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杂传兴盛的人文观照及其品格检视

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创作十分兴盛，究其原因，这不仅是先秦以来杂传由孕育、萌生而走向成熟的自然结果。同时，汉魏六朝时期的时代环境也为之提供了适宜的人文氛围。也正因为如此，汉魏六朝杂传才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独特品格。本文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投射自我、搜奇记逸、道德劝诫、崇道弘佛、显扬家统郡望。     

论汉魏六朝模拟之作的类型及其文学史意义

学界囿于对模拟的偏见,常常有意无意地将模拟排除在文学史之外。事实上,不同类型的模拟在汉魏六朝文学史的演进中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对古人的纵向模拟,继承并发展了文学传统;对当代作家的横向模拟,构筑了时代文风。跟随性模拟锻炼了作家的艺术才能,积累了艺术经验;改良性的模拟则创造了新的规范,使文学在继承中获得了发展。     

六朝杂传概说

由于受司马迁《史记》列传的启发和影响 ,加之先秦两汉诸如《穆天子传》及刘向诸书等提供的创作经验 ,在合适的时风之下 ,六朝杂传兴起并逐渐蔚为大观。六朝杂传有其特殊的思想特征、史料价值和小说史意义 ,我们应对六朝杂传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虚构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从《雷焕别传》说起

检视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多如《雷焕别传》,常羼杂有虚构性的内容和情节,通过这些具有虚构性质的内容和情节凸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明显的虚构性特征。可以说,虚构性已是汉魏六朝杂传的重要特征。而虚构性无疑使得汉魏六朝杂传渐离史传,并在不知不觉中趋进了小说。     

试论汉魏六朝人物传写的小说化倾向

汉魏六朝杂传,抛弃正统史传对人物的历史化定位,关注个体生命,描写日常生活,人物传写趋向生活化;摆脱了史传对政治资鉴和道德劝诫目的的追求,关注人物性格,注重对人物的性格刻画,人物传写趋向个性化;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细节描写等手法,对人物进行从外貌到性格品行的传神写照,刻画出一个个充满个性的人物形象。无论是从人物传写的取向与重心,还是就人物形象本身而言,汉魏六朝杂传的人物传写都体现出明显的小说化倾向。     

论“汉武故事”修辞性叙事的宗教意义

＂汉武故事＂系列作品,在汉武帝求仙的历史背景下,将博物志、小说、神话及编年史各种文体形态杂糅,利用读者与作者在知识体系、价值判断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制造出叙事张力,揭示汉武帝求仙的宗教意义。同时,＂汉武故事＂系列运用象征、排比、反讽等修辞手法,对汉武帝和西王母的形象进行改造,强调道教凌驾于世俗皇权之上的崇高地位,以此宣扬道教意识形态,提升道教的社会及宗教地位。     

论六朝杂传对史传叙事传统的突破与超越

六朝杂传 ,在继承史传长期发展中累积起来的叙事经验的基础上 ,于叙事事类的选择与运用、叙事方式与叙事风格等方面 ,突破了史传叙事的传统范则 ,超越了史传的叙事水平     

非典型案例的典型意义

非典型案例即现存法律体系中无现成法条可以依循的案件.对非典型案例的理论探析,应当是它对于法制实践、法学研究的典型意义,而不应满足于对之作对策性研究.就法制实践而言,非典型案例的典型意义就在于面对具体案件以及变动的生活时,不断地设定、创生立法之法的当下规范意义;而对于法学研究来讲,非典型案例具有的典型意义则在于它可以"问题化"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进而提供分析理论问题的新思路,甚至直接为理论难题提供答案.     

论汉魏六朝的杂体诗

汉魏六朝的杂体诗较为兴盛,主要形式有回文、离合等39种.其兴盛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王公贵族生活面狭窄,思想贫乏;士人考究学识,注重文化修养;流行的文学观念重视艺术技巧,求新求异.杂体诗的盛行,锻炼了诗歌技艺,促进了律诗的成熟和七言诗的发展;同时反映了一些诗史状况和文学活动,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     

论唐传奇的杂传实质

在有关唐传奇起源的研究中,传奇和六朝杂传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从历史的实际看,无论是从古代目录学的角度,还是从古代文章体式的角度,唐传奇实质上就是杂传,在文体上是传体.传奇主要是一种美学风格和表现手法,其本身并不是一种新文体.     

汉武帝与《汉武大帝》

从内政外交和选拔人才方面,简述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又根据班固的评论,指出他的主要缺点。同时对电视剧《汉武大帝》做出评价,基本肯定;略有不足之处,也做出简单分析。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司马迁《史记》之秦皇与汉武

西方学界对<史记>的篇章结构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强调了一种分析十二本纪划分的方法.并详尽的论证了秦始皇与汉武帝在儒家的胜利、朝色的选择、封禅之举、政权的膨胀以及封地的废止等方面上的相同处,由此提出"司马迁笔下秦始皇的事迹受到当时汉武帝的影响并作为汉武帝的警示"这样的结论.     

卫太子冤狱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政治

卫太子冤狱的昭雪过程与西汉武、昭、宣三朝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巫蛊之祸”是汉武帝为翦除卫太子刘据势力集团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此后,围绕着卫太子昭雪事件,武、昭、宣三代君王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武帝虽然给卫太子昭雪,但不甚彻底；昭帝嗣位后,对卫太子案漠不关心；宣帝上台以后终于使卫太子冤狱得以昭雪,与此同时,宣帝也借昭雪事件培植了一大批亲己势力,这股势力在牵制和铲除霍氏势力、维持宣帝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无形中助长了外戚势力的日益膨胀,预示着外戚专权时代的到来。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考述

秦汉时期,文具制造业开始兴起,毛笔的形制确立并得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持续发展,制作原料不断增加,技术水平逐渐完善,使用范围渐趋广泛。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流域,但东晋以后,南方地区的制笔业发展明显。     

浅论汉武帝德法并用治国方略

汉武帝在其执政时期 ,倡导儒学 ,广施德政 ,同时 ,又创新改革 ,以法治国 ,恩威并施 ,德法兼用 ,积极寻找多渠道的治国良方 ,使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     

论巴金传记的写作以及重写

巴金传记写作不仅数量多、持续时间长,而且有不少创作者对其进行了重写,通过对他们初写和重写的巴金传记的比较,不仅可以看到文学界对巴金的认识不断深入,而且可以感受到20年来传记写作观念、写作理论、写作水平的发展进程。     

东晋上清经派仙传叙述内涵与特质析论

运用西方叙述学中文类的观念,来分析道教东晋上清仙传的名称体例、语言笔法与意象结构上所表现的叙述内涵与特质,以凸显其作为宗教别传的文学意义与“修与报”的结构功能。首先,探讨其内传命名的区隔性与传信性,内传撰阅的封闭性与神圣性,以及所表现的形式体例特质。其次,分析其结合宗教体验与文学美感所形成的诗的、象征的、神话的宗教语言,以及叙述虚实笔法与情节发展的结构性关系,所具显的“既是宗教又是文学”的艺术美感。最后,解析文本中感官字词描述所呈现的丰富文学意象,以及修炼与仪式所蕴含的叙述结构,推定其应颇合乎“奇幻叙述体”的叙述审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