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恕”之道与教育伦理的基本前提

儒家文化中的"忠恕"之道强调人应该以爱人之心、爱人之能去对待他人,视人如己,施爱于人.因而,"忠恕"之道应该是确定教育伦理基本前提的合理选择.但是,在遵行"忠恕"之道时可能会导致交往中的"霸权"倾向,对此可以通过补充"最小价值介入"的原则加以克服,即通过对话、商谈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     

"忠恕-絜矩之道"与社会和谐

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大学>的"絜矩之道"是原始儒家关于人际行为的重要规范."忠恕之道"是孔子践仁的基本行为原则,"絜矩之道"是对"忠恕之道"的继承与发展."忠恕-絜矩之道"的推行,有效维系了我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和谐.人际关系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维度,因此,对于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忠恕之道不可作积极表述论

当代学者对孔子"忠恕"原则所作的"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的所谓积极表述,与孔子的思想相悖,是不妥当的。忠恕之道,既是一沟通原则,又是一限制原则。而它作为沟通原则是建立在其作为限制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忠恕最终所要达成的"合外内之道",乃是在人我、物我天然差异实现前提下的"沟通"。忠恕所强调的是对"己"的限制和要求,而非对人的限制和要求;在现实的伦理关系中亦强调个体角色和"分位"的限制性,它体现了一种价值平等性的精神,排除了原则的抽象性所可能引发的道德任意。对忠恕的所谓"积极表述",易于导向对其限制性规定的忽视,助长对现代社会业已造成很大危害的自我中心态度,是应予纠正的。     

“忠恕之道”合理性的 多维阐释及其现实意义

"忠""恕"乃一体两面的关系。"忠恕之道"的合理性可以通过宗教文化的印证、身心机理的分析、伦理原理的辅证而得出。世界三大宗教文化都存在与"忠恕之道"在"仁爱""平等""宽恕"三方面相通的精神因子。坚持"忠恕之道"在生理方面来讲是可能的,具有相关的生理基础与心理发生的必然性。"忠恕之道"既符合康德的绝对命令Ⅰ和绝对命令Ⅱ的要求,也符合罗尔斯的"无知之纱"背后的原初状态所指涉的不偏不倚原则。"忠恕之道"对于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人身心的和谐具有现实意义。     

"忠恕之道"及其实践困境

"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精髓.本文从理解"忠恕之道"的伦理内涵入手,剖析其内在机制,揭示其基本伦理精神,并进一步探讨"忠恕之道"在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忠恕之道”与国际关系

“忠恕之道”的思想真谛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人际关系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就是“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忠恕之道”是“全球伦理”、“普世伦理”的重要准则。如果把“忠恕之道”作为国际关系伦理的准则,它将对促进世界各国“共存共赢”,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对话”,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创造中国伟大复兴的平台,大有理念上的启迪意义。     

忠恕之道与中国近现代的对外关系

"仁者爱人"是儒家学说的第一义,此即爱全人类并兼及爱物。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它具有人类道德的普适价值。儒家主张"协和万邦",这在中国古代不免与"宗主国"意识的历史局限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近代,中华民族经与世界的交往形成了"民族国家"的观念。孙中山率先提出了"振兴中华"和"民族主义",其中包含着世界各民族平等的思想,蔡元培称其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衷。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体现了忠恕之道的精神,"来自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在21世纪,中华民族正处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与邻为善"、"和谐世界"的外交方针符合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又有新时代的思想内涵。     

儒家忠恕之道及其当代伦理价值

忠恕是儒家道德学说中重要的理论命题,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际关系和谐的基本道德法则,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当下被我们重新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应大力倡导这种忠恕之道,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意义。     

维护国际和平 寻求普世伦理——论“忠恕”之道与21世纪国际和平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必须依赖于其他国家的发展,这需要在国际和平的环境中才能得以实现.但是,如今的世界仍然还很动荡,各国之间的平等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为此,爱好和平的国家及其人民都在寻求能够维护国际和平的普世伦理.文中力求通过对儒家"忠恕"之道的阐发,一方面说明其是建立普世伦理的基础之一,另一方面说明其应是调节国际关系,维护国际和平的重要准则之一.     

忠恕之道与构建和谐社会

忠恕之道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人、个人身心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研究

欺诈例外原则是为了避免信用证欺诈,在肯定信用证抽象独立原则的基础上产生的。分析了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产生及理论基础,重点探讨了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范围、行使主体和举证责任三个具体问题。     

法官阐明界限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法官阐明的目的决定阐明适用的范围。以发现真实为目的,法官阐明可以仅适用于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的领域;以防止诉讼突袭为目的,则将法官阐明扩张至职权探知领域。在兼顾两个目的的前提下,法官的阐明可以分解为辩论主义领域的阐明、处分权领域的阐明、职权探知领域的阐明和法律观点的阐明。法官阐明的界限不可能由立法作出明确的规定,只能倚重判例的不断累积呈现出一个依稀可见的大致轮廓。     

论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在阶层式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中的意义

部分阶层说支持者认为,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作为要件说的基础构成原则,存在使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出现概念混淆和缺乏兼容性、引发主观定罪和入罪倾向等问题。分析发现,对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批评也间接造成阶层说理论体系的表达障碍,阻碍其与现行刑法规定的衔接,并影响公众对阶层说理论体系的接受和理解。在当下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环境中,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仍在实践和理论层面具有相当价值,如果能将其纳入阶层说的概念、推导逻辑和公众表达话语体系中,将进一步完善阶层说理论体系,更好地发挥其实务指导作用。     

南宋词与理学新论

南宋词“复雅”理论在理学“崇正”思潮影响下形成了以东坡词为“正统”的词学正统论和词学宗派论,而词的创作则在发展东坡词法基础上逐步形成以“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为表征的宗义理词风。在词人群体形成及演变方面,理学人士对苏学的推崇不仅直接促成了南宋苏轼词派的形成,而且在苏、辛词派交替过程中起极重要的中介作用。随着程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宗程学或具有程学倾向的词人不仅从思想、理论与创作方面拓展了以崇苏为基点的“复雅”词风,且还以极大热情参与辛派的建构并逐渐形成理学家词人群。考察南宋词风演变及词学理论的文化背景,理学无疑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如果忽视它的存在,将难以对南宋词理论实质、词派演变及创作倾向作全面深入的把握。     

略论孔子的修己之道

本文主要从修己之道的侧面分析孔子的儒家道德思想.就修己之道的内容要求、原则要求及所要达到的境界诸方面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指出孔子思想的进步意义及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     

戴季陶的早期国家思想与笕克彦

戴季陶的早期国家思想中包含着较多的时代因素。在理论上他的国家思想直接来源于他的日本老师笕克彦。他信奉笕克彦的自由意志说，否定国家契约说。他认为后者缺乏现实的依据。戴季陶在吸收笕克彦的国家理论的同时并没有完全照抄，在国体和国家目的等方面，他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民初的思想界有其存在的价值。     

南宋儒者薛季宣的中庸观

薛季宣对"中庸"观念的独特诠释,体现出理学思潮对他的影响,但他不赞同形而上学的探讨趋向。他开拓出一种以格物实践为本位、重视"时中"的中庸观,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哲学根据,并在学理上促进了经制之学的形成。"时中"中庸观是薛氏思想的核心理念。     

《周易》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

孝道是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现实与历史基础,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延伸。而《周易》则建构了孝道的理论基础,《易传》彻底改造了《易经》中的先天平等思想,由所谓"先天不平等"(天尊地卑)的虚构逻辑前提出发,推演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的理论主张。后代的统治者与御用文人,在理论上把这种专制性的孝道观加以细化,在实践中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典范化,导致了奴性化、反科学性、反人性的严重后果。只有彻底抛弃专制基础,对传统孝道观加以扬弃,才能真正古为今用。     

政治秩序与中庸之道——浅析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传统基础

中庸之道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构建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它不仅为这种秩序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而且也为其提供了安全保障。中庸之道作为一种理念标准和终极目标,应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