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的艺术化交游——以花为媒介

宋代文人的交游活动具有艺术化特征,主要表现在雅而不俗的礼物往来,含蓄蕴藉的情感表达和具有文化气息的活动内容。花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属性与文化内涵,宋代文人交游的艺术化、审美化借助花传达得最为充分。因此花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人事往来、情感呈现乃至具体的交际活动中,都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陆机与入洛南方文人的交游

陆机入洛之后,虽然也备受侮辱、歧视,处境艰难,但他还是凭借着家族的威望、个人出众的才华成了入洛南人的领袖,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南人集团.他常常与其他南方士人通力合作,共同引荐同乡进入北方社会.这时与他交游的南方文人除了陆云之外,主要有顾荣、贺循、纪瞻、戴渊等,他们不仅以诗唱和,传达友谊,而且在危难之际,彼此照应、相互提携.     

君权、皇族与中晚唐政治

唐代君权与皇族地位的关系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高祖、太宗朝,君主通过提高皇族地位来巩固政权、加强君权;高宗至玄宗朝,君权与皇族地位之间出现裂痕,皇族地位的提高会影响、甚至威胁君权。为了加强君权,君主采取措施限制皇族的发展,导致皇族地位的降低。中唐时期,君主为保证自身权力继续削弱皇族,加强了对皇族、尤其是储君的监控。讽刺的是,君主倚重身边的宦官实现对朝政的控制,最终却导致权力的失控。主要表现为:储位之争发生了重大变化,储君废立由君主家事逐渐变为禁中事;君权由扩张转向衰微,皇族也更加衰落,对中晚唐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代文学制度与文人创作——以老舍、曹禺为中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更看重文学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强调文学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服务性和服从性,他们秉承和期待的是建国为重、国立而人旺的民族未来想象。以老舍、曹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人更看重文学的熏染性和审美性,强调文学舒展和疗救人性的无功利性,他们信奉立人在先,人立而国强的现代民族生活图式。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分歧逐渐溢出水面,建立何种文学制度的天平显然向当政者方面倾斜,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法则很自然地成为老舍、曹禺们无法逾越的障碍。     

商贾形象变迁与中晚唐文人价值观的转变

商贾形象在唐代文人的诗文中经历了从被批判、被讥讽逐步走向获得理解和同情的转变过程,这与中唐以后社会上普遍的重商思想是大致同步的。而探讨这一问题,也是研究中晚唐文人价值观念转变的角度之一。商贾形象在中晚唐文人诗作中变迁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这一时期文人价值观念悄然转变的过程。中晚唐文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文人本末观念的变化和逐利思想的出现。     

辽代契丹族女性文人创作的政治意识

辽代契丹族文坛最具特色的便是以萧观音、萧瑟瑟、耶律常哥为代表的女性文人创作,她们的作品超越了一般女性狭窄封闭的见识,表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勇猛尚武的民族文化品格,以一种开阔的视野抒发了内心真实情感,她们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强烈的参政、议政意识,充分体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气质.     

中晚唐制举对策与政局变化——以藩镇问题为中心

中晚唐正处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朝政弊病丛生,内忧外患不断,藩镇问题尤为突出,德宗、宪宗、穆宗都试图通过修政、选贤举能、削藩、销兵等措施,重振帝业,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开明的社会风气,为举子在制举考试对策时敢于直言极谏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大环境。中晚唐制举对策中有关藩镇问题的见解,近乎直言不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对研究中晚唐藩镇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围绕着削藩问题,中晚唐制举策问多针对军队废弛、销兵和削藩、修政等时务进行策问,举子对策往往是苦诋时政,针砭时弊,直言极谏,客观上起到了宣扬皇帝新政的作用。制举对策提出有关精兵、销兵和削藩的策略,与当朝皇帝、宰相以及时政风气紧密相关,通过精兵、销兵和削藩等举措实现帝国的复兴,已经是所谓以"子大夫"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共同理想。     

李觏与范仲淹的交游及政治思想刍论

李觏与范仲淹都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人物。范仲淹主持了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李觏是其积极的支持者。本文论述了范仲淹与李觏的交游及政治思想的共鸣。他们二人志同道合,都以天下兴衰为己任,都有变法革新、理财富国、术强图变的思想主张。     

北京研究的新视角——《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序

在现在的户籍登记中，已将籍贯与出生地分离，所以，我也名正言顺地成了道地北京人。除去“文革”中间的插队七年，我的日常生活一直与北京息息相关。如此长久的人生经验，并不意味着我对北京的都市文化享有更多的发言权。     

在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中徘徊的郁达夫

“五四”前后，郁达夫的出现是社会与文坛的另类亮色。他以一生的抗争与逃遁演绎着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对话的悲喜剧，揭示了中国文坛上因政治话语的强悍而致使为自由、真诚作歌的文人逃遁的惆怅。郁达夫恰恰在这种无奈的逃遁中确立了他诚誉拥身的地位，显示了一个纯粹文人的真正价值。     

试论汉代文人的政治情结——从汉代散文管窥

汉代文人有着深厚的政治情结,他们积极地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该文主要根据他们的散文创作来具体分析这种现象,并详细阐述了其产生的原因.     

中晚唐苦吟诗群的本色与新变——以"峭冷"诗人姚合为例

苦吟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是一种突出的社会风气.在众多的苦吟诗人中,姚合虽以"苦吟"创作诗歌,风格却"清新"、"平淡",这不能不说是中唐苦吟诗人中的"新变".本文试以姚合为例,对苦吟诗群的本色与新变进行深入分析,以探讨文学发展过程中共性与个性间的传承与嬗变.     

北宋历史语境下的文人政治博弈——"进奏院狱"和北宋文人心态

公元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国家重要机关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虽然其中有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但过多地关注"改革"、"保守"阵营的划分,容易忽视进奏院狱在北宋文人心态发展史上的影响,从而失去对北宋历史语境下文人政治博弈的考察。进奏院狱在当时产生巨大冲击波,原因在于案件发生地点的特殊性、涉案人员的特殊性和当时政治背景的特殊性。进奏院狱表面上是一起经济案件,其实质是传统政治伦理的坚守者借对文人轻薄之风的打击与纠正,抑止以不合法手段"出位议政"的行为。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与词史意义

宋初半个多世纪里词坛沉寂,在词体兴起与发展的历程中,洛阳文人集团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文学群体由于幕主钱惟演的倡导提携,诸文人才士的应和参与,形成从容闲暇、文酒诗会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以歌妓为中介的歌舞佐酒与填词听歌的词体运行系统。钱惟演、谢绛、尹洙、梅尧臣、欧阳修等集团主要人物均有词作问世,不乏词史价值。尤其是欧阳修,他以洛阳为起点,创作了为数甚多、质量颇高的词作,并受到洛阳文人集团的极大影响,最终成为宋初四大词人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宋词的发展进程,深刻展现了洛阳文人集团的词史意义。     

明清话本的文人创作与商业生态

明清话本的作者是文人,读者主要是市民,文人作家与市民读者各以自己的方式影响话本的创作.文人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审美趣味对话本的功能、题材、体制、语言进行改造,市民则通过购买行为要求话本创作适应自己的欣赏趣味与阅读水平.     

生活的留恋与心灵的放达——以白居易为中心的洛阳闲适诗人群

唐代中晚期,在洛阳形成了一个以白居易为中心、以致仕及分司官员为主体的专写闲适生活的诗人群体.他们退罢洛阳,不复关心时政,悠闲于山水园林,沉溺于声色宴饮,耽玩于彼此的交游,关注个体生命的适意.洛阳闲适文人诗酒唱和在文学史上被传为佳话,对当时及后来的文人学士的人生态度和诗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与文化传播——以武汉为考察中心

1937年抗战爆发,京津沪等地的文人为了避免成为亡国奴,毅然琦上流亡的道路.由于国民党政府为了抗战的需要把大部分行政机构迁到了武汉,所以这些文人先后来到了武汉.为了发动民众,支援抗战,他们先后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等社团和机构,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运动中他们所采取的种种形式如街头剧、朗诵诗等,在唤起民众的同时又无形中造成文化传播的后果:广大民众的知识架构得到了"重组",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知识层次得到了提升.很多青少年也正是借此走上了文艺的道路.     

论焦循文人悲剧审美的独特性——以扬州所演花部悲剧批评为例

乾嘉学派扬州代表性人物焦循对扬州所演花部尤其是悲剧的赞扬,体现了文人身份的审美内涵,尤其首次提出花部具有"忠孝节义"的特点,可视为抗衡官方话语的重要策略之一。焦循对花部悲剧的审美,不仅与花部剧作者及其观众所理解的悲剧审美不同,而且同时代文人的悲剧审美差别较大。这与各自不同的身份,以及他们对社会的理解和面对社会压力的反映不同有关,同时体现出焦循文人悲剧审美在扬州剧坛具有开放性、鲜明性和时代性等重要特征。     

台湾文人的北京体验——以连雅堂、洪弃生为例

本文通过对连雅堂与洪弃生两人于民国初年在北京旅游体验的分析,试图呈现的旅游者凝视“他者”不同的途径,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相异的文化塑造与身份认同的过程。“作为一个旅游景点的北京”,因此成为一条重要的论述线索,在观看与被观看的同时,成为照亮旅游者证实文化身份过程中的一面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