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面作战中白崇禧所用的策略(1933——1935年)

汪蒋合作后,广州四全大会在1931年12月15日举行闭幕时作出决议,结束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这表明无论南京局势如何演变,两广实力派仍将利用胡汉民作靠山,而以西南两机构为工具,继续与南京形成一个半独立的割据局面。蒋介石面临内忧外患,自然没有力量来对两广用兵。     

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     

龙云是“抗战阵营内部的一颗未爆炸弹”吗?——与杨天石先生再商榷

杨天石先生说,龙云是“抗战阵营内部的一颗未爆炸弹”,是西南“反蒋降日”的领头羊,这是站不住脚的。龙云作为地方实力派,是抗战时期的中间势力。地方实力派在民族危机、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大多能顾全大局,以民族、国家为重,投入战斗,并非没有“是非、正义、民族、国家”观念的。龙云坚持抗战,是其一生的第一大功绩,他有着“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的声誉。1940年龙云希望从江西撤军,不是为了“拥护汪伪政府”“通电主和”,而是实施滇南抗战,拒敌于国门之外,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抗日战争。龙云所写《抗日战争前后的回忆》一文,并未“说谎”,总体上是可信的。例如,汪精卫说,龙云“完全同意”其“和谈”计划。而最新发现的档案材料记载,龙云曾“婉言相劝”,以至“言之泪下”。龙云不愧为坚持抗战、功勋卓著的爱国民主人士。     

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

在盛世才治疆的很长时期,新疆与苏联关系密切,国民政府鞭长莫及。抗战后期,蒋介石决意利用世界大战解决边疆问题,1942年春,蒋介石知晓盛世才意欲摆脱苏联控制后,即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积极布局,促使盛世才表示效忠中央。1943年后,国民政府对新疆的控制不断强化,苏联在新疆的影响日益减小。1944年8月,盛世才企图重新调整其政策。在中央压力之下,盛世才被迫辞职离新,新疆回到中央政府的直接管治之下。     

民国时期唐继尧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政府的关系

民国初期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其实质即唐继尧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政府之关系。以往由于简单地将唐继尧归为军阀一类,对其与孙中山处同一阵线进行的西南护法、对孙中山西南军政府的支持及相互关系等有关问题的研究显得不足。作者在文本及档案资料基础上,通过对该时期史料的重新梳理与进一步解读,希图更全面地揭示出当时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复杂与多面性特征。     

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1931—1936年)

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服务于其地方集团的利益。他们一方面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蒋介石中央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支持各地抗日壮举；另一方面，幻想依靠日本的支持反蒋，与日本有较多联络与勾结。同时，镇压广东省内抗日救亡运动，屈辱处理省内涉日事件。从其言行看，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实际上处于亲日与反日之间。     

地缘政治与利益冲突：桂系与两广事变

1935年蒋介石成功改造黔局后,桂系面临中央势力的严重挤压。为因应时局,桂系试图与蒋介石展开合作换取对贵州的控制权,但在龙云反对下,最终难以实现,同时陈济棠与蒋矛盾激化,再起反蒋之心,最终粤桂联合反蒋。两广事变爆发后,其他地方实力派持观望态度,日本又强烈反对,两广深陷经济困境,且彼此猜忌。随着粤系土崩瓦解,蒋故意撤换李宗仁、白崇禧,桂系进退维谷,意图联络张学良、刘湘另立局面。此后局势逆转,桂系被迫接受和谈,但仍作为独立的地方政治势力得以保存。     

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设

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都是交由普通教育机构或相关治边部门统一管理,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少数民族教育的专门机构是以国民政府时期蒙藏教育司的创设为标志并随着边疆危机与民族问题的日益凸显而被国民政府逐渐重视并加以完善起来。国民政府教育部按照国民政府行政三联制原则,配合创设了边疆教育的设计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蒙藏教育司和各地方教育厅内所设的民族教育科股或专人是国民政府边疆教育行政管理的执行机构。边疆教育的设计机构在中央为边疆教育委员会,在地方为边地教育委员会。边远区域教育督导员在边疆地区的设置标志着边疆教育视导这一以视察和辅导边疆教育行政管理和边校各项事业发展为主要职能的监督机构已经成为边疆教育行政工作的主要部门。     

1935-1938年川省政府对县长人事的整顿及影响

1935年2月,国民政府改组四川省政府,刘湘任省政府主席,川政统一。刘湘政府在蒋介石帮助下收回防区民财两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县长人事。刘湘进行县长人事调整的每一步都给当事各方势力带来冲击和影响,川省地方军政势力的不断消涨、变化及刘湘与国民政府中央的矛盾纠葛其中,随着各项措施的出台和县长人事的不断调整,刘湘与国民政府中央的矛盾逐渐激化,蒋介石对刘湘整顿县长人事的措施也由支持转为干预,最终随着刘湘的去世,刘湘时代任命的县长群体逐渐势弱、分流。川政统一初期县长人事调整的过程,也是当事各方博弈、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这一现象贯穿着川省统一初期的政治进程。     

蒋介石、张群主川时期县长选用制度的调整(1939-1947)

1935年2月川政统一后,川省政治充斥着各方政治势力的冲突与较量,这些冲突与较量影响着县长人事的整顿.川康实力派刘湘为有效控制地方,培养了以县训学员为主体的骨干力量,其时县长及其他基层行政人员的主要来源为县训学员.随着1938年刘湘去世、蒋介石与张群先后主持川政,县长选用制度发生了变化.甄审合格人员取代县训学员成为县长的主要来源.另外,张群时期对中央特交人员及县长考试及格人员的任用,也给予相当重视.蒋、张时期县长选用制度的调整与中央力图削弱川康实力派、将四川地方纳入中央轨道不无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治"模式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党治体制的核心是国民党对国家政权的独占,这一独占主要体现在国民党中央对国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严密控制,即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甚至以党代政,而在地方则实行党政平行,党部无权直接制约地方政府.这种模式在中央造成以党压政,使国民政府失去必要的独立性,在地方则造成国民党对地方政治的失控,导致国民党现代化领导能力的低下与统治基础的削弱.     

20世纪初苏俄政府与中国地方实力派交往原因初探

重视中国地方实力派是20年代苏俄政府对华外交中的一个特点,来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频繁与中国地方实力派接触也是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重要表现。由于与北京政府恢复邦交谈判进展不顺利,而中国地方实力派的特殊地位使它们具有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与中国地方实力派联合将有助于中苏谈判朝着有利于苏俄方向发展,而且与它们合作有可能形成与苏俄联合反日的力量。苏俄政府对华的多重外交表明国家利益始终是苏联外交至高的原则。     

1936～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各省参考书籍之编纂

1936~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各省参考书籍的编纂,是国民政府组织的一次重要的地方文献编纂活动,但长期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本文全面考察其缘起、成就和意义,认为本次编纂活动除有助于周览团和中央了解各省外,还有利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地方文献的保存;为后世的方志编修和历史研究工作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促进了中央与边疆、中心与边陲间整体联系的强化。     

近代中国的边疆社会政治及边疆认识的演变

近代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政权模式向民族国家模式转变,由晚清开始的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贯穿于始终。近代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谋求中央政治权威的重塑、西方列强次级势力的渗透、复杂的民族与宗教状况、落后的文化教育、与内地差异的政治形态,构成了近代中国边疆社会政治环境的真实状态。19世纪至20世纪初,国人的边疆认识主要有两点突破:一是开始注意到海防问题,由单一的陆权国家开始向陆海复合国家迈进;二是开始明确关注边界问题,逐步产生了国家主权意识。经过历届政府及政治家的长期实践,以明确领土范围及边界划分的西方疆域理论形态基本上为国人所接受。     

论近代交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牵引

西南边疆近代交通起于中法战争之后法属滇越铁路的修建,西南边疆社会的路权意识亦随之觉醒,也使滇越铁路从修筑到之后的运行,就始终伴随着边疆人民的路权声张及对交通权益维护的问题。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近代交通建设,不仅凸显了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社会凝聚力的增强,也前所未有地提升了西南边疆与内地的紧密关联度。     

克萨借款考辩——兼论甲午战争时期的地方外债

克萨借款是甲午战争期间一笔较为特殊的外债。它先由地方实力派张之洞请人代借,后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之下,由地方外债变成债务方为户部的中央外债。这一复杂历程,既反映出作为地方实力派的张之洞在财政上的独特地位,也显现出在赫德与汇丰银行的影响下,清政府地方外债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中英两国中央和地方关系之比较及启示

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一直是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如何妥善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和英国也不例外。中国和英国同是单一制国家,两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既有共性的一面,更有不同的一面。其不同存在于两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路径、权力分配方式、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机制和关系形态等方面。这在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中英两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使得两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对此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为我国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抗战时期新疆币制改革中的政治与主权

民国以降,新疆币制长期游离于中央货币体系之外。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让新疆币制与国民政府产生更多交集。1942年盛世才"内向"后,国民政府坚持柔性治疆策略。在维护新币币信前提下,国民政府将作为国家主权货币象征的法币逐步在新疆推行,保障了新疆社会经济的稳定。新疆纳入中央直接管辖后,尽管国民政府及新疆地方政府竭力减少新币发行,抑制通货膨胀,但在军事接连失利的情况下,收效甚微。抗战时期,对新疆币制的改革既是国民政府收复新疆主权、巩固在新统治的重要举措,亦是其利用战时推进边疆纳入中央金融体系的具体实践。     

抗战时期南方局与西南地方实力派

抗战时期南方局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孙金伟在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实力派是中间势力的重要一员，而中间势力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争取中间势力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的重要内容。研究市方局在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斗争中的伟大实践和卓著贡献，对于缅...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王静“两广事变”又名“六一运动”，是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领袖陈济棠和李宗仁领衔，以逼请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为名而于１９３６年６月１日发动的一次反蒋事变。事变历时三个半月，终以蒋介石与广西地方实力派签订条约而和平解决。自国民党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