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再现与女性主体的重构——从小说《妇女生活》到电影《茉莉花开》

苏童在其以《妇女生活》为代表的小说世界中塑造了各种＂叛逆女＂,却并不是迎合＂妇女解放＂思潮。侯咏在改编苏童小说的基础上,试图用电影《茉莉花开》打造一部符合女权主义思想的＂女性启示录＂,但最终展现给观众的事与愿违,是一部杂糅、拼贴的＂后现代主义＂的女性故事。这样的一种拼贴风格或许正是当下中国影像文化的真实处境,缺乏真正的思想意识和艺术创见,许多影像产品只是不同思想观念的大杂烩。     

论《金瓶梅》的意象群叙事结构

《金瓶梅》以五大意象群为其叙事结构的基础：宗教意象群具有形而上的地位,统摄了小说劝世意图与叙事结构的对称效应;心理意象群具有张本作用,预示了人物命运的大体走向;时间意象群具有推进作用,形成了人物和家庭命运发展的大致时序;空间意象群具有写实意义,呈现了人物关系和场景发生的典型环境;人物意象群具有核心地位,承载了主人公及其家庭由暴发至没落的完整过程。《金瓶梅》的叙事完全打破了此前中国长篇小说的单线型结构模式,构建了《金瓶梅》的综合立体叙事结构,充分表现了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人物性格的生成和发展,成为《红楼梦》的重要借鉴。     

寓言化心灵化的历史书写——论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

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当代文学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文学价值。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寓言化色彩,其独特的女性视角最大程度地表现了一种泛化的人性和情感逻辑,集中体现了他对于那些被历史淹没的人们曾经坚韧而鲜活的生命力深情的书写。     

强调心理时间的叙事时间模式--从叙事时间范畴看郁达夫的小说

郁达夫小说的叙事时间,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注重物理时间的叙事时间模式,以心理时间态势展示出来,时间被充分主观化,是一种偏重心理时间的叙事时间模式.这种强调心理、情绪的叙事时间模式呈现出叙事时序的错位、时长的被压缩和重复等.郁达夫小说的多维叙事时间模式,提高了小说叙事的自由度,增大了小说叙事内容的密度,使人物的精神状态、心理现实及作品的内在意蕴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古典情怀与唯美叙事——略论马玉琛长篇小说《金石记》

<金石记>这部小说以其平滑而唯美的笔致再度高扬长安城及其长安人的人文精神大旗,从叙事节奏、情感向度、意象营构三个角度予以探讨这部小说,认为<金石记>站在文学性的高度上,以虚拟化的情感叙事为主轴.通过杜玉田、齐明刀等人对构成民族血性的文化精神义无反顾的承担与传承,谱写了一部民族精神至刚、至大、至正的叙事史诗.     

《女乞丐王》的叙事特征

在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参照下,可看出王晓春的小说《女乞丐王》具有如下的叙事特征:在叙事结构上,通过扬善与惩恶两项叙事功能的深层对立而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在叙事语法上,通过角色的对立转化,来营造一种完成型的组合形态。在文本策略上,通过民俗意象和转喻手法增强作品的诗意内涵,升华思想和艺术的境界。     

《拍案惊奇》卷一及“本事”中的故事类型和母题——兼论拟话本小说的本事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对《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入话、正话及其＂本事＂中的民间故事类型和母题的研究,辨析了学术界之前对这篇小说＂本事＂的种种分歧;同时且探讨了古代拟话本小说中的＂本事＂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作家如何创造性地利用民间故事的＂三迭式＂叙事技巧,安排自己的篇章结构。最后,借助对入话＂命运＂故事类型和正话＂运气＂故事类型的比较,本文认为,该小说的主题仍然是传统的民间叙事主题,并非以前认为的反映了明代商人阶层的崛起和他们的冒险精神这一主题。     

欲望中的历史——90年代中国小说的历史化叙事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是历史化叙事的主题化。所谓“历史化叙事”,有别于传统文学批评所谓“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是以文本之外的史实或历史事件为表述对象的;而历史化叙事,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构成中的自我认同的叙事行为·········。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历史化叙事丧失或者放弃了历史小说以现代唯物论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对“历史”的客观性（确定性、整体性）的信念。本文试图指明的是,历史化叙事在９０年代中国小说中的主题化,是９０年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文学）相互作用的产物,它既展现了在９０的年代中国社会全面商品化运动中自我或个性的深刻危机,又构成了一种抵抗商品化的消费主义潮流的文化诗学———在历史化叙事中,“历史”变成了当前现实中深晦而····················不可触及,即商品化不能最后整合的自我的一片永远的风景：自我欲望中的永远的禁地     

正邪两赋说与《红楼梦》的写情策略

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说和秦可卿的卧室意象不仅昭示着<红楼梦>人物形象的谱系渊源,而且作为<红楼梦>的写情策略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内在肌理中.大观园的世界也是一个正邪两赋的世界.在<红楼梦>的神道设教叙事策略中,秦可卿这个人物远远超越了道德层面,具有写意的特征,曹雪芹塑造这个人物时其关注焦点与其说是道德,不如说是生命本身.正邪两赋的历史谱系在小说中一直被当作贾宝玉和群钗情感世界的祖先和偶像,成为<红楼梦>情节设计和人物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展示大观园诸艳的情缘体验.<红楼梦>并不是一部通俗小说,而应该是一部抒情体小说.诗性叙事,是<红楼梦>叙事上的本质特征.     

邓一光小说的叙事艺术

以家族生活为叙事主体,讴歌父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表现蒙古族强悍、奔放的草原文化精神,总体上构成了著名蒙古族作家邓一光小说的话语模式.而从叙事艺术上看,邓一光小说广泛融合中外叙事艺术,在继承与发展民族叙事传统方面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同时积极展开浪漫主义的诗意想象,通过风景描写与穿插英雄故事、神话传说等强化抒情色彩,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个性.采取编年叙事、实行紧张情节与日常生活情节的不断转换与将诗歌引入小说,是邓一光小说继承与弘扬中国民族叙事传统的主要内容.而设置晚辈视角、采用倒叙特别是交错叙述、插入书信体样式,体现了邓一光小说对现代叙事艺术的合理借鉴,并有效地推动了民族叙事传统的现代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