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

收入流动反映长期收入差距变迁,代际收入流动更是关乎普通民众阶层跃迁,这是关系经济长期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以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和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为基础,研究市场化进程对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期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根据不同指标,下降幅度约14%~21%;截面数据研究表明,全国层面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6~0.69,流动性较低,子代收入水平与父代收入水平高度相关。（2）市场化程度对代际收入流动有显著影响,代际流动性的区域差异非常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强,阶层固化现象越弱。（3）机制讨论初步表明,市场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活跃市场主体增加就业流动性等渠道提高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对于全面理解我国跨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社会阶层流动等重要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农民的出路:教育促进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机制与政策

乡村振兴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及其子女借助教育实现内外分流从而提升收入代际流动性是必然趋势.当前我国农村收入代际弹性远小于城镇,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明显低于城镇居民,而教育促进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作用十分有限,机制不畅.随着世界科技日新月异和国内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各种职业对教育程度与科技能力的要求日益提高,我国亟须健全农民职业系统培训及教育,构建以教育促进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内分流机制;举办校企一体化职业教育学院,构建以农民市民化提高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外分流机制;完善高等教育分流与衔接,构建农民子女以教育提升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外分流机制;强化高等教育的三产实践,构建以教育增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融通机制.为保障新机制运行,我国必须赋予高校举办农民教育的相关权力,将农民教育纳入高校统一招生计划,确保国家财政持续地投资农民教育,以法促进高校与企业联办农民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分流与衔接系列弊端,完善教育促进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配套政策.     

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健康”循环效应代际传递的经验验证

健康是增加收入、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3SLS法构建联立方程组估计健康与收入间的相互关系和循环效应，并进一步通过Blanden法对健康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贡献率进行分解和测度。结果表明：健康与收入之间呈现相互作用的双向因果关系，即“收入—健康”具有循环效应。我国存在代际收入固化现象，健康人力资本对子代收入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对健康贡献率进行异质性分析可知，农村、母亲、低收入阶层、子代16～25岁和初中阶段的健康贡献率更大。因此，应构建阻隔代际收入固化的循环传递效应机制，重视健康人力资本在打破收入固化中的积极作用，完善公共卫生和健康政策以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增强代际流动性。     

我国农村收入流动性与居民经济地位的动态演化

利用CHNS数据,对1989—2009年间中国农村的收入流动性与居民经济地位的动态演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整体上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呈现出不断下降且趋于稳定的态势,尤其是在2004年之后收入流动性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此外,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流动性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中等收入阶层的流动性最高,而最高收入阶层的流动性最低。（2）2006年之前收入流动性基本上有利于大多数农村居民经济地位的改善,但是2006年之后则不利于居民经济地位的改善。此外,1989—2006年间农村居民收入地位的改善更多地来自于较低收入阶层以及最低收入阶层强有力的向上流动的推动。（3）不同收入阶层经济地位的动态变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最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较最高收入阶层向下流动要相对更为强势;较高和较低收入阶层向底层分化的态势日益明显;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地位不容易巩固,其经济地位改善的前景不明朗。     

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

通过收入均值法和百分位转换矩阵法,对中国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差,存在较明显的收入代际传递现象;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显著高于西部地区;(2)对于各地区内部而言,处于收入分配两端的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都较为封闭;高收入组群子辈收入向下流动的趋势逐渐增强,低收入组群子辈收入向上流动的趋势逐渐减弱.     

滚动轴承早期故障优化自适应随机共振诊断法

基于代际差异视角,结合安徽省11个粮食主产区(县)283份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Ologit模型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展开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因素对利益补偿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且存在代际差异。其中,个体特征中的职业和粮食种植时间;家庭特征中的务农和务工收入;外部因素中的生态环境等因素对两代农户利益补偿满意度的差异性最明显。     

收入代际转移决定因素的分解——来自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的观察

收入代际转移衡量的是个人收入在多大程度上由其父辈的收入决定,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机会平等程度。本文应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的代际数据计算了教育、健康投资和职业对代际收入相关性的贡献率。比较一致的结果是:职业的贡献率最高,教育次之,健康再次之。进一步的组群分析表明:三条可观测传递路径对低收入家庭的解释力度更强,教育的重要性在加强,父子收入相关性的分析更具典型性。其政策含义是劳动力市场的公平进入和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有利于促进代际流动性。     

农民收入来源及储蓄意向——农民意愿调查报告之三

农民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绝大部分,农民消费是整个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主要有收入来源、支出预期、储蓄等。当前,农民收入来源、支出预期和储蓄意向怎么样呢?　　一、种植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增加收入需要转变观念,调整生产结构。　　农民意愿调查结果显示,有879%的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种植水稻、瓜菜和其他经济作物。其中有589%的农民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种植水稻。详见下表:从不同收入者分组情况来看,收入低的农户由于经济条件和生产经营观农民主要收入来源项目表收入项目占总户数…     

异质性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分析异质性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使用2005-201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方法研究异质性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均有助于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2）异质性人力资本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3）经济干预因素和经济开放程度对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较为明显,而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偏向因素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提升均有利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农村代际流动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农村代际流动背景,从理论角度分析农村子代人口流动对父辈土地流转影响的作用机理;借助2015年中国健康养老与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两部分模型（Two Part Model）：Probit模型探究子代人口流动能否推动父辈土地流转行为发生,Tobit模型分析其对土地流转面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子女受教育水平、非农户口、流入城市等级和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父辈土地流转;并通过分组回归发现,农村代际流动对父辈年龄差异群体、子女数量以及居住养老方式差异群体的土地流转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为此,应当根据农村地区差异和实际发展水平,加强教育建设,推动社会公平,阻断社会阶层固化与贫穷代际传递,增强代际流动性,进而推动土地流转。     

中国居民收入代际流动性测度——“二代”现象经济分析

近年来“二代”现象广受热议。收入的代际流动问题,实质是经济资源或经济地位的代际传承问题。作为社会收入代际流动程度的衡量指标,收入代际流动系数的正确测度是该领域实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针对现有文献的不足,通过构建一个合理的IV估计量分析框架,得到了代际流动系数的一致估计;并基于CHNS的调查数据测度了中国居民收入的代际流动系数,估计值为0.830,位于包含参数β真值的估计区间［0.615, 1.280］中。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认为：中国目前仍是一个收入代际流动性较低的社会,父辈收入水平对子辈的收入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中国要改善经济不平等的状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农民工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流动模式与代际差异

文章利用2008-2010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RUMIC),对农民工家庭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进行了测量和分解.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消费不平等高于收入不平等,而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存在明显的流动模式差异与代际差异.收入来源和消费结构分解表明,劳动收入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而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则为食品、衣着和居住支出.对基尼系数进行的夏普里值分解进一步显示:流动模式差异对农民工家庭收入差距有较大影响,而代际差异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测算及影响因素探析

提升教育代际流动性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基于CGSS(2017)数据测算中国当前的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明晰城乡教育代际流动的现状及其特征,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城乡子代与父母受教育年限之间的代际传承关系。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教育代际持续性较强,而城市地区的教育代际流动性较高;农村子代与其母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而城市子代与其父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农村子代的教育获得水平更容易受到父辈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的制约,而城市子代的教育成就更多地只与其父辈的教育水平高度关联。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村子代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而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的绝对弱势是造成农村地区教育代际传递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改善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状况应当协同发力,共同促进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提升,从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农户水稻种植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资兴320户农户问卷调查

圣去于湖南资兴320例农户水稻种植的问卷调查数据,从一般环境因素、家庭环境因素和个人素质因素三个方面,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户水稻种植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一般环境因素对水稻种植意愿的影响程度最大,家庭环境因素次之,个人素质因素影响最小。具体来讲,农户对稻谷价格评价、生产资料价格评价和种植补贴评价越满意,其水稻种植意愿越高;家庭种植面积越多、家庭收入等级越高和水稻种植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越大,农户水稻种植意愿越高;教育对水稻种植意愿影响的曲线呈倒“U”形。     

教育、职业与阶层的三维代际流动研究

基于CGSS(2017)数据,以比较流动的方法描述教育、职业和阶层这三个指标的代际流动水平,并揭示各关键变量对代际阶层流动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我国整体的代际流动现状以短距离向上流动为主;教育规模扩张未能有效提升代际流动水平,但能促进代际流动的内部均衡化,缩小内部差距;代际流动现状中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表现为：农村地区、西部和中部区域的子代更容易实现较长距离的代际向上流动,但流动的内部不均衡性也更为突出;城市地区和东部区域的子代较难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但流动的内部差距较小、分布较为均衡。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是开放性的,教育这一自致性因素仍是底层群体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最重要通道,但高校和社会也需要有所行动。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弹性的变异及影响研究

居民收入分配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关注的一大主题。在经济学中,收入分配持续动态表现为子代收入在多大程度上由父代收入决定,也就是代际收入弹性。运用CHNS1989—2011年九轮调查数据,进行适当的样本归并、测量误差修正和可比性调整等处理,可从纵向变动和横向异质性两个层面定量刻画中国居民收入代际弹性的变异特征,并估计分析了代际收入弹性变异对收入不平等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居民代际收入弹性的纵向变动大体呈现出"M型"态势;(2)代际收入弹性在不同收入分布上存在异质性,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显著高于高收入阶层;(3)代际收入弹性异质性对以方差表示的不平等解释力在波动中有轻微上升的趋势,2010年前后的解释程度已接近40%。     

农村公共支出视野中的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基于具有分层结构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两水平统计模型重点考察了农村公共支出对9省(区)农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子女的属性变量后,代际收入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受省(区)间公共支出水平的影响;结果同时表明,代际间收入流动性较弱。建议在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时,应进一步考虑优化公共支出结构,从而为农村子女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平等机会。     

教育代际流动的民族差异

利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卷调查(2011年)"研究教育的代际传递与流动,并比较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异同。研究发现,总体上16—25岁群体教育程度受父母辈的影响相对于26岁及以上群体更小,因而具有更弱的代际传递性和更高的代际流动性。分民族来看,少数民族16—25岁群体的代际流动性要低于同年龄段的汉族群体,而少数民族26岁及以上群体的代际流动性要高于同年龄段的汉族群体。因而,在继续坚持已有教育政策大方向的基础上,应适当调整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增强少数民族青年一代的教育代际流动性。     

社会人口学特征对农村贫困者自我和谐的预测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人”的和谐。本研究以970名农村贫困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我和谐问卷研究贫困者的 自我和谐度及与其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贫困者自身、家庭和社会因素与自我和谐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相 关关系;（2）贫困者的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代际贫困、贫困程度、家庭规模收入来源等变量以及年龄与文化程度、家庭规 模与贫困程度等变量的交互作用在自我和谐的三个因素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3）贫困者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和家 庭规模变量对自我和谐具有正向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