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书论的美学思想

作为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苏轼不仅精通诗词、文赋,而且擅长书法、绘画。他重视书法创作理论,其书论集中在他的书画品评题跋文中。这类文章大都篇制短小,率性而发,兴会所至,不经意而为之,蕴藏着丰富的美学思想。苏轼崇尚“自然天成”,认为书家应注重作书的心态,而不能刻意去追求字的“形”;他重视“师法”前人,认为书法创作的出新必须以“宗法”为基础,讲求“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并融入书者的人格品性,力求达到“书如其人”的境界;与之相应,书法鉴赏者也须具备卓越的见识、高深的造诣以及求实的精神,并坚持“书以人重”的原则。     

神·意·道：苏轼文论、画论、书论的比较研究

通过几对范畴"神、形"、"意、法"、"道、艺"来探讨苏轼文论、书论、画论的同构。"传神"本是绘画理论的概念范畴,苏轼将之运用于对文学和书法的阐发,提出"传作者之神(人品)"的理论。同时以人论艺,提出"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书如其人",认为观书如观诗,观诗如观画,观人即观书。就"意"与"法"而言,苏轼出于对独立自由的艺术精神的重视,崇尚"意",同时注重"意"与"法"的辩证关系。而在"文"、"艺"与"道"的关系上,苏轼强调"艺"与"道"的"两本""两进"的原则,为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曾国藩对姚鼐学术思想、古文理论的改造与创新

姚鼐提出“义理、文章、考据不可偏废”,但实际上有轻视汉学的倾向。曾国藩则汲取汉学之长,独创“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古文门径,为古文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真正实践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阙一不可”的学术主张。此外,曾国藩对文章的主题、布局谋篇、选词用字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总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写作技巧理论,也补姚氏所未发。     

王羲之的书艺与书论

本文简要叙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成功之路,论述了其存世法帖的主要艺术成就,分析了其书法理论的价值所在,指出其书法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意”与“法”。     

雄健笔力：朱子书论与文论审美旨趣之契合

朱子哲学思想中有着强烈的尊阳抑阴倾向,他认为君子人格的形成源于其对天地清刚之气的禀赋。因此,他论文艺也推崇阳刚之美,具体表现为对书法与诗文劲健雄浑笔力的提倡。朱子论文艺常与主体人品相关联,他认为劲健雄浑的笔力是创作主体君子型人格、高逸胸次与慷慨气节之体现,文风关乎世风,所以对文艺劲健笔力的推崇可扭转萎靡世风,从而振起士人精神。朱子的文艺思想是在其理学思想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因此只有打破各艺术门类分离研究的现有格局,采取融通与交叉的研究方法,才能深入把握其整体文艺观。     

曾国藩文论的纲、目、质

本文把曾氏文论本身作为一个有机的学科体系，且从全部中国古代文论的历时态与晚清文学思潮共时态的比较研究中，探寻到其文论的总纲─—文道一统、明体达用，分目─—兼收并蓄、博大圆通，和本质─—实事求是、识时达变，从而为之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曾氏古文观既适应了文学观念自身演进的需要，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他为挽回传统文化日趋衰落的败势而采取的开放宏阔的眼光、圆滑通变的态度和文以致用的方略、既是对封建文化与文学所进行的一种自觉总结的表现，更是他在中国社会面临变革的历史关头，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与文化代言人自觉为本阶级政治与文化利益寻求出路和发展机会的产物，显示出深刻的现实基础与深远的历史渊源．不可一概加以否定。     

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起点。它首先从军事工业开始,表明它必须得到握有实权的封建官僚的支持与提倡。本文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形成与洋务实践活动进行了探讨,指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倡者,正是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洋务运动在军事工业中广泛开展。军事工业又推动了民国工业的发展,由此在中国社会内部产生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关系,它们日益否定着旧的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由此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     

梁启超文论创构与当代文论建设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文论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他的文论是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梯,涉及了一些重要的现代理论命题,对中国文论现代范式的创构有重要的贡献。梁氏文论的精神内核与方法特色在当代文论建设中仍值得我们省思。     

理学视域下姜夔的诗论与书论

对于诗书理论上均有建树的姜夔,学界却绝少注意到其书论与诗论的相通性。他认为诗、书之意格须高,而主体的人格精神决定了诗书之格,故需提高主体涵养。他主张诗须含美刺之义理,书须依点画施设之情理,形式变化多端而尚义理之古法不可乱。对重形式之今法,他主张在诗、书创作中应不被其所缚,精思、自得而成一家风味。他还提出自然高妙说,追求诗、书中和平淡的美学风格。而他的诗书相通的文艺思想明显受到当时理学文化思潮的影响。     

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传承

曾国藩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 :钻研义理之学、镇压太平天国和开创洋务运动。而这三件事都与对传统文化 ,尤其是对湖湘文化的传承分不开 ,因为他起家词林 ,潜心经学 ,对理学有很深的造诣 ,并将读书与修身结合起来 ,即学术、心术、治术联通一气 ,向“修、齐、治、平”的境界努力。他所做的后两件事 ,其实都是学以致用的结果     

试析曾国藩的基督教观

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基督教是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传入近代中国的。因此,宗教文化与政治成为近代中国人看待基督教的两个重要视角。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看,曾国藩对基督教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卫道＂对抗到正视其宗教地位的过程;从政治的角度看,曾国藩主张承认传教特权、限制基督教约外侵权,最终希望修改传教条约。总体而论,曾国藩的基督教观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存在自身的缺陷。     

曾国藩戏曲活动考论

关于曾国藩的戏曲活动,曾国藩日记、家书等史料中多有记载.这些活动不仅历时长,范围广,而且在观剧类型上具有以堂会为主、他人宴请为多、自娱性少而政务性强等特点.而从这些特殊的戏曲活动以及独特的记述方式中,既可以窥见其主要的性格特点及戏曲观念,也可以了解到晚清戏曲文化发展的某些侧面.     

曾国藩军事训练思想研究

湘军创始人曾国藩以“训练之才”自称,他在继承我国传统训练思想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训练思想。在其军事训练思想指导下,湘军经过较为系统、严格的军事训练,最终成为一支维护晚清统治的武装劲旅。除去其政治色彩不论,研究其军事训练思想对于全面推进我军军事训练转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之传承与对接

曾国藩推崇桐城诸老,文学理论师法桐城传统。他继承戴名世“率其自然”的主张,崇尚自然之文。韩愈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其雄奇文风被曾氏所张扬。曾国藩作品洋溢豪迈刚健之气,气吞山河之势。他沿袭道统与文统相结合的规则,添加文学经世主张,创建了桐城派一个变种湘乡文派,使桐城古文再度延伸达半个世纪之久。     

曾国藩“纵兵大掠”徽州考辨——兼论徽州咸同兵燹

曾国藩“纵兵大掠”徽州是史学界曾经流行的观点,实际上并不正确,但在徽州特殊的历史氛围中,也确实形成了不尽公允的“切齿湖湘”的民间舆论。徽州咸同之际的兵燹,清军与太平军都有责任,但曾国藩并非元凶,而且他为徽州的恢复尽过心力。     

曾国藩与曾门四弟子关系之论析

张裕钊因会试得主考官曾国藩赞赏而结成师生之谊,成为"军中秘书".张作文作诗皆受曾影响.吴汝纶也因科举而得曾国藩赏识,留用曾府,起草奏疏,影响最大.科场不利的黎庶昌得曾国藩提拔,"教以作文之法",成为桐城派一流作家.薛福成因<上曾侯相书>而得曾氏重用.薛文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开拓了桐城派散文新境界,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从《曾国藩家书》看曾国藩的作文之道

曾国藩是清湘乡派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学习古文,十分推崇韩、柳、欧等人的创作风格。他认为,为文重在“行气”,即文章要有排山倒海的气势;而“行气”则必先“养气”,故初学者应通过“看、读”名家名作来“养精蓄气”。此外,行文还必须讲究辞藻的丰富和结构的圆适。《曾国藩家书》所阐述的上述观点,体现了湘乡派的创作主张。     

曾国藩的心物观

曾国藩是理学的虔诚信仰者和笃实践履者,一生勤治理学.其对理学的贡献不在学理而在实用.本文重在探讨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的心这一核心概念,通过分析心与理、气、性、物、境、欲等的关系,从哲学层面揭示曾国藩理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实用性,而这也是前人较少涉猎之处.     

曾国藩教育思想渊源探析

曾国藩独特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主要渊源于传统文化与家训祖规;西方文化与湖湘文化;师友砥砺与丰富阅历等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