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为何退出公共领域

近15年,当代中国文学从中心走向边缘.文学边缘化的问题不在于失去"公众性",而是失去"公共性".20世纪80年代,曾经存在文学公共领域.文学工作者不仅关注公共问题,并且以文学形式把这些思考表达出来.但是近15年,文学逐渐与公共生活无关.文学公共领域的消失不能归咎于文学市场,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行政体制,主要原因在于文学工作者无法摆脱道德永动机和纯文学的二元框架.道德永动机的原则,从深层来说是注重"信念伦理",忽略"责任伦理";从浅层来说就是以道德评判代替文学评判,它严重阻碍了文学公共领域的构建.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西方学者对公共领域等概念的内涵理解不同 ,因而对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认识。厘清哈贝马斯、泰勒等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话语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话语。     

网络革命与中国公共领域的发育

Internet的网络化模式打破了以往受制于社会阶级和地理区域的人际交往模式,而创造出了全新的人际交往空间和人际关系模式,对现实的公共领域具有解构作用,构建新的虚拟公共领域。中国公共领域在现实架构上并不发育成熟,通过Inter网际互动的新的沟通模式,摆脱传统的社会文化模式,摆脱传统的社会文化束缚和现实社会自治团体不够成熟,以及社会公共活动空间短缺等特点,促进了建立在公共领域之上的市民社会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的形成和发展。     

公共领域理论范式何以可能

公共领域虽然是在市民社会理论的羽翼下生长壮大起来的话语系统,但却具有超越市民社会理论范式的理论特征和学术价值:不仅公共领域理论话语克服了市民社会理论范式的社会历史局限性,而且,公共领域及其理论本身既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的理论规定性和理论内容,又具有自己独立的问题域和学术演变历史。因此,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专题研究并探讨其学术意义,既是完全可能的,又是十分必要的。     

公共领域的分析性意蕴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从政治哲学视域来看,公共领域是一个在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对关系中获得其规定性的关系性范畴。一方面,作为依托于市民社会又与之存在交叉关系的概念,公共领域与政治国家相对应并从市民社会中获得其规定性;另一方面,作为不同于市民社会的范畴,公共领域源于民族国家并从政治国家中获得其规定性。所以,从分析性意蕴来看,我们既不能把它简单地化约到市民社会之中,也不能将它化约到政治国家之中,而要看作存在于二者之间和之中的一个分析性的中介性关系存在。其本质特征是公共性。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余英时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通过论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分析他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观念以及学术思想,并呈现他关于中国近世思想史的脉络与特质的认识.主要从六个部分展开论述:一、实证与诠释交互为用,二、观念的追溯与展开,三、内在理路,四、外缘情境与思想流变,五、问题意识与两个世界,六、中国近世思想史的脉络与特质.旨在凸现余先生在事实与价值、专精与通博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的治史追求,从而彰显他的思想史研究充实而光辉的境界.     

基督教与中国宗教近世性格转型初探

宗教对一个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影响。基督教和中国宗教在近世出现的性格转型,对中西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基督教将“天职观”与“禁欲主义”相结合,产生出一种蕴含着“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观念;而中国近世以来,儒、佛、道三教互动发展,也产生出了有入世性格的宗教精神。然而这两种具有入世性格的宗教观念又因其宗教理念上的差异性,影响东西方分别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模式。     

新式教育下的公共领域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在五四文学发生的过程中,新式教育下的公共领域功能获得了充分的释放,接纳了新式教育的学生,远离了家庭的同时,也摆脱了私人领域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这确保了他们在公共领域中可以进行自由对话。很多现代思想正是借助于新式教育而传播开来。在公共领域中,交往行为对五四文学的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的再思考

目前中国学界关于现当代文学的分期主要是一种"两分法",有这样两种观点,一种是传统的,主张以1949年为界将现当代文学分为两段;另一种是近年提出的,主张将新中国27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分开,而与现代文学并为一处.本文认为,现当代文学分期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新中国27年文学与前后两期的文学都有非常大的差别,它应当被切分出来作为独立的一段.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应当分为3段,即现代文学、新中国文学和新时期文学.     

谈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

五四文学革命后,才出现了从文学观念到作家及作品的现代化品格的全面含蕴,因此以1917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是适宜的。1917年之前其他时段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为五四文学革命质的飞跃准备了量的积累。     

中国现代文学的副文本

副文本是正文本周边的辅助文本。应当全面、辩证地认知副文本。一方面,它是正文本的互文本;另方面,它是整个文本的构成部分;正面看,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史料、阐释、经典化等多重价值;反观之,它则可能对正文本产生遮蔽、拆解乃至颠覆的负面效用。副文本研究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再解读乃至文学史重写具有了从细节和边缘处切入进行创新的可能。     

论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面向

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开始并延续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首先,现代中国文学以对传统的逃逸和否定为前提,来开辟转型的道路;其次,经历了从欧美到俄苏的不同选择,现代中国文学以革命化来承载现代化的追求;再次,文学民族化是"落后"的非西方地区文学的特有问题,现代中国文学以大众化来保证革命化的方向,同时也充实民族化的内涵.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特色.不仅为世界性的文学现代化史提供了新的例证,更是现代中国为创建新型的民族文学所作的不懈努力.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

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民族性 ,但这种民族性不是“古代性” ,它是一个复杂的组合 ,不具有某种纯粹性 ,而是兼容“传统”、“现代”、“中国”、“世界”、“本土”、“西方”等内容。中国现代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品格 ,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即现代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本土性从而具有民族性。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是以民族化的方式实现世界化 ,反过来说 ,也是以充分世界化的方式实现民族化 ,我们不能因为它的现代性、世界性而否定它的民族性 ,相反 ,世界性和现代性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的新的表现。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次浪潮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次浪潮,那么,以大革命和左翼运动为背景的革命文学运动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的运作以创造社、太阳社和“左联”等文学社团为中心,体现着由文学向社会运作进发的中心情结,都是以理论批评为先导而不是以创作为先锋。不过,第二次浪潮更多地得力于社团集体运作的自觉性,基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流向,因此,它比第一次浪潮产生的影响更深刻,更持久。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学与大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新文学诞生于大学.文学与大学结盟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文学创作者大多是大学的师生.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大学史上,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很多大学里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著名的创作家.大学既是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又是文学创作的大本营,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既从事学术研究又致力于文学创作,这对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一身二任,使学术研究更富有灵性,又使文学创作更具有文化意蕴.大学成为文学创作的大本营,也使得大学校园具有更浓郁的文化气息,使得大学校园更富有诗意.大学与文学的结盟,实际上构成相互哺育的关系.     

"耶稣之死"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几种解读

"耶稣之死"的故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曾经被加以不同的解读,有的是对源文本的复制,有的服从阶级革命的时代目的,其中鲁迅的解读特别富有存在主义的个体体认色彩,这一体认导致对耶稣之死的有意误读,鲁迅的误读是对源文本的更富创造性的解读.     

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疯女人形象

19世纪以来,＂疯女人＂不断被阐述和演绎,成为重要的女性文学主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对抗男权、颠覆男权文化、建立女性世界。＂疯女人＂形象在三个阶段都被赋予了独特的含义,成为解读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