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对抗”到“文化协作”——“文化研究”的渊源及其演进轨迹

盛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知识转型,其与阿尔都塞等人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新的历史境遇中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新思考有着密切的深层关系。文化研究曾历经过俄苏知识分子对“民粹文化”的发掘、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断、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阐发,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等一系列学说的演进过程,最终才形成了以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倡导为核心的“文化研究”这一全新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倡导者的目的主要在于,走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二元式“阶级对抗”思维模式,以工人阶级自主创造的“工业-大众文化”为基础,借助“文化协作”的政治实践来推进现代社会趋于良性的发展。     

“样板戏”的舞台艺术风格及其美学逻辑

本文试图撇开政治权力消长和意识形态转型所带来的偏见,以学术的方式考察“文革”时期“样板戏”在舞台艺术风格方面的特征以及“样板戏”主导者的真实意图。本文认为,“样板戏”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艺术编程。“样板戏”根据“文革”意识形态逻辑,在戏剧结构、音乐形式、唱腔设计、舞台美术以及戏剧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变革,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又是在政治权力指令下的自上而下的文艺生产制造出来的一种畸形的艺术。在庞大的意识形态神话破产之后,那些从意识形态躯壳上脱落下来的若干艺术残片,却仍散发出几丝迷人的美学光芒。     

哲学“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与政治“实践”——葛兰西、柯尔施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葛兰西和柯尔施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通过其关于哲学的“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以及政治“实践”等范畴和思想而得以体现的。在哲学“幻想”中,他们通过对哲学以及哲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对庸俗唯物主义哲学的各种思潮和表现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即实践哲学式的理解范式;在意识形态“常识”中,他们通过对“常识”等日常心理和思维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探索的新维度,即文化和具体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他们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阐释;在政治“实践”中,他们通过对“市民社会”、霸权、政治与意识形态(主要是上层建筑与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政党和知识分子等问题的探讨,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实践哲学思想。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文精神”的争鸣与反思——以批评主体的角度为观照点

1993年,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展开了一场针对“人文精神”的讨论。以王晓明为代表的批评家从捍卫“人文精神”的角度对当时以王朔、张艺谋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由此展开了一场长达两年之久的讨论。张颐武、陈晓明等人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各自阐述了对“人文精神”的不同看法,孟繁华、洪子诚等人提出“新理想主义”,而以陈思和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更看重“人文精神”的实践。这些讨论彻底改变了文学批评界“一体化”的局面,当代文学批评开始转向文化研究,也真正进入一个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但批评主体在这之后的学院化和体制化,也使得批评和研究出现了很多问题,在精神生态的恶化日趋严重的今天,知识分子自身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抵制与厌弃“:文革”期间“样板戏”传播的困境

"文革"期间,"样板戏"传播遭遇抵制的缘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学话语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解;中共高层对"样板戏"独霸文艺舞台造成的百花凋零局面的不满;"文革"受难者对"样板戏"的憎恶。"样板戏"传播遭遇抵制与厌弃的现象,证明了样板戏企图独霸文艺舞台、统合观众接受心理的悖谬与虚妄。     

从意识形态视角解读苏联“六十年代人”价值观的形成

“六十年代人”是生于1925-1945年间的一代苏联知识分子,体现了苏联知识分子的一种亚文化现象.其价值观是在斯大林时期,卫国战争时期和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历史背景的影响下形成的.结合时代背景从苏联官方文化政策和美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两方面阐释“六十年代人”价值观的形成及其时代特点.     

吊诡的新人—“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知识分子形象

“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被主流意识形态严格规训的对象，其分类变化与被“规训”的演变轨迹折射出意识形态不同侧面的要求与压力。本文从小资的类型、“个体”与“大众”的摩擦、小资自我的斗争三方面展开，在多重话语的碰撞与对话中分析并论述了“十七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艺术形象逐步退居边缘直至瓦解的复杂过程。     

文学史视域中的“样板戏”分期

“样板戏”虽然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社会影响的文学事实,其发生起点却可以追溯到延安戏剧改革运动。在对“样板戏”这一文学事实实行历史分期的问题上,存在文本关系与跨文本关系两种角度的差异。从跨文本角度对“样板戏”进行分期,“样板戏”的历史演变可分为萌发期（1942年-1958年）、争持期（1959年-1963年）、定名期（1964年-1967年）与定本期（1968年-1976年）四个阶段。     

“断裂”与“和合”——当下知识分子对农村介入的困境及出路

知识分子问题和农村问题都是当下的炙热话题,知识分子对农村的介入与融合也是大家翘首期盼的结果,但是由于知识分子自身定义的模糊和自身诉求的不同,及其文化资本与政府政策的脱节,导致了知识分子与农村关系的"断裂"。要达到两者的"和合"局面,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轴;促进教育改革,吸引并留住外来人才;保障"文化资本"向经济、社会资本的转化;放宽体制的钳制等。     

“样板戏”女性形象的历史反思

在“样板戏”研究中,女权主义性别视角的分析可以揭示女性主体性丧失的历史处境,这一处境往往被革命意识形态幻象所遮蔽.如果深入历史语境去反思“样板戏”性别研究的具体问题,那么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从“铁姑娘”形象溯源来看,“样板戏”女性身上寄托着社会主义新文化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理想价值的表达.第二,从文学社会学视角来看,“样板戏”反映了在激进革命年代,女性通过不让须眉的劳动能力提高自身地位的历史事实.第三,从“样板戏”女性的历史原型来看,“样板戏”塑造的英雄神话再现了革命历史年代无数为了理想而抛家弃子、奉献自我的志士.     

“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合流中遭到重创,“非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一种潮流与倾向;主流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写作在本质上是非知识分子的。     

俄罗斯青年亚文化刍议——“嬉皮士”文化的异变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历的历史性变革对文化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青年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某些方面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曾经被学者们忽略的“嬉皮士”文化日趋受到人们的关注。三种“嬉皮士”文化类型：逃避现实型、享乐型、崇尚暴力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对世纪末俄罗斯青年亚文化的影响。     

德国科学的体制化与科学文化的发展

德国的科学体制化过程以及科学文化在德国的发展都独具特色。本文从科学体制化、科学文化及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观点出发,首先分析了德国民族文化传统及其与英法科学文化的交互作用对德国科学体制化的奠基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然后具体考察了德国科学体制化过程,指出,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大学改革以及大学与大学外的“学术市场”,后来集中于“德国自然科学家协会”之间的互动,将科学文化吸收到新兴的大学体制中,建立起现代实验室制度而实现的,并且在科学体制化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民族统一问题;最后归纳出科学文化在德国的发展所带有的三方面特点:其一,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其二,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其三,科学与民族主义的联盟。     

从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看当前意识形态工作

结合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现状和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实际,通过深入剖析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要旨,文章指出,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要注意以下几点：要抓住意识形态领导权;要注意意识形态的创新能力;要特别注意发挥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创新中的特殊作用;意识形态工作要坚持实力求是原则和平等民主方式;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     

基于文化育人理念的卓越人才培养目标探究——王阳明“良知说”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的启示

陆王心学作为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派对传统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影响。王阳明,作为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所提出的“良知说”在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方面更是具有丰富的文化育人的价值与资源。其中,壬阳明所提出的“破心贼”以“明明德”,“明人伦”以“亲民”,“成圣贤”以“止于至善”,对于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提供了三个层次的教育目标,从大学生个体自我的道德为出发点,外推至对社会伦理关系明确与建立、再到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及落实,秉承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精神,体现了传统文化对于知识分子“内圣外王”的根本要求。     

新文化运动、“文化热”与“国学热”——从文化整合中的三种现象看文化转型规律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诉求引发了三次文化高潮,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外源性文化危机,是以少数知识精英为主体的一场文化革命;80年代＂文化热＂源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而近年来的＂国学热＂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共同选择。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热＂,再到＂国学热＂,三种文化现象显示了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主体正从少数知识精英扩展到普通大众,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断整合过程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大学生“考证热”的社会学分析

出于“逃避自由”的社会心理,大学生考证热潮迭起;“证书”作为一种“信任系统”和“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在彰显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同时也导致“泡沫教育”、“人才高消费”、“知识失业”等非理性化的社会负功能。大学教育不应成为单纯的“考证”教育,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在大学精神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的问题。     

我国意识形态“淡化”现实原因透视

近年来 ,人们的意识形态观念呈淡化趋势。究其原因 ,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诸多客观因素如 :体制转轨 ;社会管理方式变化 ;阶层分化 ;政法制度的不完善和社会文化的多元化等等有关 ,又与主体因素如意识形态客体、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主体有关     

文学接受·文学形式·意识形态——“客观说”下的关系反思与理论建构

从“关系主义”视角出发,可以把“客观说”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概括为三种基本形态: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为代表的“不透明性”关系,侧重文学语言的特殊性,文学作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审美领域,意识形态与普通读者经验不能任意进入文学;以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透明性”关系,强调形式与意义结合为有机统一体,文学具有追寻本体世界的能力,“美育代宗教”为文学在现代社会找到合法位置,文学具有精神救赎的作用;以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半透明性”关系,侧重文本结构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性地位,文学处于社会精神结构的指定位置,文本结构与精神结构通过阐释活动建立起复杂的联系.     

“艺术终结”的反思与“艺术自律终结”的敞亮

艺术终结作为对艺术和艺术史历时进程的焦虑与反思,是由古典向现代时期的过渡中以决裂的方式实现艺术由神权和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他律”转化为自我指涉的“自律”,并最终指向市民社会和个人主体的张扬,这也是艺术终结最为显性的特质。但是审美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又使得艺术自律自身不断分化,最终在大众文化和市民主体的交往原则中实现后现代艺术的另类解放。一方面,市民社会的个体性价值不断扩张,在与国家权力的拮抗中步步为营,最终使得不同阶层之间的广泛交流和大众文化的话语狂欢适应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伦理,与国家权力的文化对抗也最终消失,普世性的文化需求使得艺术自律也失去了对抗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艺术自律本身无论是从“逃亡者美学”或者“造反者美学”都出现了内在无法克服的悖论,现代艺术的精英化面貌也无法割舍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和体制化的牵引,而以其自身的分裂走向了后现代主义艺术和艺术自律的终结,而此种终结却也带来了艺术发展的敞亮空间和多元主义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