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中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甘肃为例

明清以来的甘肃,在其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非公非私的公共事业的发展,且这些公共事业具有某种公共领域的性质和形态。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甘肃公共领域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三者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此时期甘肃公共领域的发展是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彼此合作、互相制约和共同推动的结果,它们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权力博弈关系。     

东南互保与晚清地方实力派的崛起

东南互保是是清朝有史以来第一次地方势力公开与中央对立,体现了汉族地方官僚的成长及其对中央的相对独立,反映了半殖民地社会下中国南北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上发展的不平衡,加速了晚清中央集权崩溃的步伐.     

清空晓畅 圆熟蕴藉--从刘长卿的诗歌艺术特色看大历诗风

唐大历时期,诗人多官居下僚,有志难伸,常集会唱和,因此诗歌风格、体式趋同,有类型化倾向.在"大历十才子"之外,还有江南地方官诗人群体.其中刘长卿地位特殊,诗为翘楚,是大历诗风的代表.     

唐宋时期地方官教化职能的规范与社会风俗的移易

唐宋时期,地方官教化职能的规范以及朝廷对地方官教化职能的不断强调和敦促,促使地方官的教化行为全面展开。在地方官推行教化的事例的数量和范围明显增加的同时,地方官的教化措施逐步接近百姓生活,推行教化的地方官的品级逐步降低,地方官主动要求朝廷支持的趋势逐步明显。随着地方教化的深入发展,社会风俗的移易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边州外郡尤其是南方地区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开始被中原文化认同和接纳。     

为什么“上海势力”会成为“借师助剿”的主要社会基础?

“上海势力”是一股在近代史初期迅猛发展起来的社会力量组合,其构成相当复杂,主要有:早期买办、旧式商人、地方官僚、地主、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等。虽是各色人等、五花八门,但他们又具有共性,即都是植根于上海江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和政治体系,与之共生共荣,有着极为密切的利害关系。因此,当太平天国革命行将横扫这     

清代两淮灶丁之生存环境与社会功能

清代两淮灶丁是两淮官盐和盐课的主要创造者。在食盐专卖体制的重压下,这些被清政府强行固定在盐场上的食盐生产者,每年都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然而这样一群为社会做出过突出贡献,有着强大功能的社会弱势群体,却面临着十分恶劣的生产条件与生存环境。在官吏、盐商及其地方官僚无休止的剥削与压迫下,灶丁往往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而恶劣的生产条件和天灾人祸更使他们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两淮灶丁的上述悲惨境遇,为我们探寻清代两淮私盐问题活跃之原因提供了部分依据：     

近代化进程中的云南地方财团企业经营活动与地区发展研究

在云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史中 ,2 0世纪 3 0年代出现的 ,以地方政府官员为首脑 ,操控一省经济命脉的地方财团颇为引人注目。数十年来 ,对其进行论述者几乎均持否定态度 ,斥之为“地方官僚资本”。本文在整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 ,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为依据 ,着重从当时云南近现代企业量的增加与质的改善、传统经济结构及传统意识的裂变等方面 ,客观分析地方财团在促动地区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苏轼判杭词创作的文化机制

熙宁四年底，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调离京城，通判杭州。在判杭期间，苏轼开始了词的创作。促使苏轼在杭涉足词坛、染指词事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地方官僚以歌妓歌舞侑酒为中介的社交方式和生活习俗，而非出于自觉，其近五十首判杭词几乎都是应歌体。然而，与花间词以来的应歌体不尽相同，苏轼在判杭词中突破了以往词体普泛化的抒情模式，寄寓了特定的政治情怀，为后来苏轼自觉提高词品、革新词风奠定了基础。     

清代学政、教官司法职能探析

清代学政及教官对生员享有特殊司法管辖权。他们可以通过直接审理、参劾、会同地方官审理、将违法生员黜革后交与地方官审理等方式参与此类案件的处置。这种特殊司法管辖权的存在适应了当时形势的客观需要,也是与儒家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崇尚礼教、追求无讼的治国理念分不开的。     

宋代地方官与民众——以真德秀为中心

首先定义"谕俗文"并详细解说其内容及构成。其次,以真德秀的"谕俗文"为核心,探讨宋代地方官如何治理地方上存在的诸如诉讼多发等严重问题,揭示"谕俗文"在劝导民众向善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地方官成功治理民众的关键在于笼络介于民众与地方官之间的士人、僧道及父老,从而在地方上形成了以个人为起点,向家族、宗族、乡党、县呈同心圆般扩大的社会统治秩序。最后,从地方官以诚待民的心态中,揭示了民众具有主体性的时代特征。     

辽代南面京官探讨

辽代南面地方官基本参照唐制,设置京、道、府、州、县、城等行政建制和职官,同时也加进了不少契丹本族职官的内容,南面京官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在研究中,要对"南面"予以正确的把握。南面京官是辽代南面地方官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剖析其机构设置和主要职官,会使我们从一个角度比较清晰地了解辽代南面地方官。在辽代五京的主管官中,契丹族占有很大比例。南面京官许多部门的职能都与经济有密切的关系。     

广东近代地方公债史研究(1912—1936年)

民初广东政局跌宕,经济封闭。公债发行竟多达20余次,实售总额近2亿元,其次数多,债额大,居各省之冠。且债券币制特殊,自成体系。巨额债务用途殊异,尽管曾对北伐战争和本省实业建设有过贡献,但大量的却是为新旧军阀混战服务,具有浓厚的封建军事性质。发行公债是统治当局筹措财政经费的重要来源,借此积累财富,扩充地方官僚资本实力。公债养肥了金融投机势力,扼杀产业资本,实为沉重的超额经济负担。历届政府不守债誉,骇人听闻,徒增商民的苦痛。一部混乱的公债史充分反映出广东近代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状况。     

宋代声妓繁华与词的发展

宋词是可歌的,这是为人们所普遍认识到了的基本事实。然而作为一种歌唱文学,词与歌唱者——歌妓之间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以唱词为主要职业的歌妓对宋词的发展产生过什么影响呢?这是一个长期被人们所忽视而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一宋代是一个声妓繁华的社会。歌妓制度下承唐代,歌妓可分三类:官妓、私妓和家妓。官妓是中央官署和禁军以及各地方州官署所蓄的歌妓。她们都入了乐籍,由国家进行调配。地方上的官妓一般居于乐营,由乐营将管束,所以又称为营妓。官妓是供朝廷和地方官僚们享受声色之乐的工具。官府每有送旧迎新或宾客贵官过境等宴会,官妓便被遣往歌唱侑酒,取乐助兴。陈无已《后山丛谈》载云:“文元贾公居守北部,欧阳永叔使北还。公豫戒官妓,辨词以劝     

宋代地方官任期制初论

任期制是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封建社会,地方官员任期制实行的合理与否,不仅影响到封建吏治的得失,而且关系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能否加强。 中国古代地方官的定期轮任制是不断变化、逐步完备的。在宋代,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特别是随着以资格用人和磨勘转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官员任期问题备受重视,然而,在当时冗官问题异常突出的客观条件影响下,宋代地方官任期制产生的弊端也特别突出。本文拟就宋代地方官员任期制的发展变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任期太短带来的危害及其原因作一初步论述。     

论西周王朝政府的僚友组织

西周金文中的"僚"和"友",是不同身份的两类职官.其中的"僚"是指担任副职、负责辅佐正职管理职事的官员;"友"则是指一般的属吏,这类属吏通常是由官长的同族兄弟担任.在西周时期,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形成了正职、副职和属吏的三级科层结构,反映了西周行政组织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科层化和政事的日益繁复.     

高句丽地方官制研究

2世纪中叶至3世纪末,高句丽逐渐形成自己的地方官系统。在五部控制区以外,高句丽共设六太守,太守下辖城宰,城宰管理城与城周围的村。5世纪以后,在高句丽的地方官制中,城宰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最终形成大城辖小城的四级地方行政机构,其长官分别为:褥萨、处闾、可逻达、娄肖,各相当于唐朝的三品、四品、五品、六品和七品官。但高句丽并不存在与中原类似的郡县制度及地方官制。     

论东汉“儒教国教化”的形成

由于在东汉形成了"儒教国家","儒教的国教化"得以完成。"儒教国家"形成的指标应包括四点:1.作为正统思想的儒教体制的形成;2.儒教一尊体制的确立;3.儒教渗透到中央及地方官僚阶层并为他们所接受;4.儒教统治的形成。在这四个指标中,第一个和第四个指标是在章帝时期举行的白虎观会议上确立的;第二和第三个指标,则是在东汉初期就已经确立的。换言之,东汉时期"儒教国家"的形成可以从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上找到答案。"儒教国家"通过重新解释其所依据的经义来适应时代的变化,皇帝由儒教得到其支配正统性,并利用具有儒教教养的文人官僚和与他们同样出身的在地势力来进行统治,这种传统中国固有的国家支配体制,一直延续至道教、佛教隆盛之后。东汉"儒教国家"的支配体制与儒教的关系,是传统中国国家支配的理念基础。     

非遗口述史系列之九：仡佬族送年节

仡佬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一个古老民族,历史上“百濮”“濮”“僚”与其先祖有渊源关系,隋唐后他们以“仡僚”“葛僚”“僚”“仡佬”的称谓出现在史书上。现居攀枝花市盐边县的仡佬族主要分布在永兴镇八爱村,人口约230人。盐边县的“永兴”古称“喇撒田”,于明朝嘉靖年间建立集镇,是茶马古道上一个重要的驿站。居住在该镇新民村（古称“巴鄂”,也称“八爱”）的仡佬族,自称耶倮。“送年节”是耶倮沿袭至今的祭祀神灵、祖宗、崇拜自然、庆祝丰收、辞旧迎新、保佑平安、凝集族人的传统盛典,是盐边仡佬人最重要的节日。2011年6月被列入四川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乾隆帝的无奈:君臣关系中的“反行为”——以湖南巡抚杨锡绂审理湖南学政、知府考试玩忽职守案为例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乾隆皇帝将专制推向顶峰。然而,置身于官僚体制下的乾隆皇帝,尽管乾纲独断,但在日常行政中,由于皇帝个人视听所及范围必定有限,他的旨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认真执行,表面上俯首帖耳的官僚们又是如何巧妙地与他的主子周璇斗智呢?本文通过杨锡绂审理湖南学政、知府考试玩忽职守案这一典型事例,旨在说明,在君臣关系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反行为",表面上官僚在执行皇帝的旨意时表现出十二分的卖力,而暗地里他们又有各种的手腕对皇帝的旨意敷衍了事,这令乾隆皇帝很无奈。     

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绩效评价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

本文试图将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绩效评价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放在同一框架下,对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绩效评价以及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关系加以梳理和概括。在对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2010～2012年政府财务信息透明度、绩效考评结果和地方政府投资结构的考察基础之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对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以及政府绩效水平对地方政府投资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政府财务信息的披露是改善政府绩效、优化地方政府投资的关键因素,且政府财务信息越不透明,政府绩效水平越低;（2）给定财政分权条件,政府绩效水平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显著相关,且政府绩效评价结果越好,地方政府投资结构越合理。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