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武汉进步青年的思想文化特点

近代中国对武汉似乎特别厚爱,曾让她在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中多次扮演主角。无论是旧民主革命的压轴戏辛亥革命,还是新民主革命的前奏曲五四运动,都与武汉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五四时期武汉政治思想文化的特点,多角度剖析武汉社会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对全国整个五四思想文化的区域性考察。一、汇通中西调和古今与整个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反现实相比,五四时期武汉思想文化则显得较为冷静理智,没有涌现出北方的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吴虞、钱玄同、鲁迅式的以猛烈抨击传统文化著名的人物。以当时武汉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恽代英为例,他认为迷信偶象是人类社会进化迟滞的总根源,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养成一种性质,对于     

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

泛神论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赋予其观照自然的独特方式，故而诗作具有人与自然融溶合一的浪漫情怀。它在中国的传播，激活了中国诗学传统，促使在反传统以后处于近乎失语状态的“五四”人与传统诗学精神遇和，影响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五四”人还对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主动选择和改造，使之带上反传统、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时代印记。     

五四“反传统”文化思想的历史评价

本文首先正面论述了五四“反传统”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历史意义 ,然后强调指出 :所谓“全盘反传统主义”并不是五四的基本指导思想 ,而是五四以后从俄国传入的一种极左思潮。这种极左思潮曾经产生过一定的消极作用 ,但是五四“反传统”思想在中国的主要影响是积极的 ,健康的。它并没有使中国文化“经历一场灾难性的语言破坏”,而是开辟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航程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兼与林毓生先生商榷

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戊戌以来文化演进的延续，又在历史内容、社会主体和实践效果方面具有文化复兴的更高价值。对袁世凯政权的批判、文化革新的远大目标、道德现代化的趋向和五四新传统的形成，是五四启蒙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八十年代以来之低估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论点，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五四学人的思想实际上，都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证明     

从思想启蒙到文化复兴——20年来"五四"阐释的宏观考察

新时期前期我国学术思想界对“五四”的阐释,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形成了“思想启蒙”、“文艺复兴”和“反传统”三种基本的诠释模式,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五四”的复杂面相。90年代的新一轮的“五四”反思,出现了“重申”、“重估”和“重释”等不同倾向,再次形成“五四”阐释的多元化格局,并带来研究内容的扩展,五四后期的整理国故重新得到肯定,一些守旧的学术人物进入研究的视野。随着学术文化思潮的变迁,“五四”阐释的主导话语,已从80年代的“思想启蒙”转变为新世纪的“文化复兴”。     

“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与政治传播

先进知识分子是“五四”时期政治传播的主体。这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政治传播作为自己的自觉使命，是政治思想推介、启蒙者，政治思潮的引领者和政治理想的实践者。“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政治传播的时代特点体现在：政治思想引进与选择的结合；政治传播与政治实践的结合；社会道义担当与政治价值选择的结合。     

基于超越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之现代中国文化观

基于对现代"激进主义"的反思,林毓生区分了"五四思想""五四精神"与"五四目标":所谓"五四思想",指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所谓"五四精神",指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所谓"五四目标",指以"自由""民主""法治""科学"为内容的"国家强盛"。同时,对于当时学界爆发的"科玄论战",林毓生认为,无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他们实际上均以"科学主义"为"缺省配置",故都无法实现各自的预期目标。基于上述反思,林毓生主张超越"五四思想"和"科玄论战",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即,重组与改造传统文化,在保持文化认同的前提下,使其实现现代化。此乃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从“反传统”到“再造文明”——“五四”现代性方案再认识

在当前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五四”现代性方案受到多种责难。人们指责“五四”把传统与现代性对立起来,对传统资源完全漠视和否弃。其实,在“五四”前期,新文化人之所以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正是基于作为现代性前提的“进步”观念。到“五四”后期,新文化人已对现代性方案作出修改。他们改变全面反传统的思路,主张在综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其中包含着对中国传统资源的珍视和肯定;同时实际致力于传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尽力为现代性建构寻求传统的支持。     

中国政治传统中反智识主义探源

从孔夫子到毛泽东，自“焚书坑儒”至“文化 革命”，文祸、语祸何以历千余年而 不绝?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作为中国政治传统中反智识主义之渊薮的法家 ，其反智识主义成分部分导源于先秦原典儒学；先秦原典儒学中微弱的反智识主义成分，由 于获得其本身底蕴丰厚的主智论资源强有力的支援，形成互动的矛盾统一体，即“体用”关 系；加之一元论和唯智论为基础的“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响， 使之成为文祸、语祸等愈演愈烈的根源。     

论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

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从激进的思想文化革命到激进的政治革命,目的都在于推进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以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的思想文化革命,对推进思想领域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他们发起的文化与思想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都作为维护共和政治或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这种政治功利主义态度决定了其文化激进态度,尤其是全盘性反传统的激进态度。这种激烈的文化反叛,使其失去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因而也就失去了建构新文化秩序的基础,最终使民主与科学流于空洞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给五四文化启蒙注入了新的现代性的内涵,但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急于在社会革命方面取得进展,对建构新文化秩序却没有充分的准备,这便注定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是一次未完成的启蒙。     

关于五四以来革命文化传统的思考

五四新文化是革命文化的源头；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文化继承五四新文化爱国主义传统，形成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与革命斗争互相促进，为革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但五四时期以启蒙主义为特征的精神文化传统萎缩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文化在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之后，政治文化趋向成熟，物质文化得到重视，但精神文化滞后。重视政治文化、集体主义和传统是革命文化的突出特征，精神文化、个性主义和文化创新有待加强。革命文化是一个大系统，需要三个子系统互相促进方能永葆青春。     

张竞生的女权主义思想及其特征

秉持五四时期冲破婚姻和家庭束缚的时代精神,张竞生在20世纪20年代以其激进的性革命和性解放学说,提出了一个以新女性为轴心,以传统婚姻家庭为改造对象的社会改革方案,成为后五四时期名噪一时的女权主义思想家。他的女权主义思想提倡性育,强调两性关系当以爱情为基础,呼吁妇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基本权益。     

“陈独秀全盘反传统论”辨析

林毓生等认为“五四”是“全盘性的反传统运动”，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本文就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是否把传统文化当作统一整体加以全盘否定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不同意见     

梁漱溟“新孔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新孔学”以复兴儒学为归趣，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本文着重指出，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新孔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殷海光晚年的“五四”观

殷海光早年就以"五四"为旗帜,极力的提倡科学、民主与自由,揭露中国传统的缺陷,进行着激烈且全面的反传统.殷海光晚年对五四运动、五四反传统现象都有了理论上的重新思考.     

“五四”及“后五四”时代反传统思潮的道德透视

"五四"、"文革"及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时期的反传统思潮是我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独特景观.这三次反传统之间尽管有是非之分以及反传统与反传统主义之区别,但它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则是一致的.反传统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打击是沉重的,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历史和道德虚无主义思想的泛滥.在有中国特色的新道德教育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问题,实现对于反传统的真正超越.     

渴求·吞噬——新浪漫剧中女性对爱的理想与幻灭

新浪漫剧中的女性很好地表现了五四时期觉醒女性对自身爱的渴求与被吞噬的尴尬，但由于新浪漫主义作品过分强调反传统反理性，追求新奇造成作品内容丰富的同时又隐晦，思想上带有西方现代主义的悲观颓废情绪，某些作品体现出宣扬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缺乏人生进取态度以及逃避现实倾向。因而，新浪漫剧中众多女性在反权男权传统的同时，暴露了自身弱化的一面，犹如在黑暗中闪耀的明灯，在强大男权传统的壁垒前仍显得暗淡。     

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传统”的“反传统”

对于五四“反传统”的合法性以及是否造成“文化断裂”的问题,学界始终众说纷纭,理解五四的深层精神,需回到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新时期对五四“新传统”的传承影响等分析,重审五四“新传统”与五四“反传统”问题。作为传统文化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五四都不应该被看轻,或者回避,正确认识五四新传统,有利于重构当代民族文化传统的重任,且推动着五四研究往更深处发展。     

儒家政治冲突及其治理思想论析

儒家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流,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冲突思想。儒家认为:政治冲突产生的根源是阴阳间的对立、天道的创设和利益的不均;政治冲突治理的旨归是构建和谐社会;政治冲突治理的策略是以中庸为稳定器、以仁政为力量、以利益均平为动力、以理想政治秩序为愿景。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当下政治冲突的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量变到质变——鲁迅思想发展研究之二

关于鲁迅思想发展过程,有一种传统的看法:就是把一九二七(或二八)年以前的鲁迅,笼统地看作“前期”或“早期”,忽视和否认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重大发展,同时又忽视从五四到一九二七年间鲁迅思想发展的具体“径路”。把进化论思想看作是五四以前,甚至是一九二七年以前鲁迅的“基本”或“核心”思想。恩格斯曾经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上述传统看法,也正是鲁迅思想发展研究工作中的一种惰性力,它紧紧地束缚了我们的头脑。但是说从五四时期开始鲁迅就已经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了,我们认为这也不符合鲁迅思想的实际的。关于鲁迅早期(五四以前)思想,我们已在(《鲁迅早期思想简论》·里提出了粗浅的看法。现在我们再具体探索一下从五四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历史时期鲁迅思想的“变迁的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