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簋释文考地

1986年,陕西安康县城东王井沟出土史密簋,铭文记述了周王朝与东夷、南夷的战争,对研究西周史、铜器断代以及山东半岛方国地理都有重大的意义。《文物》1989年7期发表了张懋镕、赵荣、邹东涛《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发表了李启良《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吴镇烽《史密簋铭文考释》,《西北大学学报》     

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

西周铭文是现存较早的单独成篇的文本,《易传·文言》中“修辞立其诚”之观念虽是后起之说,但其所强调的“诚”应与早期铭文之类写作活动相关,可能就是对这类文本写作经验的总结。西周铭文是祭祀者与神对话的记录,以诚心获取神之佑助是铭文写作的动机,向神展示诚心是其核心的内容,诚也是铭文行文的基本要求与行文风格,故借助西周铭文,可以为这一文论观念作更具体的文化溯源。     

商周青铜器铭文书法艺术研究及其风格问题初探

商周青铜器铭文是我们研究商周历史的第一手史料。青铜器铭文的书法特征为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深入研究商周青铜器铭文的书法特征，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商周青铜器铭文书法艺术风格的判定作些客观铺述，以求教于诸位学者。以西周为例：青铜器利器是政治权力、财富、身分等级的象征。“西周铜器铭中所记‘命书’很多，都是派史或内史册命，《师部篮》由作册内史册命，《师展鼎）｝、《免篮》、《走篮》、《休盘》，则都由作册尹册命，可证”。①《周礼》卷六“大史··，…与群执事谈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     

质疑刑讯起源于西周说

刑讯起源于西周是法史学界很有影响的观点,其论据以《礼记.月令》中的内容为主,也有《周礼》及西周铭文的记载。但依据相关典籍记载,现有论据尚不能证明西周及春秋时期存在刑讯的使用,而只能表明战国时刑讯开始作为一种事实行为出现在司法审判中。其制度化则始于秦统一之后。     

眉县新出青铜器与西周王室世系、年代学及相关问题

2 0 0 3年 1月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了 2 7件氏铜器 ,其铭文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按铜器铭文内容与器形 ,可分为 3组 8篇 ,并应与 1985年在杨家村发现的另一组青铜器做综合考察。这些资料叙述了单氏家族 8代世系与西周王朝 12代世系的对应关系及相关史事 ,其中的 12位周王与《史记·周本纪》所述西周王室 12位列王的次序与称名完全一致 ,将 1976年出土的史墙盘所未列的西周王室后半世系全部补上 ,从出土文献的角度第一次全面印证了《史记·周本纪》等书面文献的可靠性。同时 ,还为西周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 ,证明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西周年表”的基本框架可以成立。另外 ,还有助于我们对西周历史文化有关问题的辨误。     

西周南淮夷称名与军事考

南淮夷之称,仅见于西周晚期铜器铭文。由《生盨》、《敔簋》、《虢仲盨》《禹鼎》、《兮甲盘》、《驹父盨盖》等器铭可知,南淮夷军事实力强盛,作为周王朝的一支劲敌,多次侵入内地,打到今陕西商县一带,震动朝野。基于这一点,凡欲研究西周晚期历史,特别是军事史,周边民族关系史,无不注目于南淮夷。本文拟运用青铜器铭文,整理排列,对照文献,从南淮夷与东夷、淮夷、南夷的复杂关系中探求南淮夷的来龙去脉及其军事地位和作用。     

两周铭文与中国古代文体发源

随着青铜器的大量出土,现已发现两周时期百字以上铭文400篇之多,其中最长的一篇《毛公鼎》铭文长达499字。这些长篇铭文记事完整,叙事清晰,语言简炼,其中可见早期中国文体的发源情况:青铜铭文中祈福的嘏辞,是祝体文学的发源之一;两周时期的"诰"体铭文,与《尚书》六体之一的"诰"体的写作内容和行文方式是一致的;西周中晚期册命制度的建立,催生了"命"体铭文的成熟并形成模式化的写作方式;"铭者自铭",铭文的颂赞本质是中国早期"颂"体文学的活头源水;铭文的箴刺鉴诫功能为古代"箴"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两周铜器铭文以其记事的生动丰富和写作的不同方式,成为中国古代不同文体的滥觞。     

再论史密簋所记作战地点——兼与王辉同志商榷

史密簋铭文记载了南夷等军入侵东国,周王命师俗、史密东征和东征的作战实况,为研究西周中期的战争史、东国与诸夷关系以及方国地名等方面,提供了新的金文资料。我曾在《史密簋铭文补释》(《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一文中作过初步探索。     

师■簋盖铭文辨伪

《文物》1964年第7期发表的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陕西省记寿县武功县出土西周铜器》一文,介绍了武功县南仁公社北坡村出土的三件西周青铜器。其中两件师簋盖,各有铭文一百另一字,铸造时代断定在共王初年。 从该文的介绍和所附的拓本图象看,两件簋盖的铭文内容虽然相同,但其形制和花纹却不同,特别是在铭文书体的风格上,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我在初看到这篇介绍文章时,曾怀疑一号簋盖可能是一件赝品。鉴于它和另外两件     

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因为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真伪的不同看法 ,该书的史料价值从明清以来便颇有争议。近代学者中 ,顾实以历法立论 ,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 ,自当为周书 ;顾颉刚以战国形势和中西交通立论 ,认为该书成于战国。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 ,顾实持论极为坚实。顾颉刚对战国中西交通的推论则与事实不符。借助传统文献与金文研究成果 ,可知战国说者对《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几处主要质疑均不能成立。历法之外 ,《穆天子传》中“毛班”见于铭文 ;“穆满”为美称亦有金文可确证 ;《穆天子传》中称穆王为“天子”,更与《诗经》《逸周书》及众多彝器铭文相合。因此 ,《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 ,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是无可怀疑的。     

西周铜器铭文中的文学功能观

本文首次讨论了西周铜器铭文中的文学思想问题。从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及铭文对创作目的的表白看 ,西周已有了相对独立的文学活动和初步的文学功能观。其文学功能观表现为两大方面 :一、揭示了文学歌功颂德、记彰功烈、宣扬孝道的社会功能 ,这一揭示早于《诗经》“美刺”说中的“美”说 ,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认识到了文学的娱乐审美功能 ,这一认识虽然是初步的 ,却有重要意义。     

商周古文字史料中的善卷和蚩尤——兼谈对一件商代铜器铭文中一个特殊文字的释读

利用考古学证据和古文字学史料，可以考证出商周时代有关善卷、蚩尤存在的真实可信的史料记录。西周中期的《厚氏谚 》铭文是迄今为止有关善氏保存最早的实证史料。而对《三代吉金文存》著录的一件特殊字形文字的破译，更是自有文献记载以来关于蚩尤的最真实可信的、最直接的古文字学和考古学证据。有关蚩尤文字史料在殷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出现，证明了在殷代中晚期蚩尤传说就已经真实存在。     

西周颂赞性铭文的结构及生成

颂体是中国古代文体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其发展演变源远流长。关于颂体文学的源头，刘勰认为是《诗经》中的“三颂”。事实上，西周颂赞性铭文才是颂体的早期形态，分非独立成篇和独立成篇两种结构类型。前者文本特征是以食器为主对在世之人的被动性颂赞，后者则是主动对祖先进行的非模式化颂赞。西周颂赞性铭文有两种生成方式，以记事为主的铭文是史官对相关事件要素的记录及第三人称的润色，以记言为主的铭文则可能是预先写好的发言稿。作为颂赞性文本早期发展的重要一环，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与《诗经》“周颂”关系密切，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予以继承和发展，并逐渐演变出后世的颂体文学。     

宗周与成周——兼探《何尊》“佳王初■宅于成周”的含义

宗周与成周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中心,即王都,数千年来并无任何异议,都认为平王东迁以前是两都并存。但是,自1965年《何尊》在陕西省宝鸡县出土,器底铭文中发现有一句“佳(唯)王初宅于成周”后,竟引出了新的问题。首先是唐兰教授写了一篇《何尊铭文的解     

■盂新考

■盂1970年出土于陕西省长安县沣西公社的新旺村。《考古》1977年1期《陕西长安沣西出土的(走甫)盂》已有报导,但所释甚简,铭文未能完全通读,颇多可商,铭文有几处确实难认,连断读皆有困难。读法不同,内容释就全不一样,1975年8月作者在西安市文管会曾就原器仔细考察,认为其中有几处地名、铭文关涉西周地理与制度,是很重     

关于何尊铭文的几点新补证

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市贾村塬出土了一件西周初期的青铜何尊。在何尊里面底部有铭文十二行,一百二十二个字。其中虽然有三字因年久锈损,但尚可补辨,另有两字,因原字不清,名家正在探讨中。铭文的拓本见《文物》1976年第1期62页。 何尊铭文发现后,立即引起了学者们普遍重视,这对研究西周史很有益处。不过笔者在研读各家文章之后,尽管受到很多启迪,但仍觉得有些解释未到之处,现在予以补正,如有不当,请专家予以指正。为了便于说明,现将何尊铭文引录如下:     

“全国首届杞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杞，在先秦史中是一个小国，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小国，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故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其记述，列入《世家》之中。《史记·陈杞世家》有杞国国君的世系，对其事迹则认为：“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而根据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青铜器铭文，以及其他先秦文献记载，杞国历史文化并非“不足称述”。自清朝末期以来，在今山东新泰市境内出土一批有关杞国的青铜器，其中有铭文者皆有“杞伯”之记载。于是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前辈学者虽然对其铭文作过一些考释，但未作过全面研究。为了更好地研究杞国历史文化，同时也为了促进区域…     

“卿事寮”析论

杨宽先生在《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发表了《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一文,提出了西周中央政府有“卿事寮”和“太史寮”两大官署的论点.文章颇有新意,影响不小.拜读之余,产生了颇难解决的二个问题:其一,“卿事寮”和“太史寮”既是西周二大官署,作为制度总要追源溯流,从其变迁加以考察,上溯夏、商探寻其渊源,下接春秋、战国,拊循其沿革.然而,夏、商至春秋、战国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均未提及此二大官署,其故安在?其二,此二大官署,西周的传世文献亦未提及,仅见于西周铜器铭文,当然,这是最直接、最可靠的原始史料,可是,对西周铭文文义的理解,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为此,把我们在探索中的一些不成熟看法,提出来就教,希望得到杨宽先生和史学界同志们的指正.     

以西周铜器铭文研究西周音系的可行性

西周铜器铭文能否作为研究西周音系的材料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这一时期铭文的构字 (主要是形声字 )、用字 (主要是假借字 )是否含有方言因素。本文通过对西周时期的分封制、文字的传承与传播特点 ,以及这一时期的铜器和铭文特点、文字自身发展的阶段特点等几方面的分析 ,说明西周铜器铭文构字及用字很少有方言的体现 ,可以用来研究西周音系。     

季鼎、扬簋与西周法制、官制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但须以准确的分期与释读为前提.西周中期的(矢廾)季鼎、扬簋等金文资料中的"司寇"并非官称,有周一代始终有司法官吏"司寇"之设或与之类似的观点不能成立.周代"司寇"的设立时代甚晚,至多只能推导到西周末叶,且其职位不高,以缉捕寇盗、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职事.在西周官制复原研究中,应该分清职官与职事,且不能与《周礼》等文献强行比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