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论《春秋榖梁传》的政治思想

《春秋榖梁传》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在中国经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春秋榖梁传》的政治思想包括小天子大诸侯、深察名号、君臣关系(包括君民关系)所体现的民本思想、诸侯国间交往以诚相待、内诸夏而外夷狄等。     

公元前6世纪－公元3世纪吴地的居民变迁与文化转型

从公元前 6世纪到公元 3世纪 ,在吴地先是越灭吴 ,后是楚灭越 ,再是秦灭楚 ,接着汉灭秦 ,居民发生了多次置换与变迁 ,文化模式也随之屡屡更迭与转型 ,最终汇入汉文化的洪流之中 ,成为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区域类型     

《九歌》华夏古俗探

楚为华夏后裔。诸夏的一支———祝融族 ,其一部分后来南入苗蛮集团 ,并与之融合为楚族。《九歌》留下了楚地民间较多遗存的华夏古俗 :采集和渔猎经济、自然崇拜、民神杂糅、原始婚俗、以舞降神、氏族民主     

略论句践的社会改革和越国的兴亡

一、句践的改革和越国的兴盛春秋时代,王室衰微,大国争霸,首先是齐、楚争霸,其次是晋、楚争霸,再次是秦霸西戎。春秋中期,出现了两次“弭兵之会”,宋同晋、楚等签订和约,相约互不加兵。春秋晚期,地处东南地区的吴国与越国,相继强大起来,加入了争霸行列。《越绝书·越绝外传本事》云:“句践之时,天子微弱,诸侯皆叛”。同样,吴、越两国也争战不已。《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云:“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     

论春秋战国时期楚、吴、越之间的三角关系及其演变

从春秋战国时期楚、吴、越之间的三角关系及其演变过程来看,楚、吴、越间的这种关系,是中国历史过程中的反映,和中国历史发展总趋势息息相关。秦以后,任何民族入主中原,就以中国正统自居,并是"混一六合,以济苍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特点。     

论吴楚文化的交融

吴、楚是长江中下地区的两个强大诸侯国家。两国间的连年争霸战争,为吴、楚人才与文化交流开拓了渠道。吴国任用楚人伍子胥为相,攻破郢都,大败楚国。楚国学习吴越先进铸剑技术,在战争中发挥巨大威力。吴国仿造楚式青铜青器,吸纳楚民土坑墓葬俗;楚人则效法吴之坟丘,吴、楚文化得到进一步交融。楚灭吴越统一长江下游后,成为"东楚"富饶地区。     

先秦时期华夏与“夷狄”的政治婚姻

先秦时期，华夏与“夷狄”既有兵戎相见，又有双方首领之间的联姻。这种联姻都与双方的政治、军事、外交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在此将其称之为政治婚姻。尽管华夏与“夷狄”联姻的类型不同，动机各异，但都在局部地区的持续稳定、民族融合步伐的加快以及“夷狄”对华夏文明的...     

王者以仁义治天下的理路及困境——论董仲舒天下观念的内在张力

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一个合格的王者来实现天下太平，董仲舒转而强调孔子天下观念中的仁义理念。在董仲舒的设想中，只要帝王奉行仁义，爱人律己，区分“内治”与“外治”,经由“京师—诸夏—夷狄”的“近—远”进路，仍然可以实现四夷臣服、百蛮朝贡的太平局面。可是现实中的天下并不太平，华夏与夷狄的矛盾终未消散。董仲舒为此又提出了“说之以厚利”并“结之于天”的方案。然而其对世俗性与神圣性的糅合，使王者对天命的兑现和对天道的践行必须通过巨大的物质牺牲来实现。这样，天下太平就只是一种表象，“天下”也无法获得统一的内涵。“天下”这个“无外”的生存空间本然地意味着整体性，并要求内部的和谐。这需要天下内部的各类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中修正偏见，凝聚共识，适时地构成一种新的交往形式、生存形态和文明类型。如此形塑的“天下”,才能克服帝国式的暴力治理与扩张。     

血统、政治与异族——论先秦华夏人群的形成因素

由于先秦时期华夏人群缺乏共有祖先的观念,而同一姓氏内由于政治利益和发展水平也产生了分化,使得华夏的形成并不主要依赖于血缘因素,而有赖于共同的政治利益和外部人群(夷狄)的压力。这也使华夏与一般意义上的"族群"有所区别,同时,华夏人群与所谓的夷狄之间的界限并非凝固的,为以文化划分华夏与夷狄提供了可能。     

论诸夏的大认同

民族,是历史的产物,既是稳定的共同体,又是发展的,有量变,有质变,在华夏/汉民族形成发展中,表现得非常典型.拙作《论华夏/汉民族的形成》,曾说到“在我国已实现华夏大认同,华夏已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有的专家勉励说,诸夏大认同是华夏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为了使此说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必须对战国时期诸夏大认同作进一步论证.这种启发,鼓励我再作此文,以申鄙见.     

胡安国《春秋传》之华夷观

胡安国为《春秋》作传,主张对夷狄乱华要膺惩,妥协投降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背华即夷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在华夷之辨中,胡安国强调的不是地域与族群的差别,而是华夏和夷狄在文化上的差别。所以,他又以是否坚持儒家的君臣父子大义为标准来评判华夏与夷狄,体现的是胡安国动态的华夷观。     

论楚在春秋大国争霸中的地位

<正> 大国争霸,是春秋史上极为重要的篇章。大国争霸史,就是楚国斗争发展史和一贯称霸史。从诸夏诸侯“尊王攘夷”口号的提出,到晋吴相盟,吴越交兵,无处不有楚,无事不与楚有关。然而,经过近两百年(公元前656年召陵之盟至公元前473年吴国灭亡)的反复较量和纵横捭闽的斗争,无论是中夏大小诸侯,还是东南后起的吴国,谁也不是楚的对手,鏖战几个回合,一个个弃甲拽兵而走,俱以失败而告终。历史向我们庄严证实:春秋大国争霸,楚主沉浮。没有楚国,就不会有大国争霸的历史篇章。探讨楚在争霸中的地位,对于深入研究春秋史和楚史,都是有益的。     

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宋元之际─—异质文化流感与交孕的温床─—元曲盛因新探之一

戏曲何以独兴于元代，堪称中国戏剧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对此明代论坛即已联噪不绝，王骥德说：“至元而始有剧戏，如今之所搬演者是。此窍由天地开辟以来，不知越几百千万年，俟夷狄主中华，而于是诸词人一时林立。始称作者之圣，呜呼异哉！”（《曲律·杂议上》）王氏对宋元社会接样都的独异性投去惊异的一瞥，终因站在正统的“夷贱我贵”“尊夏攘夷”的立场上，不免捉襟见肘，吴牛喘月。“夷狄主中华”，绝非历史循环论者所指的通常意义上的“以暴易暴”式的改朝换代，元朝的建立，打破了“内诸夏外夷狄”的时空秩序系统，突破了汉人传统…     

楚与扬越、夷越、于越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的南半部存在着有别于华夏族的楚、越两大民族。它们之间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从其有着共同的祖先崇拜和相似的习俗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史载:“越,华姓,与楚同祖”,或说“越,华姓”。楚越出于同一世系的说法,显然渗进了后人附加的夸大成分。     

地缘共生族群与楚地文明

除了作为主体的楚族群之外,吴、越、巴、蜀等地缘共生族群在楚地辉煌的文明成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族群各有其不同的来源,与楚人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在楚文化的整合下,地缘共生族群与楚族群一起创造出南楚地区的文明,其过程是从地缘族群的多元共生、文化交流到渐进融合.     

吴越战争概论

吴国和越国,都是建于长江下游的国家。据《史记·吴世家》记载,周太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为让继承权给弟季历,“乃奔荆蛮,文身断发”,自号句吴。吴本是楚的属国,吴君寿梦时,始渐强大,都姑苏(今江苏苏州)。据《史记·越世家》记载,夏禹的五世孙少康,为了“奉守禹之祀”,封其庶子于会稽(今浙江绍兴),“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自号子越。越先后为楚、吴属国,越君允常时,拓土始大。当时,我国历史已进入了春秋后期,而刚刚兴起的吴、越两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的争霸战争中才崭露头角。     

从船山论史看其史论之精神原则

王船山论史主要围绕着历史中之天命、公私与时势以及华夏夷狄之辩而展开。从天命之尊严,到公私与时势,再到华夏夷狄之辨,始终贯穿一基本的精神原则,即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对民族主义的固守实质是对民族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价值)的捍卫、继承和宏扬。船山史论尤其是民族主义对近世湖南乃至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及其境内外的民族

部分华夏族人和部分“荆蛮”在商朝末年于长江下游以南建立了独立的小国———吴,以后与西周一直存在密切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原华夏文化与南方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基础上,以华夏族人和越人为主体建立的吴国,通过发展对外关系,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各地区的联系,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促进了民族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