护祠事件为研究对象。作者提出＂文化抗争＂这一新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思路,认为宗族、围龙屋等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构建和创造、再造的过程,并促使地方社会文化变化发展,传统文化在＂无意识地传承＂的同时又被＂有意识地创造＂。面对现代化、城市化的冲击和扩张,传统文化没有消失、中断,而是继续作用,甚至在许多层面强大和复兴。     

吴越时期舟山寺院文化与海外交流

吴越时期舟山寺院是中、日、韩三国间极其活跃的文化与经济贸易交往的结晶。这些寺院迎来送往了一拨 拨海外人士。他们携带佛教经籍入华,振兴了天台一宗,又奉请观音宝相回国,传扬了汉文化。     

论明清以来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碑刻的分类＼内容与学术价值

明清以来,天柱是边疆社会碑刻运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该地举凡示禁、褒奖、布告、判案、林木保护、移风易俗、筑路修桥、捐资助学、宗族迁徙、祠堂修缮、寺庙宫观之修建,等等,民众无不刻碑勒石,以示郑重。究其分类言之,又大体可分为官府告示类、乡规民约类、路桥井渡类、学校教育类、祠堂宗族类、寺观庙宇类等六大类。这些作为乡村社会公共信息发布或传播媒介的碑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