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致良知”的教育哲学

今年 (1999年 )是中国明代思想家王阳明逝世 470周年 ,为纪念这位历史文化名人 ,阳明故乡浙江绍兴举办阳明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本文专门论述阳明的教育哲学思想 ,认为王阳明的教育观是他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致良知”是阳明学的核心和基石 ,也是阳明一生讲学的宗旨 ,它也具体地体现在阳明教育目的、内容、方法及过程之中     

论王阳明法的思想体系

王阳明关于法的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从法的来源看,阳明之法属于神意法和父权法的混合;在法的内涵上,阳明之法体现和维护的是等级秩序;在法的功能上,阳明强调法立事行、抑强扶弱;在执法上,阳明强调执法公正;关于法的局限,阳明指出,所托非人则法律废弛,法律严苛则适得其反,要情法结合。阳明之法体现了中国传统天人思想的特色,具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关注较少、研究不深但又颇具价值的学术问题。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初传的辩难与阐扬、晚明的鼎盛与会通、清初的延续与修正、晚清的维系与终结,显豁出阳明心学传播与接受的“关中模式”:一是未能取代张载关学、程朱理学在关中地区的主导地位;二是呈现出起伏不显、波折不大的抛物线式传播态势;三是以会通朱王为基调。这种模式所映射出关学与阳明心学的交融与互动,一方面不断生成和更新着关学,推动关学心学化、全国化;另一方面亦促使阳明心学实现自我重构和完善,将阳明心学在可能的衍化方向上提揭（显豁）出来,拓展和深化阳明心学的理论维度,成为探究阳明心学“在地化”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王阳明心学哲学立场新探

阳明哲学的理论命题"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涵盖了理学的方方面面,高妙至极。古今学人均有以"是内而非外"、"重内遗外"或"完全转向内向性"等论断来界定阳明哲学立场的,本文以探索学习和对阳明哲学加深了解的态度,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阳明学是以"合内外"为其哲学旨归的。     

从现量境、日常境看王阳明诗歌的禅宗美学境界

众所周知,王阳明在建立心学思想时,吸收和利用了佛禅。不仅如此,其诗歌创作也体现出这个特点,纵览阳明的诗歌,不难发现其融汇诗、禅的努力。从禅宗美学境界上看,触目菩提的现量境、饥参困眠的日常境在阳明的诗歌中比比皆是。相较而言,阳明诗句出现量境最多,这与阳明对山林生活的热爱有关。其次,具有日常境的诗句也较多,这是阳明随处皆真、随缘任运的禅学精神的体现。     

朝鲜阳明学派的形成与东亚三国阳明学的定位

朝鲜朝时期(1392-1910),在退溪学的主导下通过对阳明学的辨斥,才形成了不同于中、日两国阳明学的独特的朝鲜阳明学派.就学术个性而言,朝鲜所接受的阳明学比较接近中国北方的阳明学,而日本所接受的阳明学则较为接近南方阳明学.比较而言,中国的阳明学发展到后来,已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的是政治化加世俗化的普世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的阳明学起先只是掌握在儒学教师个人手中的文化知识,后来为了实际的需要而逐渐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走的是学问化加功利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而朝鲜的阳明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的,因而是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斥声中被官方和民间艰难地接受和传布的,走的是如何适应以程朱理学为绝对权威的类似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路径.     

致良知与致中和——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逹道也"等重要思想。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论阳明“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

阳明学与朱子学无疑是有巨大差别的,但是阳明也明确说过"吾之心与晦暗之心未尝异"这样的话。本文试图从围绕阳明选编《朱子晚年定论》的是是非非以及两人在"存天理、灭人欲"问题上的认识,来论述阳明这句话的所指,以此阐明阳明学与朱子学除了相异的面向以外其思想观念一致的某些方面。     

阳明学生命观探析——兼及宋明理学的分期问题

阳明学生命观是传统儒学生死观的最终形态,集中体现了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智慧,对了解中国传统生命观具有重要意义。从方法论出发,宋明理学以阳明学为标志分为宋学和明学两种形态,从阳明学生命观和宋学生命观的异同可以发现：阳明学生命观具有重内在、证良知、重感性、重生死体验以及生命实现途径上转向了觉民行道这五个基本内涵,这些方面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良知之道──阳明禅与儒学修道养静工夫

一、从阳明样说起王阳明先生的学问曾被一些人讥之为"阳明掸",其言下之意谓阳明之学恐非儒学正统,而几近佛老,故以"禅"称之。吾以为阳明的学问乃儒学之正宗无疑,阳明先生的一生亦是体现了"内圣外王"的标准与风范的儒者的一生。虽然,王阳明先生在世之时确曾与一些道士、掸师过从甚密,他的奇特的经历亦表明了他与佛道两家有着不解之缘,而阳明心学体系之建立确实有从佛学（尤其是禅与华严）借用资源的痕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阳明心学只是儒化了的禅佛学。事实上历史已经向人们证明了阳明先生无认是其人生的践行,还是其学问在世间的影…     

国内百年阳明心学研究述要

国内阳明心学的现代研究始于1910年代。1910-1950年，阳明心学研究是根据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基本理论架构；1950-1980年，主要是台湾学者在阳明研究中作出了一些推进。1980年，大陆阳明心学研究重新起步，突破了唯物唯心二分式的理论框架向纵深发展。直至今日，阳明心学研究已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展开，取得了较多的跨学科研究成果，阳明心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显学之一。     

中晚明士人陆树声的学术倾向探析

江南士人陆树声的学术倾向在中晚明时期具有代表性,其学问旨在修正阳明后学的空疏弊病。陆氏反省中晚明士人远离“明经”之旨的现象,他在认同阳明学说的基础上,对于阳明后学存在的问题有清醒认识。陆树声不积极支持阳明从祀,对王学末流的虚谈之风也提出批评,他强调由深造自得而“致”良知,并警惕阳明后学“跻阳明而为禅”的倾向。陆树声平以济世的学行特色,在他的学术取向、文学表达与言行实践中均有体现,亦是中晚明学者深入反思和救弊阳明学说的缩影。     

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论争之现代诠释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王阳明龙场悟道新诠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成为“王阳明”的标志性事件。其悟道地点（石墎）、时间（中夜、寤寐中）反映了阳明独特的经历与个人气质,也折射出强烈的心学底色,更具有浓厚的宗教象征意味;而其悟道过程之中的“若有人语之”现象既可视为阳明梦中与人论道,故与禅宗闻声悟道并不相侔,亦可视为隐藏在阳明内心深处的良知“幻化”而成的“语声”,故龙场之悟是阳明良知之自悟;就悟道之内容与性质论,龙场所悟实是阳明成圣之路上至为关键的生存论之悟;而就悟道与体道、顿与渐关系论,悟道只是阳明“重生”的一个起点,阳明一生艰难而漫长的体道过程还只是刚刚开始。     

王阳明早年“出入佛老”研究

“出入佛老”几乎是宋明哲学家必经的思想历程,也是阳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围绕阳明心学发生史上“阳明洞修道”事件中的前知和内照光景问题,分析阳明“出入佛老”过程中所发生的从身到心、从术到道、从仙到佛,也就是从养生到境界的思想历程,揭示其哲学意义是使阳明由佛老虚无境界的精神体验出发走上在儒家日常的感情和伦理生活中实现超越的精神境界的道路,从而为他建立融合儒、释、道三家为一体的心学理论准备了条件。     

明末清初相反对立的阳明学派史——周汝登《圣学宗传》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比较

回顾近代以后的阳明学研究史可以看到,阳明学派的研究一般以黃宗羲《明儒学案》为出发点,以尊重有善有恶说的修证派为阳明学的正统,以尊重无善无恶说的左派为异端。但是,如果根据周汝登《圣学宗传》可以看出,明末的状況是在阳明学派中,左派是主流,修证派是相似朱子学的保守派。《圣学宗传》代表明末万历末年的阳明学观,《明儒学案》代表清初康熙间阳明学观,二者都应该被尊重。     

试析阳明心学的生态智慧

阳明心学的理论价值和思想意义不仅体现在其修身养性之说,而且也表现在其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中.以阳明心学生态思想为切入点,分别从心物关系、良知说、等差之爱几个方面详细探讨了阳明心学的生态伦理观,从中总结出阳明心学的生态思想所体现的审美性、道德性和实用性等生态伦理特质,并结合当下的生态运动解读阳明心学所体现出的生态智慧及其理论价值.     

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以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为例

洛阳是明代北方仅有的两个阳明心学传播中心。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洛阳心学群体对文道观、特征论、风格论等文学基本问题及明代文坛的复古、模拟、性灵等重要命题均有所阐发。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有着调和传统理学文学观与阳明学说影响下公安末流等文学观的色彩,研究洛阳心学对于了解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良知之教”到“立命之学”——由袁了凡其人其学看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

阳明心学的精神品格之一,在于寻求自我意识的发展。晚明袁了凡是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其“立命之学”与阳明心学的“主体性自觉”一脉相承,深具阳明心学色彩,在士庶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对“立命之学”的支持和反对,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阳明心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派,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于斯可见。“立命之学”用“神道设教”的方式进行儒家伦理道德劝化,堪称“世俗版”的“良知之教”。“立命之学”和《功过格》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说明阳明后学在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吕柟与阳明学

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吕柟为主要代表的关中学者在面对阳明学的冲击时,仍坚守朱子学的立场,与阳明学者就教人之方、知行先后、格物致知、"修己以敬"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辩论.吕柟对阳明学的拒绝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周围及之后的关中学者,从而有效地抵制了阳明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也使阳明学在万历中期以前未能取得关中思想的主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