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作者新考

《红楼梦》约于清乾隆年间开始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当时,此书标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有批者,未标明作者是谁。有人说作者是曹雪芹,有人说是“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有人说作者是诗人吴梅村,更有人说《红楼梦》作者是词人纳兰性德……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1904年,王国维先生作《红楼梦评论》,曾呼吁将《红楼梦》的有关史实搞清楚。他说:“若夫作者之姓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也。”     

“从别国窃得火来……”——鲁迅与《奔流》的编辑工作

经历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腥风血雨,鲁迅先生从广州来到上海以后,正是他的思想发生激烈变化的时候。无数阶级斗争的事实,轰垮了他头脑中的进化论思想,旧的观念破灭了,新的观念还没有形成,正如他自己所说:“我飘泊了两省,幻梦醒了不少,现在是糊糊涂涂。”他迫切地感到需要进行新的探索。另一方面,在初到上海不久便引起的与创造     

读《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重印本三题

红学界朋友秦涛、杜春耕、邬小慧等 ,为纪念《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逝世 2 4 0周年 ,于 2 0 0 3年斥资在江苏金坛古籍印刷厂重印了《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下简称“甲戌本” )。重印本在 2 0 0 4年问世。我虽然过去也读过“甲戌本”影印本 ,但正如冯其庸先生在“甲戌本”《题记》中所说 :“至今红学界和学术界的朋友要读此书 ,却成为难事。”因此我收到香港红学家梅节先生寄赠给我的“甲戌本”以后 ,我仍然从头至尾将该书细读了一遍。由于“甲戌本”第五册附录了几幅刘铨福和他父亲刘位坦的手迹 ,还附录了胡适先生当年购得甲戌本时原…     

走出“自传说”拘囿,开拓“李学”新境:皮述民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八

皮述民的红学代表著作有《红楼梦考论集》《苏州李家与红楼梦》《李鼎与石头记》等.由以上研究成果可知,皮述民乃新加坡与台湾地区红学领域卓有成绩、独树一帜之学人.皮述民一改过去将曹雪芹、脂砚斋、贾宝玉密切联系的思路,形成了“李鼎、脂砚、宝玉三位一体”的新认识,这是“翻案”所结出的果实.当然,皮述民最具新意的“翻案”还在于他提出了这样的命题:“李学”即打破红学谜关之学!     

《通诂》释疑举隅

《通诂》乃清人李调元所作。此书何以名“通诂”呢?作者在序中说:“诂史通所难通之语也。”意思是:训释古籍,解释难以解释的词语。因作者“立言必简而该,随手便阅;注疏必雅而典,触目不烦”,故有些训释亦甚费解。今拾其要者,巯义释疑,见其一隅.     

《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

朱星同志的《金瓶梅考证》(以下简称《考证》)重申《金瓶梅》是个人创作的旧说;他的新发现是“明万历庚戌年在吴中的初刻本确无淫秽语,到再刻时改名《金瓶梅词话》就被无耻书贾大加伪撰”;以前有人猜测此书作者是王世贞,《考证》则进一步加以肯定.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答疑

拜读了徐朔方先生《〈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一文(见《杭州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很受启发。比如,文章指出了屠隆别署娑罗馆,是“因为他从佛寺中移得娑罗树而得名”等,的确是我行文中没有顾及的“疏漏之处”。但是,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我觉得徐先生的看法还值得讨论。徐先生文章主要是围绕着《开卷一笑》进行的。其中最具份量的问题是“此书出版年代究竟在明末,还是清初”。诚如徐先生说的,“如果在清初,李贽编次、屠隆参阅之类的欺人之谈就不攻而自破了”。对于这个问题,我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见《复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中已有申述。现在,再就徐先生提出的两条论据辨之如下。     

《怀颍堂艺文丛稿》序

《怀颍堂艺文丛稿》即将出版,作者嘱我作序,却之不恭便答应了。但此书涉及学科甚广,有些问题我个人缺乏研究,实在不敢称序,只能就阅读校样所得,写出一些感受和看法,供大家参考而已。“怀颍堂”是袁喜生同志的堂号。喜生原籍颍河之滨的临颍县,他深怀乡情,故以“怀颍堂”为号,今又称自己的集子为《怀颍堂艺文丛稿》。著者长期执教于河南大学中文系,教过文艺理论、写作、书法多种课程,近些年任职于河南大学出版社,依然接触文史领域诸多学科。他处事认真,且又勤于思考,近20年来结合教学和编辑工作进行研究,撰写、发表相当数量的文章,本书即为从…     

简论曹雪芹“谁解其中味”的“味”

能单凭传统的“味”来解曹雪芹的“味”吗?曹雪芹在《红楼梦》的一开始就向读者宣称:“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何来,说起来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并特别点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是的,“味”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特别强调的美学概念.他不仅要求作为审美主体的作家要有健康的审美趣味,而且强调当《红楼梦》送到读者手上以后,作为审美主体的读者,也必须是善于解味的人.那么,曹雪芹所强调的是怎样的“味”呢?这是值得我们仔细斟酌的问题.     

筚路蓝缕开生面——评陆建猷新著《中国哲学》

陆建猷教授《中国哲学》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分上下两卷,洋洋70万言.从书名看其内容,其不离传统中国哲学的问题和视域,但却仿佛是与一般讲中国哲学史的体例大有不同.据说,陆教授还有一本专门讲中国哲学史的书,与《中国哲学》构成姊妹篇,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我们将拭目以待. 本书篇首是内容简介.大抵作者此书是“一部与‘中国哲学史’体制相对而反映中国哲学之学理形态的文本”.作者认为,“中国哲学以民族特质的思维义理与概念范畴,表现其对哲学国际一般自具意义特性的品格支持,反映中国哲思主体的思维风格特色,昭示中华民族崇哲尚学的理性致思.”可见,该书宗旨是试图展示中国传统哲学的“学理形态”,力图“运用汉语义理而走出西方哲学表述传习,将原论至理汁味与现时人思需求接通”,以“超越曾经对中国哲学碎片化的理解”.     

《广陵妖乱志》作者考

《广陵妖乱志》(或作《妖乱志》)是记述唐僖宗时,淮南节度使高骄为吕用之等人的“神仙之说”所迷惑的故事.此书的作者是谁?历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雍文华同志校辑的《罗隐集》,将它收入其中,并在“校辑说明”中断定为罗隐所作.他说:“诸书所载撰者各异,然后蜀何光远所撰《鉴戒录》明载为罗隐讥高骈所作,又以《甲乙集》中《淮南高骈所造迎仙楼》及《后土庙》等验之,当为罗作无疑.”雍文华同     

一个信仰幻灭者的精神跋涉——关于《面纱》的三层解读

本文对毛姆最具争议的长篇小说《面纱》作了三种解读：从男主人公瓦尔特的角度来说,小说撕破了这个“白求恩”式人物的高尚面纱,展现了善恶界限的模糊与人性的不堪。从女主人公凯蒂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部讲述女性对自我的艰难探索和体认的小说。凯蒂在历经磨难后揭开了生活的华丽面纱,领悟到能够给予女性彻底的安宁与自由的不是罗曼蒂克的爱情,也非某一种宗教,而是生活本身的重量。而从作者毛姆的角度再回窥文本．他写作此书的契机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哀恸情绪。对于凯蒂最后的升华,多年挣扎于自身积郁的毛姆没有把握,因此他难以给出一个自然有力的结尾。毛姆挥刀卸去了芸芸众生的伪装．却无法剥落生在自己脸上的面纱.     

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作者周克芹同志,五十年代中期便发表过一些作品,但未为人们所注意.可是,到了一九七九年,他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问世,便在全国范围获得强烈的反响.周扬同志誉它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书.”沙汀同志认为,“它不止是三年来反映在‘四人帮'阵阵妖风横扫下四川农村生活的佳作,就从三十年来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也相当难得”.(《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一九八二年,这部小说终于在新时期出版的大量长篇新作中名列前茅,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他者”现象在殖民游记作品中的表现特征

“东方”几乎是欧洲殖民者的一项发明.在他们眼中,东方是一块神秘、浪漫、险象环生的风水宝地.在殖民时期,西方对于研究东方的政治、哲学、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历史、地理等便颇感兴趣.西方人来到东方(此处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大洋洲等非欧美国家和地区)探险和考察,写下大量关于东方的旅游札记.这些游记作品反映了西方对东方的兴趣,揭示了东西方之间的强权关系,并在许多方面视东方人为“他者”而造成东西方的对立.作者们往往以一种正常化的力量、权威性的面孔出现,通过采用介绍风土人情、描述风俗习惯的手法,筛选主题和形象,确定背景和场所,采取某种叙述口吻和方式,运用某些结构和词汇,把那些从外貌到内在都与他们大相径庭的非西方人归类为“他者”而加以排斥.“他者”形象在殖民时期游记作品的写作特征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仅从以下各例,读者便可对“他者”现象略见一斑.     

东坡乐府的个性特征

“辞,达而已矣”这句话,出自于《论语》,本意是说:言辞只求足以达意便算了。而苏轼对辞达的理解,则在他自己艺术实践中有新的体会,他在《答谢民师书》中说:“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这里提出,辞的表达是意,作者做到“辞达”,首先是摆脱任何偏见的束缚,使作品能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表现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在万千世界变化无定的物象中,表现事物的本质。苏轼对词的创作,也同样体现出他对诗、画、散文的创作中的艺术观念,因而在《东坡乐府》的创作中,充分呈现了苏词的个性美。     

全球化等于美国化?——威尔·霍登和安东尼·吉登斯的对话

威尔·霍登和安东尼·吉登斯在不列颠有关全球化和“第三条道路”的争论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2000年秋天,他们合编的《全球资本主义》在美国出版。此书的开头,是两位编者之间的一场言辞犀利的对话。本文是它的节录,从他们关于1997—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影响的争论开始。威尔.霍登是《伦敦观察》的前主编、《我们所在的国家》的作者。安森尼.吉登斯是伦敦经济和政治科学学院的院长,《第三条道路及其危机》的作者(该书是他最近的作品)。——     

双层叙事下底层生活的真实——论雷蒙德·卡佛讲述式小说《肥》

雷蒙德·卡佛创作前期最具代表性的“讲述”式小说《肥》,运用讲述的方式间接表现了美国底层平民的艰难生活.在《肥》所构建的叙事世界中,文本双层结构的对比显现出叙述者“我”是作为不可靠叙述者而出现的.外视角与内视角间的视角转换则隐含着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心路历程,暗含了叙述者“我”对第二层结构的虚构.而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相互作用又阐发小说文本意蕴与卡佛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由此还原出第二层结构中隐瞒和虚构的生活真实.卡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底层生活的清醒认识,用小说揭示了“美国梦”背后底层平民的生活真实.他在小说中建构的双层结构既是一种叙事的修辞,又是一种对底层生活的真实讲述.     

李贺的变态心理与诗歌创作

自从杜牧之作《李昌谷诗序》,有“牛鬼蛇神”之说,《麈史》卷中记宋景文论李贺有“鬼才”之目,遂使后来的说诗者,谈到李贺,便以为他的胸腹中如有鬼胎一般.所谓“鬼”者,无非是说李贺诗的意象不为常人所理解,它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亦与常理不合,故光怪陆离、虚幻荒诞之处,使按常态方式解诗的人感到它如鬼一般阴冷而飘忽无定,不可捉摸,以至使评注诸家,众说纷纭.我们觉得,要认识李贺笔下的“鬼诗”,就必须遵循抒情诗“特有的内容就是心灵本身,单纯的主体性格,重点不在当前的对象,而发生在情感的灵魂”的原则,就必须认识李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感知方式.因此,我们不妨借助精神分析学的方法,从诗人变态心理的角度来透视其诗歌创作的表象,追寻诗人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他所表现的对象,他又在何种情态下得到启示,又在何种程度上作出想象和创造,尤其是了解诗人想象力产生的根源和土壤,或许是一种不无益处的尝试.     

论英汉标题翻译

一篇文章、一本书如果标题新颖,便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作者总是力求使标题能概括地反映文章或书的主要内容,并使其贴切、简练醒目.狄更斯在为《大卫科波菲尔》一书定名时说:“为了这个名字,我的心潮起伏,犹如波涛汹涌的海面!”作者尚且如此,译者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为了译好几个字的标题,译者往往要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才能使译名“忠实”又“通顺”.切不可小看区区几个字的标题翻译,这实际上是一篇大文章.译者该慎之又慎,丝毫马虎不得,须认真地思考,悟出更多更好的译法才是.同时,从一个标题的翻译也可以看出译者的水平,他的外文水平以及翻译时所遵循的翻译理论、     

胡笳垂千古风厉识高节——从戏剧冲突看郭剧蔡文姬艺术形象的塑造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早年以火一般的热情写下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历史剧作,激荡着彻底摧毁旧世界的反抗精神,体现了革命人民争取民族主解放的要求.形成他气势磅礴,格调昂扬,诗意浓郁的独特艺术风格.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郭老的历史剧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创作悲剧到创作喜剧,由暴露黑暗转而歌颂光明.一九五九年《蔡文姬》一剧的问世,便是这一转折的重要标志.作者在《蔡》剧序中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为实现这一艺术构想,作者选取了文姬归汉这一典型历史事件,通过对文姬一生离合悲欢独特生活经历的描绘,着力渲染了曹操文治武功的业绩.郭老以史学家的慧眼卓识,剧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