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人道主义的当代智慧--池田大作人道主义思想研究

在人类思想史上 ,人道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在西方 ,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前 6 0 0 - 4 76 ) ,关于人的研究就占有突出地位。古西腊德尔斐神庙上的箴言 :“认识你自己” ,道出了古代“人学”的先声。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 ;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特也提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命题 ,直至亚里士多德这位西方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作出了“人是两足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的系列判断 ,从人的形体、思维和社会生活等方面 ,对“人是什么”作出了全方位的回答。在东方 ,中国自春秋战国 (前 770 -前 2…     

中西方文学批评的心态层次比较

美国著名哲学家关森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国人和西方人两种不同的心态理论。他认为,西方人主要是一种Wonder心态(好奇、探究)而中国人主要是一种Concern心态(关怀、顾念)。心态的差别造成了中国和西方迥然不同的宇宙观和情趣各殊的文化潮流。在Wonder心境中,主客体不但是分离的,而且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只是在Wonder心境寂灭和终止时才完结。由于客体与主体之间存在距离,使客体具备了“招引”主     

抽象的思辨与深刻的片面——论西方思辨真理与实证真理的衔接

(一)引言:胡适在“五四”启蒙运动中的地位无疑,“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们开始并不十分清楚从启蒙向救亡转换的局势发展得那么迅速。他们的启蒙热情远超出其政治热情。这场启蒙运动的发起,实质上是前期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维新思想的延续。他们明确意识到中国社会需要“德”“赛”两先生。他们在接触西方后,切实感到中西方的文化(模式)冲突与政治(结构)冲突,因而毅然转向,试图用西方(先进)的     

西方哲学核心词"是"的误译问题

正如“道”的问题贯穿了中国哲学史一样,“是(”on拉丁语,sein德语,etre法语,be/being英语)问题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史。有些人甚至认为它是西方哲学史的主题和动机(motif),而各种哲学思想之间的差异,在最深层都是对于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之间的差异。因此,西方哲学史就与“是”的意义史搅在一起。[1]1987年,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两部重要著作,海德格尔的Sein und Zeit(1927)(英译本题目为Being and Time,法译本是L’Etre et le Temps)和萨特的L’Etre et le Naént(1943)(英译本题目为Being and Nothing)的完整汉译本,终于呈献在中国读者面…     

“一元”与“二元”的对立——谈中国人与西方人对生命意义的不同理解

中国人的现实主义和西方人的理想主义 ,具有深刻的文化基础。从哲学上说 ,则来源于中国人“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人“二元论”的思维方式的区别。这种区别反映在现实生活中 ,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对待生与死、入世与出世、趋同与批判、官本位与人格本位等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现实主义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成分 ;同时 ,疏于审视、少有批判、过于功利 ,也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劣根。我们在充分发挥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 ,一定要克服 (至少是缓解 )这种劣根性。     

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

赡养老人、孝敬父母是我们民族一贯引为自豪的道德规范,也是诸多国人骄于西方人的文化传统。有学者分别用“接力模式”和“反馈模式”概括西方与中国的代际关系(费孝通,1985c：pp．84-103)：即在西方文化中,父母对子女有抚育的义务,     

论近代中国的文化折衷主义

文化折衷主义在近代中国盛行一时,且影响深远.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中体西用”,可以说是19世纪后半期的一种重要文化思潮.“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从闭拒(文化传统主义)到融合汇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反映了西方文化在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嬗变轨迹.对这一思潮进行剖析,对理解中国文化在近代的演变以及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无疑具有学术理论和现实借鉴的双重意义.     

德国天主教对山东的侵略

<正> 西方宗教很早就传入了中国。开始他们是为了传教。如“德人之初至中国者,为汤若望、南怀仁。二人皆以传教为目的,不过彼等皆精天文历算等学,故清廷虽恶教士,但仍用技等以提倡科学也”。因此,汤、南二人先后被清廷委任钦天监监正(天文台台长)①。看来,早期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方面有过积极作用,对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一定贡献。但是,传教士的目的是传教而不是传播科学,是企图以所谓天主的“福音”来“教化”中国     

关于文化之特征、目的和价值的证伪

文化与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持“西方信仰”观者对它们没有加以区别,因而形成了以西方文明代替其他文化的观点。但是,文化的特征不是“创造”,而是“保留”、“传承”;文化的目的不仅仅是“人不断自我解放”,而是利弊多向性、多重的;文化的价值也不是西方直线进化论所说的单线进化论价值,而是复线的相对价值。在中国,“西方中心”的价值观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取向,用物质文明偷换文化的概念,这是不可取的文化与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持“西方信仰”观者对它们没有加以区别,因而形成了以西方文明代替其他文化的观点。但是,文化的特征不是“创造”,而是“保留”、“传承”;文化的目的不仅仅是“人不断自我解放”,而是利弊多向性、多重的;文化的价值也不是西方直线进化论所说的单线进化论价值,而是复线的相对价值。在中国,“西方中心”的价值观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取向,用物质文明偷换文化的概念,这是不可取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未立即引起社会认同的原因——西化误区的历史见证刍议之一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人自我反思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人现代化意识开始产生的一付促化剂。传统的观念视中国为“天朝上国”、西方各国是“蛮夷小邦”,但鸦片战争的客观事实却是“蛮夷”击败了“天朝”。而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传教士而来的,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传播。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士大夫中大多数人仍然浑浑噩噩,或醉生梦死,或顽固地谨守“夷夏之辨”、“用夏变夷”的信条。但一部分代表着近代文化新趋向的有识之士,已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殿堂中步履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开始注视西方的文化,并试图将某些东西纳入自己古老的文化体系里,加以吸收和改造。     

“认同”还是虚构？——结构、解构的中国梦再剖析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苏源熙(Haun Saussy)最近在《中国学术》上发表一篇题为(默契还是预约?——结构、解构的中国梦)的论文,文中提出了一个在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中颇值得玩味的问题——西方结(解)构主义文论家们对“中国”的构想。苏认为,西方的“解构主义一向对中国表示出一种认同感,对解构主义来说,东亚似乎提供了一种未来的典范,一种对西方主流文化的例外;而这个典范,这个例外,正是他们所希望占有的位子。”苏接着对西方后结构主义者的这样一个“中国梦”进行了分析,     

严复与章太炎进化论思想的比较

严复和章太炎都是中国近代思想界的耀眼明星。前者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语);后者“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是自成宗派的巨人”(侯外庐语)。前者在维新变法的大潮中,曾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呐喊,敲晌中国人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长鸣警钟;后者则以对“历史民族”传统的深刻阐扬,为汹涌而至的反满风潮推波助澜。在那风云际会、沧海横流的年代,严复第一次既系统而又有选择地从西方搬来了进化论思想,稍晚的章太炎对进化论学说也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和发挥。本文试图     

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在中国的断裂和复合

近年来 ,在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 ,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问题成为焦点。汪晖等人提出了中国现代性是“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命题。“反西方现代性”或“反现代性”是事实陈述 ,没有什么问题 ,但称之为“中国现代性”则成了问题。汪晖等人的逻辑是 ,毛泽东以反西方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方式 ,完成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 ,因此这也就是中国的现代性。这就提出了现代性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汪晖等人的失误不仅在于把“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性对立起来 ,从而造成逻辑上的矛盾 ;更在于简单地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等同…     

朱光潜对中西诗美学的继承和综合

朱光潜和艾青是中国现代诗美学的两位奠基者。意大利汉学院院长沙巴提尼教授认为朱光潜的美学“是移西方文化之花接中国文化传统之木”,这个见解是符合实际的。 朱光潜在他的《诗论》和其它论著中,宣称他的诗美学是融贯中西的意象——意境说,他采撷了西方的意大利克罗齐《美学原理》的“艺术即直觉”(“直觉”的“意象”)说和中国的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意境”(“境界”)说,把二者沟通起来,作为他的诗美学的基     

20世纪晚期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之间知识交流有一个基本模式：西方的兴趣主要在于了解中国,而中国则主要着眼于学习西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部分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人自己的优越感,部分程度上是非西方人对这种情况的认可。到２０世纪晚期,情况变得复杂：许多西方人自己对西方在文化、道德领域中的优越提出质疑,对于把“西方”和“中国”作为两个各自独立、划分明确的实体的观念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人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通过西方人的研究来了解中国,以拓宽和深化关于中国自身的知识。总的说来,２０世纪晚期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仍然处于不对称状态。     

反思现代性

长期以来,中国人把现代化(m odernization)作为追求的目标,作为不言而喻的理想和价值标尺。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除了单纯的肯定,也出现了质疑与批判,而使用的词汇也往往从具体的“现代化”变为抽象的、似乎学理性更强的“现代性”(m odernity)。反思现代性与“制度创新”既有联系,也有差别。制度创新基本上是认同现代化的目标,但主张在具体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方法上,中国可以走出一条与西方经历过的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路(参见本刊2005年第2期“制度创新”)。而反思现代化则意味着对已有的现代化方向、目标、价值进行批判,…     

全球性境遇中的“东”与“西”——论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四种空间类型

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关涉到中国现代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方式的改变。从分析罗念生的诗《东与西》出发 ,尝试以中国现代人的“空间感知”为主导因素来划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四种空间类型 :东方本位类型、西方本位类型、中央类型和多重移位类型。作为超越于前三种中国文化现代性空间类型的多重移位类型 ,是以自我 (东方 )和他者 (西方 )的多重移位的方式来对待文化建设的。这就使它避免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陷阱 ,并使文化建设真正服务于现实的需要。这是 2 0世纪 30年代兴起的以李长之和梁宗岱为代表的一种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 ,并努力融合中西方文化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文化思潮 ,其意图是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重塑中国文化 ,并寻求中国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 ,以一种宏阔的文化思路 ,为中国新文化建设找到了一条既是本土的又是现代的文化建设思路。     

中西方文化性格之比较——谈“情”与“理”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古今中外,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人性是一样的,都有其喜怒哀乐感,都有其是非爱恶心。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一对孪生兄弟因生活经历不同而形成不同性格一样,中西方文化从同一元点——人性出发,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了迥乎不同的两种文化性格。中西文化的差异,表现在深层次的文化精神方面,可概括为:中国人重伦理道德,西方人重民主科学;中国人讲义务,西方人讲权利;中国人以家族为本位,西方人以个人为本位;中国文化是艺术的和道德的;西方文化是科学的和法律的。作为文化精神外化的文化性格,中西方的区别归纳为一句话:中国文化重“情”,而西方文化则重“理”。本文仅从这个角度,并侧重于“情”,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发展始终处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之中。五四以还,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文化探索,文化激进主义者面向西方,主要引进西方文化,另一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向儒学回归,形成现代“新儒家”。一般说来,西方文化主要有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亦即希伯莱文化)两个传统,尽管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包括现代作家)主要偏重于古希腊文化源流的“实利”、“科学”、“民主”、“法治”,但事实上基督教文化传统也被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现代作家所分析、强调和部分地吸收,它影响了作家的情感深度、     

西方人对中国法律传统的文化观念

西方学者对中国法律及其意识系统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从早期的传教士到现代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法律及其文化传统的解析,构成了一个西方世界的“中国法律文化观念”。然而,西方的“中国法律文化观念”基本上是对异域法律文化的贬诘和否定,西方人从自己的学人那里得到的对中国法律文化的认识多半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