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的知性传统与视听传播

中国新诗百年历程中形成了薪火相传的知性传统.印刷媒介时代的知性新诗借助"现代解诗学"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并未显示出明显的传播劣势.视觉文化时代,中国新诗试图通过与影视媒介的联姻突出重围.与易懂易诵、轻快明朗的抒情诗相比,知性新诗在视听传播的范式转型中更易受到忽视和遮蔽.这与它在中国新诗史上的经典定位和评价形成鲜明反差.知性新诗的视听传播应当成为诗学界和电视文艺界关注和破解的重要课题.     

传播与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方长安指出,传播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改变了诗人们的创作心理、主题想象、诗性体认与言说方式,参与了新诗生产,赋予新诗诸多现代性品格；然而新诗内部由是存在着传媒化这一负面因子,抑制着新诗诗性的生成。李怡、苏雪莲强调,现代大众传媒是新诗生成的诸种合力中的一种,它不仅为诗歌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使诗歌具有了不同于古典时代的功能,而且还塑造了新诗的表意方式和美学特征,带来了新诗阅读方式的变化。鲍焕然认为,新诗的媒介类型主要有日记、私人书信、杂志、报纸副刊、诗集、沙龙、社团、课堂,以及街头、农村和战场为平台的社会环境媒介等等,它们凭借不同的文化特征在白话新诗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影响。陶丽萍从传播角度考察了新诗经典化现象,认为新诗经典的确立,既与文本诗性相关,更是报刊发表、出版、公共阅读、批评、文学史叙事、公共教育以及评奖等多重传播机制共同言说与历史扩张的结果。     

新诗传播接受的诗学建构性

读者传播与接受在作用于新诗创作的同时,影响着新诗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建构。在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过程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相互依存、对话,在冲突与融合中思考新诗建设问题,生产出不同类型的诗学文献,构建出具有传播接受特性的诗学理论;新诗传播接受媒介的现代大众性,致使现代大众传媒性成为新诗学的突出特征与理论品格;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语境制约着新诗理论的生成、建构,使新诗学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征。传播接受作为主体间的一种对话行为在赋予新诗学以丰富的现实感、时代性的同时,却使得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未能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弱化了新诗学的理论色彩与体系性。     

传播娱乐化时代的电视创意产业发展

信息传播的娱乐化,成为当前信息传播文化与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模式与特点.电视创意产业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创意内容、传播媒介及接受方式,均表现出强烈的娱乐化倾向.这种倾向,有利于传播的大众接受与电视创意产业发展.但其中表现出的不足,我们也应正确引导和规范.     

新媒体文化的生存悖论审视

新媒体文化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但其目前的生存也存在着诸多悖论.这些悖论主要体现为:对传统文化拓展与冲击的悖论;自由狂欢与侵权、乱世的悖论;草根性与精英化的悖论;全球化与民族性的悖论.     

"新诗二次革命":理论促变胜于自然进化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传播接受与中国新诗史重构论

百年新诗创作史与百年新诗传播接受史始终缠绕在一起,这是新诗的一个重要特点,可以说没有新诗的传播接受,就不可能有新诗创作的不断突围与发展。但是既有的文学史、新诗史著作所建构的新诗史,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包括新诗传播接受内容。基于这一状况,以传播接受为视角,重构新诗历史,或能尽可能地还原新诗史的真实地貌,揭示其内在生态特征与动力机制。重构将以新诗创作发展史为基点、主轴与目的诉求,以传播接受事实为视野与依据,透视、解读创作演变史,传播接受构成创作演变史的有机部分,使新诗史不只是创作事实的呈现史,而是一部从传播接受维度揭示新诗之中国诗意、诗性的生成演变史,一部敞开新诗现代性书写、传播与意义增值的新诗史。     

论当代诗歌传播体制中的选本传播

自“新时期”以来中国诗坛就不缺乏各种各样的选本,由诗歌报刊、民刊、诗集、选本、互联网、电视等共同构成了整个诗歌传播体系,而选本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地位,选本传播在推举年轻诗人、促进诗坛竞争和确立诗人与诗群的文学史地位方面具有重要贡献和影响力.当代诗歌亟待经典化,而选本重任在肩.应多多关注选本在诗歌传播上的优势和影响力,而不必总是盯着互联网、电视之类的“热媒体”,一厢情愿地幻想诗歌的大众传播.     

融媒体场域下电视内容精准化传播的实践逻辑及路径

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电视用户被大量分流,电视内容的抵达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电视内容与用户之间的连接受阻消解了电视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而连接的实质是电视内容的有效触达,核心是电视内容的精准化传播,这一方面涉及电视用户精准贴签,另一方面涉及电视内容的精准生产与精准分发。电视内容精准化传播在融媒体场域中进行,精准定位、精准制作、精准关联作为核心要件协同互动,遵循着特有的实践逻辑,最终实现电视内容与用户的强连接,提高电视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公共屏幕传播与公共空间重构

21世纪以来,伴随智能视觉技术与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范围内屏幕媒体蔚然成观、屏幕文化奇观凸显、屏幕世代俨然形成.其中,作为公共媒介存在的公共屏幕正在改变和重组原有的公共空间秩序与样态,比之手机、电视、电脑等个体使用性媒介屏幕,公共屏幕尤其是户外公共大屏幕在公共空间的重构上具有场景上的物质景观性、交往上的复归现实性以及文化上的重地域化和形象光晕性.公共屏幕对公共空间的上述传播特征之于现代城市化乃至都市化进程中的创意性、公共性以及球土性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意义.     

新诗传播与经典化

鸦片战争以后，现代报刊、出版、教育等的迅猛发展改变一了诗歌的传播方式和运行机制，使诗歌从传统的应酬唱和、交际游戏的个人自遣之作转变成为面向大众的公共言说，从庙堂、“沙龙”走向大众、民间，从教化转向启蒙。新诗经典的确立，受到传播方式整体变迁的制约和影响。相当程度上讲，新诗经典化是在新诗传播过程中完成的。一、报刊发表:新诗出场与现代品格的孕育文学发生牵涉诸多相关因素，刊物发表作为文本、媒体与读者传播机制中的重要环节，无疑是其中极具活力者。晚清以降，伴随着新式印刷技术的引进，报刊媒介大幅度增加并批量生…     

电视对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作用

“更高、更强、更快”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著名格言,运动员通过不断刷新纪录以及挑战极限的勇气来实现新目标,推动事业的新发展.电视媒体的发展,为奥林匹克运动赋予了更全面的意义.塑造、传播、映像、反馈、调整、再传播是奥运电视传播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不断改进、自我完善、解释沟通中循序渐进地完成的.本文从奥林匹克和电视的发展历程入手,阐述了奥林匹克精神与电视传播的关系,从而进一步表明电视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论教育电视发展的新空间

网络时代电视在教育教学的应用中有没有新的可以拓展的空间?本文对电视在网络时代的技术发展、传播特性、受众状况进行了梳理,预见到电视与网络必然融合的发展趋势,提出了电视在社会大教育、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小众化教育以及终身教育中即将和必然发挥出其他媒体不可替代甚至无法企及的作用.本文认为,教育电视在网络时代依然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电视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永远具有创新性,永远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消费主义时代的知识幻象——知识被电视媒介重新定义之后

在消费主义时代,电视媒介已成为诱导人们消费的主要媒体,而知识类的电视节目则成为当前引人关注的节目形态.电视利用其媒介权力,将这类节目变成个人体验性的传播,通过电视对现实重新定义后的符号化过程,加上题材的选择和传播者的明星化,使得知识类的电视节目呈现出知识扁平化、零碎化的特点.传播者和受众在电视虚拟的传播空间中,通过各自的想象建立起彼此的联系并相互认同,从而产生出某种知识幻象.     

传播学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传播的过程.运用传播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还具有必要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借鉴和运用传播学的"守门人"理论、传播媒介理论、传受关系原理以及传播技巧等,能够更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

现在公认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近百年来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是多重力量参与完成的动态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批评、选本与文学史著。批评选择有意味的新诗文本予以解读、阐发,揭示其内在意义;选本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中遴选出供读者阅读的新诗范本;文学史著以"史"的权力,确认重要诗人诗作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三者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特点发生作用;又往往相互合作,形成结构性力量,推动着现代诗歌经典化进程。批评、选本和文学史著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受传播接受场域制约,与现当代多重话语建构联系在一起,因而以它们为主导力量所遴选、塑造出来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否可信,便成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论第三代诗歌的传统诗学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观对“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诗人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上的“物态化”、艺术上的“隐喻”和“象征”、语言上的“玄言化”以及美学上的“谐谑化”倾向.透过传统诗学特征在其诗歌经验和诗歌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出,只有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与西方诗学理论有机融合,让中国新诗既流淌着母体的血液,又感应着世界潮流的律动,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媒介现代化趋势下的文章体裁前瞻——电子媒介时代语境下新诗的命运探考

新诗在新兴的电子媒介文化传播载体(网络、短信)上繁盛的事实,以及诗歌与图像之间"和而不同"的共生、互补关系,都有力地证明了电子媒介时代语境下新诗不会消亡。     

“说”新闻与现代电视传媒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电视成为公众了解信息的主渠道,其影响力与报纸、广播和网络相比可谓得天独厚,我国电视新闻从内容到形式、从观念到表现、从质量到规模都发生了质的飞跃.新闻传播人本化、和谐化的理念日益为传媒业广泛接受.作为传媒主体的电视新闻更是以新的面貌出现,新闻由"读"到"说"的转变已成为电视传播理念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诗体焦虑”与“歌谣身份”——论新诗“诗标准”的变动与歌谣文体身份的关系

在新诗研究史上,新诗和歌谣的关系一直是倍受争议的问题。五四后关于新诗歌谣化的争议,实际上是白话入诗所带来的关于诗标准的争议。诗标准的变动决定着歌谣修辞体式的自觉、歌谣与诗的辨析以及歌谣的文学化。对歌谣的文体身份和诗标准变动之间密切关系的揭示,有助于推进对于新诗发展规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