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视野下现代派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     

翻译与现代新诗命名

文学命名是对一种文学现象内涵和外延的界说,所谓"界说者,抉择一物所具之同德以释解其物之定名也"[1]1,"诚妄之理,必词定而后可分"[1]18.一种命名应该是对相对应的文学现象的浓缩性的总结,是一种后发性的语言称谓行为.在以实证为特征的现代阐释体系下,一旦一种文学命名确定下来,就从根本上框定了这种文学现象的基本书写倾向和审美原则.因此,命名的内涵就必然具备相对的稳定性和客观性,成为一种语词所指和能指相契合的意义蕴涵.     

外来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     

译诗与中国诗歌转型

中国诗歌在"五四"前后完成了由传统文言格律诗向现代白话自由诗的转型.这个转型并非静态的瞬间现象,而是一个在19世纪后期业已启动的动态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它的发生、走向与形态特征等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间外国诗歌翻译同中国诗歌转型的关系相当密切,译诗也许是促使中国诗歌转型发生、完成最为重要的力量.     

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历程

本文对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历程进行了分析和梳理，认为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呈现为三个阶段：其早年至任吴县县令之前，受当时前后七子复古风习的影响很深，创作上摹拟的痕迹比较重，是为摹拟期；而其在吴中的两年间，则一改旧习，创作以打破格套为特色，是为新变期；离开吴中后，其文学思想开始转变，创作上也逐渐向传统审美规范回归，是为回归期。新变...     

谈翻译与再创作

本文论述了翻译与再创作的联系,以及翻译本质,即翻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作者通过对公式化翻译体的研究,探讨翻译对本国文学创作的不良影响,希望有助于翻译出好的译文,消除译文中公式化翻译体。     

李白与华兹华斯诗歌创作特点比较研究

本文比较了中英两国杰出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李白和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特点,具体阐述了两位诗人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异同,探讨了他们的诗歌创作观和表现艺术,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握两位伟大诗人的精神风貌及诗歌特色。     

闻一多的“诗歌情结”

中国现代诗坛的杰出代表闻一多,从艺术着眼,从新诗创作起步,继承传统,学习西方,在诗歌创作、诗歌理论、诗歌研究诸方面卓有建树。     

英语词义的连锁关系及其翻译

在英语汉译过程中，词义的连锁关系在词义的选择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一些英语常用词为例，从替代关系、并列关系、递进关系和相对关系等四个方面对英语词义的连锁关系及其汉译时常见的处理方法进行了探讨。     

论杜甫早年对诗歌创作的探索

杜甫诗系集大成性质,而杜甫本人也被后人推尊为“诗圣”,对后世影响巨大,杜甫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成就,与他早年时期对诗歌创作的艰苦探索是分不开的,这为他以后集大成性质的创作铺垫了道路。     

诗歌翻译中的审美移情与艺术生成

"移情"是一种审美常态.诗的妙处往往都从移情作用得来,诗人常常通过移情把自己的情丝外射到审美对象中去.诗歌翻译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能否恰如其分地把原作中的诗情化为另一种语言,在目的语读者中引起相似的审美和情感效果.     

西部诗歌创作的新变——沈苇、杨梓诗歌阅读印象

20世纪80年代前期,西部"新边塞诗群"以其强劲的冲力雄起于新时期诗坛,其豪放激越、粗犷强悍的"新边塞"诗风给新时期诗坛灌注了一种全新的活力,也引领了人们热烈的目光.一时间,周涛、杨牧、昌耀、章德益等诗人的名字频频醒目于不少文学报刊,一度领尽风骚.但当"新边塞诗群"画上它辉煌的句号,西部似乎又复原了它往昔的沉寂.还好,这种沉寂不算太久!继起的西部第三代诗人(这里的所谓西部第三代诗人并非一个诗歌流派和诗歌群落的概念,而是一种代际指称.是对继"新边塞派"之后,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的西部诗歌创作新人的总括)复又打破了这种沉寂.沈苇、杨梓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和有代表性的诗人.     

论唐前秦岭诗歌

秦岭承载了丰富的文学艺术内涵。将秦岭与唐朝以前的诗歌相联系,按照诗歌作品创作的时间先后以及这些作品在中国诗歌史中的意义,从"《诗经》中的南山、终南山诗篇""乐府中的南山歌诗""汉魏六朝文人诗中的南山及南山意象""商山与我国第一首隐逸诗""太华山与汉魏六朝游仙诗""北朝时期的终南山唱和诗"等六个方面展开,旨在说明秦岭山脉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诗歌翻译中的理解与表达——《关雎》的两个英译本的对比与分析

能准确的理解并表达出原文的含义是诗歌翻译最基本的要求,也是翻译的难点和亮点,是通常需要翻译者多费精力的地方。很多作品都存在两个版本甚至更多的同一语言译文,理解不同导致文章的质量也不同。最具代表性的《关雎》的两个英译本分别是由James Legge 和Arthur Waley 完成,两者又有什么理解和表达上的不同呢？本文主要基于对《关雎》的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和分析探究诗歌翻译中理解和表达的精华。     

《世说新语》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世说新语》是一部名士风流集,对后世文学影响极深,它对唐朝大诗人杜甫诗人的诗歌创作有启发作用,对天才诗人的成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宋代南渡士风与诗歌创作

按士风状况分,南渡可分为南渡初年与秦桧专权两个时期,南渡初期的士林既受北宋末年败坏习气的影响,又开始孕育健康的士风;秦桧专权后士风更为浇薄、孱弱.反映到创作上,南渡时期的诗歌总体品质不高,即便南渡初年亦未体现出应有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整体面貌,而仅仅有很少的作者创作了数量不多的与现实紧密相关的诗作.然比较而言,历时性方面,前期诗歌的品质高于后期;共时性方面,在朝诗人的创作顾忌多于外任或在野诗人.     

新诗的亲与疏

中国新诗从诞生之日起,至今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其命运之曲折坎坷在所有新文学样式中大概可算最为突出.她从开始时的态度最决绝、变化最彻底但成绩并不理想的初期阶段,发展到后来,在不到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汇集和重演了西方诗歌几百年的演变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时至90年代,诗歌似乎又失去了曾有的辉煌和风采,成为了在文学的诸样式中,环境最为困难的一个,诗的地位日见窄狭和窘迫[11].     

论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变异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在法、美学派创立的理论基础上创立的,它是标志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理论之一,它对比较文学研究以及在译学界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本文取一代文豪郭沫若先生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译本《西风颂》和《鲁拜集》作为案例,以变异学理论来分析郭译中所体现出的变异,透视出异质文学在＂本土＂文学中的接受与变异。     

略谈李商隐在甘肃的诗歌创作

文章对李商隐在甘肃的诗歌创作 ,尤其是《安定城楼》一诗进行论述     

标准与尺度: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

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问题一直是一个相当困扰人的东西.一方面,在千年诗史之末出现的中国新诗在并没有能够完全推挤开自身远古记忆的时候,似乎总是要被已经习惯了传统审美模式的中国读者置于被审判的境地;另一方面,中国新诗在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行进中也不断积累着自己的艺术经验,它也不断试图作出关于自己的总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人们产生了不同的眼光与需要,因而关于这一评价的分歧的确也相当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