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自然法说”评议

本文回顾了"中国古代有自然法说"的主要观点,具体分析了所谓的"儒家自然法"、"道家自然法",指出中国和西方的法律思想走的是两条道路,中国只有"法自然"的思想;并且,如果认为中国古代有"自然法",会使"自然法"的概念泛化,失去其精髓,不利于中国的法治建设。     

西方自然法传统再解读——以法律伦理学为视角

西方自然法传统源远流长,她从来就不是一个被单独创造的理论,自然法理论的种种创造都是在或大或小的困境前对自然法理念的阐发和运用.正因为如此,她不停地转换着自己的表现形态.但是,在这纷繁的表象背后,自然法有其产生的根源,有着被众多追寻者认同的基本特征.本文以历史上曾被创造出来的那些从大的理论框架体系中抽取出来的自然法理论为研究对象,以法律伦理学为视角,从道德与法律的内在联系出发,对他们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探讨.     

中国儒家与西方近代"自然法"思想之比较

通过对自然法概念的梳理,基于自然法作为评判实在法好坏的道德标准这一意义,肯定了中国自然法思想的存在,进而对中西方的自然法思想从价值取向、主要特征等方面入手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以探寻两种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深层差异.     

智者学派自然法思想论

古希腊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发源地,自然法是由智者提出的。他们以自然这个概念为前提,提出并论述了自然法。"自然"就是真理或实在,法律和习俗规范都应有益于社会的自然本性即正义。自然法是公正的,与自然法则相违背的法律规范应当变更或废弃。自然法存在于万物之中,是高于人为法的绝对正义,制定法律应依据自然本性,它是实在法的源泉、尺度和基础。     

论中国儒道法思想与西方自然法特质

通过对西方自然法思维特质的论述以及中国古代儒道法律思想与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比较分析,说明中国古代儒道法律思想并不具备西方自然法思想的特质,二者分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思想体系。     

论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历史演进

自然法思想是西方法律思想的核心。自然法思想的发展,大体上分为古代自然法、中世纪自然法、近代自然法、现代自然法即复兴自然法四个历史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自然法思想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是自然法却始终贯穿着理性、正义、权利等基本精神。     

文化视角下的“法自然”非“自然法”

在中国古代道家“法自然”思想是否为西方“自然法”学说的讨论的基础上,分别论析了道家“法自然”思想以及西方“自然法”学说的意蕴,并对其进行比较,指出两者在对待法律的态度、思考天人关系的模式以及文化要义诸方面的不同,进而论证了道家“法自然”思想非西方“自然法”观念。     

西方近代自然法思想的哲学倾向

自然法学派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中产生最早、发展最曲折的法学流派.回顾这一流派在西方近代历史上的发展历程,古典自然法学家即启蒙思想家们不再以神性作为自然法的基础,而认为自然法是人的理性的体现,人类能够运用理性引申出来符合人的根本利益的原则,其核心是人的自由和平等.古典自然法学的思想推动了西方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律改革,并且在其哲学倾向上表现出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特点.通过分析和认识这些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西方近代自然法思想的精髓,更加辩证和全面地看待其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古典自然法学说的经验难题与逻辑困境——以法正当性问题的道德面向为视角

法的正当性问题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历久不衰的经典问题,关乎法律价值、法律理念、法律文化、法律权威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而其中的要害在于法与道德的关系。在形塑西方现代文化风格的启蒙时代,古典自然法学说是针对该问题进行研讨的经典学派,对后世学派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对其围绕法正当性问题的研讨思路进行结构性分析,是在该问题上获得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在使人的主体性获得空前解放与现实效应的同时,典型的古典自然法学说在论证思路上主要面临两大问题。首先,以世俗人性作为论证法律道德正当性的现实起点在经验上面临瓶颈;其次,以实然要素作为理论支撑论证该种正当性在逻辑上存在瑕疵。     

基于外部性对财产权观念的反思——以私法制度为视角

自然法的财产权概念虽然从未作为任何法律体系中"行动中的法律"而存在,但其影响却不客忽视.受其影响的财产权模式在现实社会中不仅遭到法律学界的质疑,也受到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坚守自然法财产权观念可能会对其他人强加成本.自19世纪以来,人们便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各抒己见,争论不休,这同时也加速了法学与经济学的结合.     

在“伦理法”与“理性法”之间:民国新繁县诉讼档案中的“家族”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过程是以传统家族为基础的"伦理法"被西方近代"理性法"取代的过程。而且这一典范转换,也几乎被等同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当然路向。梳理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中家族产业案件和家族在诉讼案件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可以发现至少在法律实践的意义上,并未发生"理性法"取代"伦理法"的过程,相反,"家族"仍然在诉讼中起重要作用。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违法性概念

要把握违法性认识,必须理解什么是违法性。汉语中的"违法性"与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违法性"不同。将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违法性"中的"法"理解为抽象的、概括的法,取决于其刑法理论体系本身的逻辑。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逻辑中,证明行为"违法性"的方式与"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证明方式是不同的。德日刑法理论中"违法性"所代表的"法益侵害性"和我国刑法中"社会危害性"的意思应该是一致的。不应该将"违法性"混同于刑事违法性和法律认识错误。     

现代法律实证主义对自然法观念的接受——以制度法律理论为例

现代法律实证主义理论认为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的二元对立并没有揭示任何重要的真理。现代法律实证主义已经放弃了传统法律实证主义的拒绝价值、拒绝正义的僵硬立场,而是选择了接受现代自然法的合理因素。制度法律理论是现代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一种。这一理论对现代自然法观念的接受从法律实证主义这一方面体现了当代自然法和实证法的融合的趋势。     

从《斐多》看自然法之不朽

作为对西方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柏拉图对话录,《斐多》历经古今沧桑流变,依然不失现代经典巨著的价值,如果说贝卡利亚之《论犯罪与刑罚》是现代刑事法治的滥觞,那么《斐多》则是整个西方哲理文化包括法治文化的先导。当代中国孜孜追求的法治迥异于传统中华法系之专制法制,更偏重于法律本身,应该制定得良好且法律获得普遍的遵从的正义法治,该种法治的内核即法律的灵魂则是西方文化中的自然法。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     

中国法经济学研究本土化探析

目前,我国的法经济学研究尚处在理论移植阶段,有必要进行本土化研究。法经济学本土化是指发源于西方的法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法制环境、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实现有效结合的过程。我国法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需要本土化的经济学和本土化的法学提供支撑,要以研究“中国的”法律现象和法律实践为出发点,以法经济学教学为重要手段,以构建中国的法经济学理论体系为核心任务。     

宋"式"考论--兼论唐式之性质

宋代前期,式沿用唐式的内容和形式.神宗元丰以后,宋式在性质、编纂体例、修订模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在性质上,由令的细则性规定变成为法定公文程式.宋式的变化,是宋代对编敕、格等法律形式的性质、功能进行调整的结果.宋式的变化使得宋令的内容更加整齐划一,令、式分工更加明确,两者关系更加协调、合理.     

论“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

"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等儒家经典里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审判决狱的依据,实质是用儒家伦理充当法条。春秋决狱对中国特殊的法律传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引礼入法的切入点和重要方式,它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立法传统;同时,也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直至清末,经义决狱余风犹存。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加深对春秋决狱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某些现实的法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