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在旅游业大发展的今天，旅游者自身素质的提高和游览阅历的丰富，使其对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要求越来越高，影视文化旅游主题公园的旅游产品层次也由陈列式观光的基础层次到表演式展示的提高层次，再到参与体验的发展层次不断提升。由最初的娱乐园向民族历史文化类主题园转化。本文以宁夏镇北堡西部影视城为例，对其旅游资源开发现状进行分析，探讨其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策略，以期对同类影视旅游主题公园的民族文化开发提供借鉴。     

中国西部电影中身体创伤的符号意义

为了深入阐发中国西部电影多元的文化内涵,运用电影文化学、电影符号学及身体理论的相关研究方法,分析中国西部电影中身体创伤的视觉表象的符号意义。结论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西部电影往往借助身体创伤的视觉表象,或隐喻社会/政治创伤,或指称身体反抗、性别焦虑等社会文化命题。中国西部电影中身体创伤的视觉表象不仅准确揭示出特定社会转型期西部人价值观的重组与变动,而且深刻预示着西部文化精神的现代演进趋向。     

“人—符号—文化”：论空间导向设计的符号逻辑

导向符号的构建既不是简单粗暴的符号“打劫”,也不是盲目的符号“堆砌”,而是一个严谨的符号表意过程,其间每个符号节点都应是让空间特性便于识别的个体表征,符号形体针对符号对象（“人”和“文化”）提出相应的符号解释,并传达信息以简化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导向符号所营造的“场”其实是一种实践体系,它不仅提供功能作用,同时也是文化和情感的“容器”。客观上由“造型”到“服务”的转向是由符号特性和符号活动的规律所决定,同时也是空间导向设计观念进化的必然结果。     

文化自信与自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旅游的反凝视传播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旅游作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基于共同体意识和自主性的统一构建出系统化的“反凝视”文化传播矩阵,从节庆、表演、民俗、影像四个维度呈现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民族节庆仪式体现了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独立,自觉输出民族价值观和人生观;民族文艺表演通过沉浸式的感染与阐释,积极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民族民俗传习彰显了对民族文化景观的坚守与扩散,坚定维护民族文化特殊性;民族影像纪录呈现跨越时空的异域文化之旅,系统推进传播民族传统文化符号。     

跨文化视角：狗的文化符号象征意义

所有动物里，狗受到人类的褒贬最多，是最具争议性的动物之一。一则，它象征了忠诚、善良、报恩，是人类的朋友；另一方面，它又是愚昧、残忍、奸诈的化身，让人恐惧。这些特性在语言文字、民风民俗和文学艺术等领域里都有所反映。由于东西文化昨差异，狗文化符号又变得丰富多彩。解读这些文化符号，旨在唤起人们尊重生命，与自然、与动物和谐相处。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语言符号叙事——基于景区营销、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文本的比较研究

景区营销、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文本构成当下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叙事的三个重要方面。运用文本挖掘技术对杭州西湖三种类型叙事语言符号的内容特征与意义关联进行分析,发现景区营销叙事文本的核心语言符号关乎帝王经典与当代建设,重点叙述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历史形成与当代发展;文化传播叙事文本的核心语言符号关乎地方发现与国际推广,重点叙述了国际视野下杭州西湖文化的再发现;旅游体验叙事文本的核心语言符号关乎浪漫故事与诗意天堂,重点叙述了人间天堂的浪漫故事。杭州西湖景区营销文本应充分吸收文化传播文本中面向世界与未来的语言符号叙事,以及旅游体验文本中有关幻想与诗意的语言符号叙事。     

巴蜀文化元素视觉符号系统的构建研究

着力于巴蜀文化的显性(物质)层面,筛选出最能代表其特征的文化元素,分析其文化含义,抽绎其典型视觉符号,进而确定其形态、色彩、材质和风格等方面的特征,构建巴蜀文化元素的视觉传达符号系统,为当下四川土特产品包装设计的地域性表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伏羲：多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

传世和出土的文献记载、多民族流传的神话故事、分布各地的文化遗存及各民族的祭拜传统,使伏羲成为多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多民族的共同祖先和华夏文明的始祖是伏羲成为多民族共享共有文化符号的基础,与伏羲具有很强关联性的多民族神话故事是共享共有文化符号形成的纽带,分布多地的文化遗迹是对共享共有文化符号的凸显,多民族共同祭拜是对共享共有文化符号的巩固。伏羲之所以会成为多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既与伏羲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有关,又与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由低级文明走向高级文明这一各民族社会发展总趋势有关,也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民众对伏羲祭拜有关,还与伏羲文化极强的传播力和没有负面影响的完美伏羲形象有关,更与伏羲造福各族人民、各民族都受惠于其有关。     

本雅明的“游手好闲者”：在视觉文化的观照下

在视觉文化的观照下,重新论述本雅明＂游手好闲者＂的美学内涵。通过分析这一术语出现的文化背景以及隐含的视觉消费姿态等,不仅帮助我们理解本雅明对都市文化的深刻思考,而且为我们深入认识本雅明的视觉文化理论提供重要的入思路径,对我们考察当下的视觉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山装：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2009年10月1日，首都天安门的国庆60周年庆典活动气势磅礴、精彩纷呈，让人们目不暇接、心潮澎湃。而国家主席胡锦涛身着深灰色中山装出现在大家面前，也让我们眼前一亮。那种庄重、肃穆、儒雅、大方，似乎无言地诠释和释放了许多深刻的含义，一时间让我浮想联翩。     

善与恶的化身：蛇文化符号的阐释

在所有动物中,受到褒贬最多的莫过于蛇。一方面,它象征着正义、诚实、报恩、智慧、生育,是善良的化身;另一方面,它又象征着残暴、狡诈、忘恩、愚昧、死亡,是邪恶的代表。蛇的这一双重特性突出地反映在民风习俗、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     

文化符号与空间价值:互联网思维下的城市形象传播与塑造

大众传媒是人们了解信息、掌握社会动态的技术手段,更是人们了解城市形象的窗口和名片。目前,技术的进步把人们带到社会变迁的十字路口,互联网思维下的传播路径更加多元化,这为城市形象的构筑和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大众传媒对城市形象最好的传播方式是提取其文化符号、构筑其空间价值,并将这些资源转化成一种"文化资本",依靠互联网手段进行传播和扩散。城市在不断发展,大众传媒对于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如何在新的传播技术手段支持下挖掘城市文化符号及其内涵,使城市形象传播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可持续发展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龙与鹰：中德政治符号与文化象征的比较

中国与德国历史上都曾建立过普世意义上的帝国,并分别选择了龙与鹰作为皇权的象征。中国皇帝试图垄断龙纹,体现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文化。在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下,兴起了纹章文化,德意志臣民可自由采用鹰纹章作为效忠皇帝的标志,体现了德国封建的自治传统。中国成立共和国后,虽然放弃了龙纹作为国家标志,但龙仍被建构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为民间最重要的中国象征。而鹰纹章在帝制结束后仍成为德国的国家标志,并为民众所认同。     

时间与空间:文化符号“十”的象征意蕴及审美表现

十字作为世界性与民族性文化符码,可被视作世界上的各民族所创造的辉煌璀璨的文明史的显性表征,并且成为现代人眺望与回溯远古文明的文化焦点,从而激起了有不同学科背景与持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学者们对这一文化符号的破解,其中都指向了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指涉。不过,对十字形符号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折射出的民族审美经验等领域的研究却有所缺失,因此,有必要对十字形符号做纵深拓展。也就是说,十字形符号并不仅仅是远古人类对太阳的崇拜这一单向度的意义指涉,而是反映了各民族民众对物质生产与精神生活的时空观理论的建构和践行所依赖的多向度的审美经验的汇聚和融通。     

历史·文化·空间：“中国梦”的节奏与变奏

空间是一个关系场域,承载着人类的历史活动.历史空间和文化空间是一对辩证的关系范畴,中国梦的提出连接了历史空间和文化空间,并在历史、文化和空间的互动中,体现出中国人的文化自觉精神,同时帮助中国人获取文化自信,确认文化身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根本意义上表征着中华文化的复兴.因此,在历史空间的转向过程中,应做好中华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积极的文化对话,在“复出—生产—传播”的文化发展路向中,推进文化空间的全面转向.     

感知、行为、表征三元逻辑：乡村振兴视域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主客互动与再生产

留住乡愁,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是乡村文化振兴应有之义。现代化浪潮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出现碎片化与同质化、“量”与“质”失衡等矛盾,作为文化空间中的真正使用者,村民的互动实践赋予村落文化差异性、乡土性“质”的内涵,对村落文化空间的再生产意义重大。通过借助列斐伏尔空间理论及其三元辩证关系分析,结果发现：当地村民在文化空间的感知层面中将文化符号整理成地方性知识体系;在行为层面中通过对文化再生产的自主转场,跨时空对文化进行了重构;在表征层面中借助核心文化特质的知识权力对文化空间中的再生产实践进行规训。由此形成稳定的乡村文化再生产过程,重新赋予凋敝的乡村文化社会性意义,回应了乡村文化何以复振的议题。     

民族文化的想象与再生产——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花腰新娘》与《寻找刘三姐》的文化诉求

《花腰新娘》与《寻找刘三姐》作为近几年来国内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代表性作品,吸引了电影界的关注。作为体现少数民族民俗景观的视觉消费文本,其鲜明的文化表征和时代特点为批判性地思考民族文化与电影媒介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具体来说：影片凭借视觉消费编码策略,使观众在视觉符号的体验中完成了对少数民族生活的想象性建构;通过各种文化记忆形式的串联,实现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挖掘、发现和再生产;少数民族区域美学的尝试性建构,也强化了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归属感,为应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