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手段和重要标志。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实质是立足于中国乡村传统的现代治理制度的建立,是传统规则向现代规则的转化,是由带有浓厚血缘关系、宗法关系、政治关系、群体自发关系的制度形式向使社会成员具有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发展意识和群体自觉意识的刚性规则的转型。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根本路径是培育社会公民的自觉意识和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强化议事和决策程序,建立合法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谈谈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体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未来十年的改革作出了总体谋划,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接下来的改革重点之一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改革。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然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调整开始,政府管理实现由管治到公共治理的转型。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即推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化、制度化,现阶段应搭建起"国家-社会协同共治"的新型治理架构,把实现政府转型作为系统工程的重心。     

政府与社会的双重建构:公共治理的实践命题

随着公民权利的扩张,提供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民主政府兑现其对宪法与公民的承诺的基本方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公共治理的多中心秩序。多中心治理实践的社会网络形式以及对公民社团的依赖,决定了政府需要按照公共治理的制度逻辑和行动逻辑对自身及社会进行重新构建。对中国的现实而言,政府既需要提高制度化的能力,加强元治理,也需要推动社会力量的建设,并在治理网络中提升网络治理的能力。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中国网络反腐的行为机制、功能和限度

网络反腐是转型时期中国制度化反腐的重要补充,以其独特的作用和优势日益成为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的重要途径,是公民教育和民主政治训练的重要方式,对加强政府廉政建设和提高公共治理能力有着重要功能和作用。网络反腐一般有个人网上行为和民间网站两种形式,网络自身的特点和相关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使得网络反腐也有着一定限度,对其作用不能夸大,网络反腐功能的深入发挥有赖于政府正确引导,是它能够伴随着制度建设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而逐渐成长,成为官民良性互动和公共治理的合理手段。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论合作治理中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合作治理体系,其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应当从后工业社会的交往关系和行为互动机制出发,谋求优化社会整体的道德化方案。从人的行为需要规范的角度看,制度化的道德规范可以发挥引导性的功能,使人在社会合作治理中增强自愿行为。合作治理取决于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确立,而道德则是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基础。所以,只有建立起道德制度,才是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的根本出路。     

权力商品化的若干表现形式及其防范

公共权力作为保障公共福祉的公共资源,决定着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公平性和正义性。由于受官本位思维和权力消费观念的驱使,个别党员干部将商品交换原则带入政治生活,使得公共权力商品化,进而引发权力交易等腐败现象。新时代全面从严治理腐败,以制度反腐推进中国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着力强化制度授权和依法用权的规则意识,防范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内生活、侵蚀政治生态。为此,必须从学理上厘清公共权力的职能边界和商品交换原则的适用范围,着力在从政理念、规则意识、过程监管方面进行制度化的边界规约。     

程序主义民主与公共领域的现实重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及其启示

按照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商议民主包含了两个核心的要素,一是制度化的商谈机制,一是非制度化的公共领域中的商谈.制度化的商谈机制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来保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在其中得到表达.为此,商谈的程序必须按照论辩的逻辑来制定.制度化的商谈只是解决问题的机制,而发现问题则要依靠非制度化的公共领域中的商谈.非制度化的商谈还是一切制度和法规的合法性来源.然而非制度化的商谈不是在理想的环境中进行的,其中存在着交流赖以进行的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平等.政治制度和法律就是要调节这种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从而使公共领域的自由交流得以进行.     

治理转型视角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成长

随着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开始以社区自治为导向进行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取得了一定的制度绩效,不过其行政主导的路径却制约着社区自治的进一步成长。为推动社区自治进一步成长,需要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社区治理转型。社区治理转型要求立足于社区,构建现代社区治理结构。现代社区治理结构包括:完整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机制、制度化与多样性的社区参与渠道、需求导向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中共执政制度认同空间维度的深度思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以制度转型逐步确立了执政制度认同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指导、公共文化塑造、政治环境民主和社会秩序稳定共同生成中国共产党执政制度认同的空间维度。同时,通过构建执政党学习机制、社会成员参与合作机制、执政制度治理机制和改革成果共享机制,实现拓展社会成员的执政制度认同空间维度。     

国家治理转型中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困境及超越

推进国家治理转型逐渐成为当前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抉择,是建构现代国家、化解社会冲突的重要改革举措。国家治理强调多元参与、协同共治,需要理性与制度化政治参与相结合,然而,由于民主、法治等现代性因素成长较晚,加之各种体制性因素的阻碍,我国政治参与处于非理性、非制度化向理性、制度化转变与完善的阶段,这成为推进国家治理改革必须跨越的屏障。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解决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积累的诸多问题,必然推进制度化政治参与建设与发展,进而实现国家治理转型与现代化目标。     

组织化调控:社会转型的中国经验

分散社会的组织化是构建中国社会调控体系的历史前提与逻辑起点,组织是支撑中国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的关键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是革命性的,但整体的转型过程是相对有序而平稳的,其基本经验就是:执政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是支撑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根本保障力量,组织化调控是支撑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核心主导机制。组织化调控的根本缺陷在于治理成本较高和政治风险较大,并且很难实现国家治理的常规化与弥散化,在组织化调控体系中培育与成长制度化调控模式是中国国家建设和治理体系重构与再造的基本趋向。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现代化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的效能,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社会治理现代化也就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社会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精细化,使社会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律制度治理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社会的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和基本路径,进一步改革社会治理体制、不断丰富、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公共治理边际模型及以人民为中心理念验证

公共治理作为世界上最大而最纯的公共产品,是任何社会、任何历史阶段最不能忽视的重大核心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公共治理理念都不得不为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状况下的价值观所左右。这种由价值观左右的公共治理理念,从根本上讲就是决策者所安排的公共资源配置制度及其管理机制在既定管理半径范围内向部分群体、阶层倾斜的问题。而这种向某一群体倾斜的制度安排,是不同公共治理理念的根本性区别。公共治理边际模型客观地辨析了在其他因素假定不变的情境下,不同治理理念的优劣。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依据以人民为中心公共治理理念与实践的价值成果,检验了公共治理边际模型的客观科学性。     

产权改革与公共领域的重构

产权改革是一个公共话题.本文从对产权属性的探讨入手,剖析了产权改革与社会治理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指出产权改革同社会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公共领域的重构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产权改革为社会治理和公共领域创造了推动力量,而社会治理和公共领域则为产权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社会基础.     

公共财政转型与政府医疗投入机制的改革

公共财政转型在推动中国医疗事业公共治理创新上的贡献良多。首先，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医疗筹资的政府职能回归，其结果，中国卫生总费用大幅度提升，卫生公共支出占比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其次，政府财政预算支出“补需方”的强化及其制度化，不仅使医疗保险体系得以实现全民覆盖，而且为新医改新时代全面推进医保支付制度改革，进而重构医疗供给侧激励机制奠定了基础；最后，医疗领域公共财政转型的方兴未艾之举，在于推动“补供方”或“投供方”的治理变革，即改变以往按编制拨款的行政化旧模式，代之以政府购买的市场化新方法。这些改革之举，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论社会困境的治理模式——兼论地方政府合作治理公共物品的限度

个人利益最大化与群体利益最大化之间的这种矛盾就被称作社会困境。治理社会困境,就是用规范的制度、控制体制和组织模式,促进群体内合作及抑制个体间的竞争。在合作治理公共物品时,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地方政府并非是最好的治理公共物品的方式。因此,可以考虑选择与其他治理方式相结合,寻找更好的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