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京派”与“京派作家”萧乾

当人们把“京派”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研究时,多半是把萧乾归入其中的。但有趣的是,萧乾本人却并不领这个情。笔者曾同萧乾先生作过一次长谈,就“京派作家”等问题向他请教,他不但否认自己同习惯上所说的“京派”有很多联系,甚至认为把“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来研究“本身就不很科学”(详见《京师访萧乾》,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四期。以下所引萧乾言论,未注出处者,均见此文)。这是颇耐寻味的。注意到萧乾如是说“京派”,再细察他创作的主要倾向,这位作家的流派归属问题的确是值得重新讨论的。     

论京派小说的风貌和特征

京派是三十年代在周作人、沈从文的影响下活动于北平的一个文学流派。京派小说具有独特的风貌: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作为一种抒情写意小说,将写实、记“梦”、象征熔于一炉;总体风格上平和、淡远、隽永;语言简约、古朴、活泼、明净。京派小说思想性质上属于现代,并非“向后看”‘;艺术上不仅有现实主义,更有较重的浪漫主义成份,甚至还接受了现代主义的某些影响。     

《骆驼草》《水星》《文学杂志》与京派散文的生成及运命

真正文学史意义上的京派散文是以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萧乾、师陀、林徽因、吴伯箫等为代表的以纯散文创作为宗旨的作家群体。在其发展史上,大公报＂文艺副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艺副刊＂影响了京派散文的发展形态和变异,形成了京派散文作家队伍和京派散文的创作规范、散文美学,制约了京派散文的文体形式等,没有它,京派散文难以成派。而京派文学之其他刊物如《骆驼草》、《水星》、《文学杂志》等与京派散文同样休戚相关,它们与大公报＂文艺副刊＂一道共同生成了京派散文,由此系列报刊,大可管窥出京派散文的兴衰历程。     

湘西理想主义者的歌者

在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里,我最喜欢的作家乃是当时京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沈从文。虽言京派,但其和老舍等人用北京方言书写皇城根下的人事风情有着本     

西晋作家群落对文学风格特色的影响

西晋文坛存在着多个作家群落,这些作家群落多是以当时政治中心人物或世族文人为核心,其成员依附于该类人物并围绕其进行文学活动.这样以当时政治中心人物为核心,集合了大量文坛精英而形成的作家群落在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势必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西晋短暂统一、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作为社会中强势群体的作家群落更有能力将他们的生命体验和内心情感以文学或与文学相关的活动方式传播下来;更有能力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倾向、文学观念成为当时文坛的主旋律,进而影响到那个时代整体的文学特色.     

“京派”作家群及其人性观照的审美追求

"京派"文学的历史研究和批评认识,已经有了许多成果和辩驳,但从一些常见的批评文字和文学史著述中发现,仍然有值得研究讨论的问题和余地。首先是"京派"文人圈子和"京派"作家群的关系;其次是大多数"京派"作家,尤其是废名、沈从文、芦焚等作家体现了特别的乡土特色,但"京派"作家真正深层的价值认同是在艺术和生活审美中追求人性关怀的文学立场和人文情怀。在追求人性自由、生命美好这一整体的审美精神中,又各自体现出不同的个性化追求和艺术特色。他们把对生活的审美情怀和生命的积极乐观,灌注在自己细密而蕴藉的作品文字里,赋予文学诸多优美和深沉的东西。而且这种共同形成的不自觉追求和人文情怀,可能融化在所有"京派"作家的生命价值和审美创造里。     

京派小说的感性阅读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小说流派的京派小说家 ,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视角来认识世界 ,通过对“文明、野蛮 ;城市、乡村 ;城里人、乡里人”等几组对立社会、人物的描叙 ,来表现作家对现代文明进程的质疑 ,希望在乡村人民身上重造中国现实 ,重造民族品格。本文作者认为 ,京派小说对世界的观照方式是现代派文学的一个序曲 ,前奏。     

文化认同与京派文学的审美张力

京派经典性的代表作家,几乎都是外乡人.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废名笔下的“竹林”,都距北京很远,最多像周作人那样,作为一个外乡人写几篇小文,谈谈“北京的茶食”之类.这些人之所以走到一起,之所以叫“京派”,并不是他们对北京地域性的认同,而是一种更为宽泛、更为开阔的超越北京地域特性的文化认同.对京派文学来说,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历史文脉的认同;二是精神谱系的认同;三是审美追求的认同.对京派文化认同的理解,是认识京派本质内涵的重要环节.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边城》中的意象

文学地理学作为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为研究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切入点。《边城》是京派作家沈从文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边城》中包含着丰富的意象,其中自然意象有水、黄狗、鸭子、鱼、虎耳草等;人文意象有赛船、鼓声、马路与车路、碾坊与渡船等,这些意象都是被赋予了特殊意义的符号。     

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

萧乾是京派作家的主要成员,也是京派文学的重要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他以这个刊物为依托,组织起了一支强劲的书评队伍。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证明了京派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与影响。并有力地传递着京派作家的文学理念,即保持文学独立性,坚守“独立”和“公正”的批评原则。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现代性探寻--以京派作家沈从文、废名的小说创作为个案

京派作家的审美现代性首先表现于文学观念上,他们均把美作为文学的中心.在小说创作中,沈从文侧重于对现代文明乃至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废名则执着于审美乌托邦的建构.京派作家对审美现代性的自觉追求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守财奴》浅析

《守财奴》、节选于《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家庭的苦难》一章。作者巴尔克扎(1799—1850)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作家。十九世纪的下半期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光辉年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是当时资产阶级成长和强大在文学上的反映。高尔基在《和青年作家讲话》中说:批判现实主义是“十九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它“揭     

沈从文笔下的“人间仙境”──《边城》

在走入《边城》这个人间仙境之前我们有必要谈一谈沈从文的文学观。沈从文是京派小说作家群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而京派文学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艺术之‘神’是人性”。对人性这一方面，沈从文有很深入的思考，他曾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①人性的探寻可以说构成了沈从文小说的全部底蕴。他创造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和人物，都是从“人性”轴心向四面幅射开来。但他又认为人性寓于人生（人生包括生活和生命两部分），“生命之…     

论沈从文与朱光潜的文学守望

沈从文和朱光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大师,他们解放前长期生活在一起,有着十分丰厚的编辑经验,而且还都是“京派”的核心人物。其实,编辑与文学生涯对他们来说又是二而一的,他们的编辑思想是其文学主张的实践与延伸。文章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的编辑思想、实践为核心,以他们编辑过程中对文学新人的培养、对文学“真实”的重视为主线,探讨他们的文学守望,以期映现他们的学人情怀及对当下的借鉴意义。     

丁玲怎样主编《北斗》

《北斗》是左联的机关刊物,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星空上的北斗星。丁玲于危难之际受命主编《北斗》,她在党的正确领导和鲁迅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团结左联及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倡导作家深入生活写大众。对纠正当时左联的"关门主义",繁荣和发展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试论“左联”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的讽刺艺术

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文学。中国现代讽刺小说到了三十年代,进入了它的繁盛期。这是现实主义不断深化,呈露出千姿百态,宛然汇成汹涌大潮的时期。这是讽刺多样化的发展时刻。继鲁迅之后,新进的不同风格的讽刺小说家们,老舍、张天翼、沙汀等纷纷登上文坛。“左联”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两大讽刺小说流派,成了闪耀在三十年代文艺上空的璀璨夺目的双子星座。在文学领域内,囿于各色政治的或艺术的偏见,可能再没有比讽刺更多地遭人嫉恨、歪曲或漠视了吧。讽刺是剑与火,它会伤人、灼人,自然不象赞美诗那般悦人耳目。讽刺又是笑的艺术,可是“我们一般地还不会笑,更不懂得‘喜剧性’是什么”,因为“理解喜剧性,这是美学教养的最高峰”。《阿Q正传》曾被某些人曲解为揭阴私、开玩笑的文字。《堂吉诃德》     

左联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论”与“宣传鼓动说”

1930年3月2日，一个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学社团——“左联”在上海宣告成立。左联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这里单就其文学批评方面作一整理。左联的文学批评成果是很丰富的，例如，有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典型与个性”等文学原理的探讨，有关于华汉《地泉三部曲》、丁玲的《水》之类的作品批评，有对于“新月派”、“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等文学思想的论争，……然而当审视他们那众多的观点主张和批评话语时，我们感觉到其中有两个批评观念是很值得我们去加以解析的，因为它们不仅是左联其他文论赖以立论的基础，也…     

试论抽象──读沈从文四十年代论说文

沈从文（1902──1988）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特别的作家，他的人生经历与他的文学世界同样充满传奇色彩。使沈从文获得巨大成功的是以写于1933年的《边城》为代表的湘西小说系列，它们使他的以写于1935年的《八骏图》为代表的城市小说系列相形见绌。在政治上，沈从文始终保持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尽管他一度被认为是“京派”作家的领袖，并实际上几次引起文坛重大的论争，而且不断受到各种批判，但是他对于派阀之争的厌恶使他几乎一直在孤军奋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沈从文的立场都是人性的与生命的，不言而喻，这使他游离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贵族性与自我封闭的情感模式--论沈从文的都市小说

沈从文从人性的观点出发 ,揭露了在现代文明的“贵族性”之下形成的特征社会阶层的“虚伪人性”特性。虽然沈从文的都市观也许不能完全代表京派作家对都市的体察 ,但他对现代文明的体察却是最有深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