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重生思想简论

文子》的重生思想是在物欲极度膨胀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 ,其内容包括贵身贱物、形气神兼修等思想 ,其重生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养身体 ,从形而上的角度说重生以复归“道”、“德”为最终目的 ,从形而下的角度讲 ,重生又是治理天下的基础。这不但是老子、《文子》等学说的特点 ,而且也是整个道家学派的学术主流     

论文子即是关尹

文子是谁？论者多有争议.李暹认为是计然,马马肃《绎史》认为是田文,钱穆《老子杂辨》认为是尹文子,李定生认为是《庄子·天下》篇所论“彭蒙之师”.考之典籍,上说皆可商榷.从先秦子书所论关尹思想与今本《文子》所载思想一致以及列子“贵虚”“贵正”思想来源于今本《文子》等方面看,文子即是关尹.     

《礼纬》、《乐纬》合论

《礼纬》、《乐纬》是纬书中的两种。由于古代乐学是从属于礼学的,因此,《礼纬》、《乐纬》可以放在一起研究。通过对西汉礼学的考察,可以知道《礼纬》、《乐纬》的形成与二戴礼学关系密切。在思想内容上,《礼纬》、《乐纬》主要记载了很多古代的礼乐制度和作用。《礼纬》、《乐纬》认为,礼乐在古代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们的形式而在于它们观得失之效、反人道之正的作用。     

《文子》政治辩证法思想初探

关于《文子》的政治哲学,还未见到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就《文子》政治思想的精华——政治辩证法思想作一初步的探讨。一、《文子》的成书年代、作者及研究价值《文子》一书,在唐代的柳宗元作《辨文子》之前,一般都没有怀疑其为老子弟子文子所作。柳文出来以后,许多人都认为它不是先秦古籍,而是后人抄袭众书而编成的一部伪书。1973年长沙马王堆古帛书和河北定县汉墓《文子》竹简的出土,推翻了伪书之说,确证其为汉初已有的先秦古籍。此后,有的学者又大致推定它是老子弟子文子所作。笔者认为,就整     

范蠡与文子之师承关系考论－范蠡思想渊源考论之二

范蠡与文子的师承关系及《文子》一书对范蠡思想的影响是范蠡思想渊源探讨中必须涉及的问题。文子其人的有无、与范蠡的师承关系是否存在、《文子》一书的真伪等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 ,本文在系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一一进行考证 ,认为 :先秦时存在两个名为“文子”的人 ,可能为范蠡之师的文子在楚平王之时 ;今本《文子》虽经后人改易 ,但它与竹简本《文子》有关 ,不能视之为伪书 ;竹简本《文子》更为可信。所以 ,本文以残存竹简为依据 ,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它与范蠡思想的联系     

论《周官》与西汉河间儒学

《周官》成书众说纷纭,将之成书移至载籍初见的河间则更为科学砥实,众多聚讼亦涣然冰释。《周官》标举周制,实为大汉立法,其封建是大一统封建,其制度是六卿共治的文官制度,一方面尊礼君王,一方面又将王权牢牢地限制在制度秩序中,试图织构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秩序与行政法律秩序的二元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已有君主立宪的原始宪政精神。为强化制度权威,《周官》强调天礼合一,甚至天地都要接受礼的规范。这在河间儒学的《春秋》左氏学、《毛诗》学等方面均有体现。本文称河间儒学这一构建为天礼之学,与时中央儒学,强化皇权地位的天人之学形成了深刻的学术分野。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从《文心雕龙》“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看其礼学蕴涵

刘勰《文心雕龙》无论是对理论体系的设置,还是对具体问题的论述,或是对总纲五篇的排序,抑或是用“文心”来为全书命名,均体现出一种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而归根结底,这种思维方式源于南朝礼学,所以《文心雕龙》与礼学在思维方式层面具有鲜明的异质同构性。刘勰的思想精神与立身行事体现出其积极入世的儒家情怀,彰显出对礼学的热衷推崇,可以说进行礼学批评是其撰写《文心雕龙》的一个动机,以此敷赞圣旨,进而谋求仕进。因此,《文心雕龙》彰显出浓厚的礼学思想特色,具有深厚的礼学蕴涵,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正是其礼学蕴涵的表现之一。     

朱子《家礼》与道德建设

朱子《家礼》是继儒家《仪礼》之后影响古代社会生活最大的一部礼书。它的内容和思想对于今天的道德建设,包括道德教育、道德情感、道德发展、道德继承和道德规范等方面,仍然有着值得借鉴的意义。     

李觏的社会结构论

李觏认为社会生活的内容、观念、规范和设施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等社会生活的内容是"礼之本",其中,饮食、衣服、宫室、器皿构成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器皿中所隐含的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礼"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核心,统领乐、政、刑"礼之三支"和仁、义、智、信"礼之四名"。"礼之四名"相当于思想上层建筑,"礼之三支"相当于政治上层建筑。"礼之三支"是在"礼之四名"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体现、维护着"礼之四名";"礼之四名"凭借"礼之三支"得以传播与贯彻。     

王夫之对礼的本质的阐释

王夫之把理学融入对《礼记》的阐释中,把理作为礼的根据,认为理是一切流行变化之体,礼是理的具体化、仪文化;礼不仅仅是外在的制度仪节,更是天理人情、中和化育之德的显现。在对制礼原理的阐释中．王夫之认为人是天的最高造就品。天理和人情同源异用,始终把根据天理来制定礼乐,用礼乐来调节人情以达致天理作为根本着眼点。在对待古礼上,王夫之吸收了朱熹的观点,主张在固守大经大法的前提下允许枝节处损益趋时;对古礼不轻易改变,也不拘泥死守。王夫之的阐释使礼具有了更浓烈的人文色彩。     

礼藏于乐:礼乐文化的形态原型

礼的形态原型来源于乐。远古时代“事神人之事”的表现形态是“乐”而不是“礼”,上古以祭祀礼仪为中心的各种“礼”的存在是以“乐”的形式出现的,“礼”、“乐”实为一体,“礼”藏于“乐”。真正“礼”观念的出现,是从“礼节”和“仪节”开始自乐舞中分化出来开始的,并且这种分化又开始于人们对神灵态度的变化。从以乐舞降神到以乐舞祭神的转变,使原来融合在乐舞中的“礼节”和“仪节”逐步分化成为事神仪式中具有独立意义的元素,同乐舞一起构成整个事神仪式。礼乐关系也已开始从“礼藏于乐”的融合状态转向礼、乐独立,共同服务于事神礼仪的并列状态,“礼”观念、意识逐渐形成。     

农村公共环境卫生的治理模式演进与“三治融合”理路

村容整洁""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当前,农村的公共环境卫生状况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存在差距.我国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大致经历了"自发性治理模式""干预性治理模式""外包化治理模式"三个阶段."干预性治理模式""外包化治理模式"并不是最优化的治理模式,其自身缺陷使得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极易出现"张弛无序"现象.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是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的必然选择.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自治具有制度依赖性和技术依赖性,应以自治管理制度构建和农村环保技术开发为突破口;自治应注重"量力而为"原则,不能排斥市场行为和社会参与.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法治体系构造应以制度完善为切入点,改变城乡分治的立法局面,出台与我国法律规定相配套的实施制度,引入人工智能、地理信息和远程监控技术,创新生态环保监管执法方式和格局.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的德治功能应当通过双向激励性宣教、农村人口结构优化、乡规民约重塑予以实现.     

中国古代冠礼的道德意蕴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作为一种伦理制度,一直支配着传统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并起着化民成德的作用.有"礼之始"之称的冠礼在古代中国地位非常重要,它在帮助个体顺利跨越人生的不同阶段的同时又引导其进入礼的社会语境.冠礼是以仪式为载体的"成德之教",通过具体而生动的礼仪活动来启发和教育个体,为社会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冠礼具体仪节所蕴涵的道德精神,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德法合治探源——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切入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助作用。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在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     

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应对

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是事关民族复兴、国家主权、文化建设的核心范畴。在当今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数字时代，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内嵌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之中，伴随着交互深度与辐射范围的不断扩展，裹挟了众多具有新特点的意识形态风险。清晰明辨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意识形态风险的内在机理是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的前提。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内容生成的首要功能对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层进行渗透；依靠交互对话的产品形态对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产生影响；利用多维应用的功能属性对社会生活实践领域展开强势介入，促使当下意识形态斗争态势风云诡谲，变化万千。理性审视和精准识别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诱发的意识形态风险是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的关键。从意识形态引领角度出发，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制深蕴的资本逻辑解构社会成员已形成的认知和价值，借由"技术-资本"双重优势导致意识形态面临引领乏力风险；从意识形态话语维度审视，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人机协同"话语生产新模式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深度，多元的生成式话语输送淡化话语权威，导致意识形态话语减蚀风险；从意识形态管理层面反思，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信息传播新范式消解意识形态管理的主导权，及其对人的强化宰制，导致意识形态管理弱化风险。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掌握先进技术基础上诱发了一系列辐射广泛、渗透全面、不易掌控的意识形态风险。如何防范与化解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成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无法回避的新课题。首先，贯彻落实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意识形态防范工作，推进打造人机和谐、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其次，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途径，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基础上破解西方话语的现代困境；最后，积极倡导全球治理并贡献中国方案，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原则，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格局，促使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现代文明面前彰显光明的未来前景。     

试论金长生礼学思想的特点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重建社会伦理纲常,金长生毕生致力于礼的完善。金长生的礼学以人性论为依据,重视人自身的修养;其礼学以《朱子家礼》为中心,尤其重视丧礼和祭礼;他认为礼的功能就是维护正统秩序。     

儒家视阈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政治哲学

文章首先阐释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其政治哲学。然后,从儒家政治哲学视阈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利益分配、构建和谐的公司治理关系、以人为本及人的尊严、公司的社会责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及诚信等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后,得出以下结论: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政治哲学中,必须认真对待儒家的义利观及财富分配上的公平正义、儒家的和谐观、儒家关于“仁”的道德观、儒家德治等。     

社会治理绩效视域下完善我国绿色建筑 政策法规体系的路径选择

发展绿色建筑是国家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也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在全面发展绿色建筑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需要从国家法律的高度进行阐释和推进， 从而实现良法善治，并进一步体现社会治理绩效水平。如何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相关问题，都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绿色建筑的深 入开展。 “无规矩不成方圆”，在现有标准规范的基础上，绿色建筑已有充足的理由走向法治化道路。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 下，探索完善我国绿色建筑政策法规体系的对策与方案，对促进新时期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从而提升社会治理绩效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