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的时代特点与历史意义

中国是个辩证法思想发达的国度。毛泽东以革命与战争为背景，撰著《矛盾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在此基础上，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邓小平根据新的时代与实践条件，克服了以往的局限，进一步发展了辩证法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试论依法治国方略的创立与发展

执政党的治国实践需要并创立新的治国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实践中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 ,鲜明地提出和不断丰富发展了依法治国方略 ,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法治理论 ,它既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 ,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国家治理学说与实践的又一伟大创新。认真学习、努力实践江泽民同志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对于我们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浅析“特色理论”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矛盾学说是毛泽东辩证法的核心和精华,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杰出贡献。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下简称“特色理论”)全面地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其中对毛泽东矛盾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尤为突出。值此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回顾和阐析邓小平“特色理论”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特别是矛盾学说的运用、丰富和发展,对于我们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加深理解“特色理论”的哲学基础,进而更好地掌握和坚持“特色理论”,促进和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深入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以实践辩证法为逻辑的生活本体论:萌芽、发展与成熟

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对人的现存生活状况揭示、批判和革命化的丰富哲学思想,“生活”因而成为其哲学的重要范畴。“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哲学原则,与以实践作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而建构起来的实践辩证法具有内在统一性,赋予了以实践辩证法为逻辑的生活本体论在马克思生活哲学中的基础性与一般性地位。生活本体论是在实践辩证逻辑下得以提出和推演的。随着实践辩证法的发展,生活本体论得以萌芽、发展与成熟,体现为生活本体论由“类生活”理论向“物质生活”为基础的生活全面化理论转换。深入地挖掘马克思的生活本体论思想,更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色及其时代价值。     

经济管理视角的邓小平辩证法思想

邓小平经济与管理辩证法思想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结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而产生的。研究邓小平经济与管理辩证法思想不仅要从历史渊源,而且应该从辩证法体系着手深入挖掘其本质内涵。“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辩证法思想”、“计划与市场辩证法思想”、“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辩证法思想”、“经济发展平衡与不平衡辩证法思想”都体现了邓小平经济与管理辩证思想的博大精深与鲜明特色。     

《矛盾论》与中国传统哲学

毛泽东的《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贡献离不开对我国古代辩证法的继承和发挥。诸如关于“内因论”的思想、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想、关于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的思想、关于斗争性与同一性关系的思想、关于矛盾统一性的思想等。毛泽东的辩证法是具有鲜明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唯物辩证法。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它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协同发展逻辑辨析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二十大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一并纳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中。从内在关系审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协同发展，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巩固长期执政根基的要求。从理论逻辑出发，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协同发展，彰显了党的建设理论的思想指导性，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从历史逻辑出发，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协同发展，揭示了党的建设与发展的历史继承性，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从实践逻辑看，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协同发展，凸显了加强党的建设的现实针对性，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理论自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立场及意义

从涉入社会学研究以来,郑杭生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以及“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他在对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等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的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持续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等方面,均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及当前资本主义危机,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机遇,坚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提升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之一.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塑造国家文化安全新格局——马克思主义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关于国家安全的理论、思想和学说,也是一种国家安全实践。这一国家安全实践形态开辟与创建了20世纪人类社会国家安全发展道路,改写了人类文明安全发展史。它所推进的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塑造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历史性特征和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本质属性。总体国家安全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国家安全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历史总结与发展。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既被国际文化安全所塑造,也在参与塑造国际文化安全体系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在推动全球安全中塑造中国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新格局,由此推进和实现全球文化安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是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社会安全前景的全新阐释,是在全人类安全事业中实现《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道路的伟大历史实践。     

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和发展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加以阐述。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双重结合"原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民群众中朴素辩证法相结合。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方法论特色,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并形成指导实践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国家安全观的生成逻辑、主要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国家安全观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逻辑战胜帝国主义侵略逻辑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新中国维护国家安全进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成果。毛泽东国家安全观主要包括以巩固新生政权为核心的政治安全，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的经济安全，以建设现代化国防为保障的军事安全，以破除旧文化、发展新文化为支撑的文化安全，以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突破的外交安全等重要思想。毛泽东国家安全观的价值取向、斗争精神及方法论，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论党的先进性建设中理论创新的辩证法

理论创新对于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当今中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进一步展开理论创新的新起点。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探索起点及思考框架,我们应当从三个方面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辩证法,即深入认识理论创新中现实性原则所内涵的辩证法,正确把握当下现实与过去历史及未来理想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入认识理论创新中科学性所内涵的辩证法,正确把握学科划界与学科融合、科学规范与政治指向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入认识理论创新中主体性原则所内涵的辩证法,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发展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处理了认识与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指导意义与中国自身特点和时代特征的辩证关系,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成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以及执政党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也为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正确坚持和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感性的美学启蒙：李泽厚“情本体”论的批判性反思与价值重估

从现代性启蒙理性的弊端切入,结合大众审美文化时代的感性变革,反思美学的感性启蒙,并以此为理论背景,批判性阐释中国当代美学家李泽厚的“情本体”美学思想。李泽厚后期从“实践本体”转向“情本体”,强调用审美情感的张扬对抗工具理性带来的生命异化,以美学的感性启蒙建设“心理本体”与“情本体”,追求“人是目的”与个体立命的审美人文主义精神。但其对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推崇,使“情本体”思想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维度而转向后马克思主义。向传统儒学之“情性论”的回溯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文章指出,不能空谈美学的感性启蒙与文化的“心体”建设,而是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原则,立足于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结构视阈来思考心体建设与社会实践的融合。     

理论创新的典范——“南方谈话”以来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旨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出一条新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以改革开放两个十年的历史经验为实践基础，提出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新理论。这些理论创新，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一条思想红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本文从四方面概括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能够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创新和发展的深厚根源。     

论邓小平的辩证法智慧与思维艺术

邓小平的辩证法智慧与思维艺术,是一座思想宝库。它根源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有所推进和创造。它有崭新的视角和独到的切入点,以世界为纬,以历史为经,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演绎其内涵丰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辩证法,既有很高的理论成就,又具有思想艺术性。邓小平的辩证法智慧映现出精妙的思维艺术和鲜明的时代特点,他将活脱生动与冷峻严肃这对矛盾巧妙地融合在他思维的统一体中了。认识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从研究邓小平的辩证法智慧和思维艺术入手,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哲学基础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从哲学角度对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提出、发展和实践加以考量,揭示贯穿于其中的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于更好地把握其内在逻辑和科学内涵,促进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转化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物质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程、特点及其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科学性和开放性。它们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中国化理论旨归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从历史的深沉视野中客观地发掘“人”的历史发展规律,在塑造“人民”概念的过程中,对“人”的本质予以理论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的形象”进行部分吸收与主动转化,在奠定“人民”主体性的同时,赋予“人民”以身份属性与集体属性,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之“人民”概念。马克思主义人民观通过“人的本质”揭示了“权利”的本源和主体,即“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的理论产物,是结合中国的现实实践并突出关怀“人民”的重要思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现实要求,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理论的实践反馈。中国的人民之权利建构应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依托,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要依归,确立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价值先导性地位,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利话语体系,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彻底实践“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发展:进程、经验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了党百年来对捍卫国家安全的实践探索，历经一个逐步生成、深入发展和持续完善的伟大历程。党的国家安全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思想内容，都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价值旨归。文章通过溯源党的百年国家安全演进历程，彰显了坚持党的科学领导、坚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坚持走正确发展道路、统筹发展与安全等宝贵经验。推动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事业的现代化，要坚持党的科学领导，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助推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坚定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安全事业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