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战团”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

“西战团”即“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简称,它诞生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延安,是当时全国文艺界奔赴抗日前线的第一个文艺团体。 “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外御强敌。延安古城立即沸腾起来了。设在延安师范学校的抗日军政大学校部、东关的抗大第七、八、九、十、十一队和城内府衙门的第十二、十三队的青年     

试论乌江之役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为贯彻黎平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天险,向黔北挺进,乌江一役,歼敌约四千人,是红军长征中取得的第一个较大的胜利,在长征战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探讨乌江之役,对研究红军战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重点向中央苏区进行残酷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两次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建议,实行一条消极防御的错误军事路线,造成反“围剿”的暂时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长征。当时,主力红军有一、三、五、八、九五个兵团,约八万多人。在长征中,“左”     

遵义会议为何没有解决王明“左”的政治路线的错误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为什么只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的错误,而没有涉及其政治路线方面的错误呢?主要原因有: 1.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紧迫,主要矛盾是解决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对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顾及不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军事路线问题,是涉及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会上激烈争论的中心内容。军事问题的争论,首先是从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开始的。为什么?     

对杀张辉瓒利弊得失的思考

在1930年12月30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龙冈战斗中,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中将师长张辉瓒被红军战士活捉。朱德、毛泽东先后在龙冈街审问了他,毛泽东向他宣传了红军对俘虏兵的政策,同他席地而坐,询问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并给他讲解了当前形势和革命道理。而张辉瓒则非常害怕红军杀他,一再表示只要免他一死,情愿捐款、捐药、捐枪、捐弹赎命。当时红军药品奇缺,毛泽东即吩咐卫生人员赶快开列清单,试图要张辉瓒把西药弄来。这可看出毛泽东最初对待张辉瓒的态度。     

略论长征日记

（一）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写日记，人们往往会想起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他“日从丛箐悬崖，历程数百里。夜即就破壁枯树下，燃朽拾穗记之。”①然而，当我们想想，红军指战员们在万里转战、炮火连天、风餐露宿的跋涉中，竟能坚持撰写日本，甚至有的人是在负伤仅存一臂的情况下坚持撰写日记，岂不更感人至深？！ 同时，在漫长征途中的红军指战员们，从不同部队和不同工作岗位，以不同的视角和感受写下的日记，记录了万里长征的艰苦历程。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当时从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到党和红军的各级干部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     

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 学习周总理的革命精神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毛主席领导人民革命的一次伟大壮举。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毛主席一起亲自领导并胜利完成了伟大的长征。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被迫退出江西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一开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由原来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一味地命令红军     

中央红军长征与蒋介石和地方军阀的矛盾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八万多人从江西瑞金、宁都与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途经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青等省，于1935年10月完成了战略转移，并在1936年10月与第H、四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胜利地实现战略转移，主要原因是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红军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同时，红军充分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也是其取得战略转移胜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于长征结束后红军人数问题探讨的一点补充

姜任耕同志《关于长征结束后的红军人数问题》(见《江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三期)一文,曾就三大主力会师时全国红军由三十万减少到不足三万人的传统说法,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三大主力会师时,“汇集在西北地区的红军约七万左右,加上南方红军,则全国红军应有八万以上。”根据接触到的资料,我以为这种估计数据比较接近事实。不过,对姜任耕同志所作“‘不足三万人’的红军……是指西路军失败后西北地区的红军”这一结论,我认为还是可商榷。因为,     

云南省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东讨论会纪要

一、会议概况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大喜日子里，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活动中，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社科联、昭通地立联合举办的“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讨论会”，于1996年10月9日至12日，在云南省昭扫地区威信县扎西镇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北京、昆明、昭通地区党史部门的领导同志和专业工作者，以及社科界、大专院校、军事院校的专家、教授、学者共70多人，提交会议的论文共36篇，专著2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派专家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     

袁国平与新四军的政治思想工作

袁国平，原名袁幻成，后改名袁裕，字醉涵，湖南宝庆县袁家台村（今属邵东县）人。1906年5月26日出生于手工业工人家庭。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左翼宣传队第4队队长。1927年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9年6月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委员、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3科政治委员、教导师政治委员等职。1938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新四军政…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地点新考

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在什么地方会师?至今说法不一。其中以1935年10月19日在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之说较为流行。但这个看法值得商榷。 中央红军(当时叫陕甘支队,亦叫一方面军或一、三军团)和陕北红军(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刚合编的红十五军团,亦叫西北红军)的会师,应是两     

在生死搏斗的岁月里

一九三一年七月初,蒋介石集结了三十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的掩护配合下,向我中央苏区工农红军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他坐镇南昌亲自指挥,督战,还特意请了德、日、英等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帮他出谋划策。 当时我中央主力红军只有三万多人,面对“围剿”的敌人,不仅装备处于劣势,而且众寡悬殊。但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按照“诱敌深入”的战略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歼灭敌人一路至几路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我军士气旺     

方志敏在皖南

1933年9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以50万军队“围剿”中央苏区10万红军,以10万军队“围剿”阂浙赣苏区1万红军。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当时由博古任总书记,共产国际顾问李德负责军事）,到1934年10月,中央苏区范围由纵横各近1000里缩小到各仅300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徐向前何时说此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徐向前何时说此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世人大都知道，长征途中，党中央与张国焘发生路线分歧后，徐向前曾说过：“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然而，对徐向前说此话的具体情景，却少有人知。笔者于９３年１１月２３日访问了当年陈昌浩的警卫员康海生（中国人民解放...     

红二十五军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曾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称作“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①，翻开这部史诗，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红二十五军在这壮阔史诗中独具特色的光辉一页。1934年11月16日至1935年9月15日整整10个月中，这支不足3000人的队伍，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艰苦转战，独立完成了长征。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不仅保存和发展了自身力量，还对主力红军的长征起了巨大作用，有力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与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后，又在坚持和巩固长征落脚点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对整个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一、红二十五军的长…     

红六军团在贵州

(一)红六军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活动在湘、鄂、赣、川、滇、黔广大地区,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一九三四年七月下旬,中央命令红六军团作为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从湘赣苏区出发向湘南挺进,从而掀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当时,中央任命肖克同志为红六军团的军团长,任命原湘赣军区司令员王震同志为军团政治委员,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第十七师师长和政委分别由肖克和王震同志兼任;第十八师师长、政委、参谋长分别由龙云、甘泗琪、谭家述诸同志担任。同时,决定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同志为中央代表,随军长征。相继组成了红六军团最高指挥机关——军政委员会。任弼时同志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肖克、王震、张子意为委员。     

再论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历史必然性

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是历史的必然:红军长征始终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目标和方向上为最终落脚陕北提供了可能;红军长征途中克服了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保证了最终落脚陕北;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客观条件是红军选择落脚的关键。     

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概述

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甘肃,是红军长征到达的第十个省份。红军长征在甘肃从一九三五年八月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结束长征,前后历时一年多。从岷山到六盘山,从甘南草原到陇东高原,到处都留下了红军光辉的战斗足迹。在长征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俄界会议、腊子口战役、哈达铺整编、榜罗镇会议、会宁会师等等也都发生在甘肃广阔的大地上,因而,红军长征在甘肃的这段历史,在整个长征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它对于最后实现伟大的战略转移,到达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学习和研究红军长征在甘肃的这段历史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军是长征期间进入甘肃的第一支红军部队。     

忆项英被害前与我的几次谈话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当时我在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二营任副营长。一月三日,我在江北无为地区接到上级通知,连夜和吴奚如、张元寿、周绍昆,刘奎等同志带领二百人左右的队伍,从无为的六洲、四家闸过江,赶回部队。我们七日抵达丕岭,八日拂晓赶到高岭,十日晨赶到东流山。叶挺军长命令我们坚     

论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及深刻启示

伟大的红军长征，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伟大的红军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伟大的红军长征，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伟大的红军长征，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就要继续弘扬长征精神，牢记长征精神的深刻启示和深远意义，深入挖掘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永葆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