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政治的儒家传统——兼谈中国式民主的传统文化渊源

责任是政治生活的基本伦理与核心规范,责任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秉承并建构的重要形态。基于儒家思想精华,中国责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迥异于西方,在责任优先于权利的思路中,形成了从“责任社会”到“责任国家”的路径。在“仁”和“礼”的基础上,儒家思想中的责任贯通了观念、结构与行动,协调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秩序的关系,彰显了责任社会与责任国家的相互嵌套,在道德与政治的深度融合中提升了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应以传统的责任政治观为思想资源,结合时代进行扬弃,嵌入在责任政治之中。中国式民主以责任和制度规范民主程序中多元主体的关系和交往,不断形塑植根于政治场景与生活场景的两种民主模式,整合“作为政治的民主”和“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赋予民主以社会性与伦理性,在融合现代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构建出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论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

政治文化的巨大作用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方式来实现的。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伦理政治观。建立在以“礼”、“仁”结合为本体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伦理政治观,不仅包含着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其本身就是政治的最高原则。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集中体现为儒家学说的传播、延续、变化和发展。传统政治社会化的深远影响启示我们,文化的因素对于政治社会化具有重要作用。     

政治秩序的学理审视与当代诠释

政治秩序是政治主体对政治生活的理性反思与实践建构。建设良好政治秩序,应强化政治共识,整合政治冲突,维护政治稳定,推进政治发展,不断趋向政治生活理想状态。政治秩序的最高价值取向是"善",即追求政治自由、实现政治正义。政治冲突、政治整合、政治发展的辩证演进、螺旋上升构成政治秩序的逻辑理路。和谐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还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要义,始终坚持社会安定和谐的价值取向,准确把握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矛盾,着力探寻政治秩序建构的路径方式。     

政治秩序何以可能

获得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正是有了政治秩序,人类的公共生活才成为可能,人类才能维系和实现自己的个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一旦脱离了社会、政治秩序,就没有人的存在。政治秩序之所以可能是由人类的人性本质所决定的,这可以通过“人来源于动物界”、“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交往的动物”、“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六个命题来获得解释和证明,它们正好对应了人的生物性、精神性和社会性这三个本性维度,共同为政治秩序的可能和建构提供了本源性的支持。     

儒家伦理政治与保守政治模式的建构

本文认为 ,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是保守的政治模式。这一模式来源于早期儒家对于伦理政治的设计。这一模式的基点有三 :推崇传统 ,以传统作为伦理政治的原型 ;道法自然 ,以宗法血缘的自然秩序建构伦理政治秩序 ;以精英和大众分割形成的维护稳定的二元社会结构。     

中国传统伦理型政治文化的德化功能

中国传统伦理型政治文化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政治道德化,即以道德替代法律,道德与政治混同,也就是把政治目的、政治秩序、政治权力等归结或者赋予为一种道德观念,从而使政治受到道德的控制,同时又把道德所产生的社会功能引申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扩大道德的政治功能。传统伦理型政治文化是专制政治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其影响涉及社会的多个领域,其中尤以在法律、教育、艺术三个领域所发挥的教化功能最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     

解读政治现代化——一种文化社会学的分析

政治现代化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广泛社会思潮,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其理论目标之一。就是探求不同文化背景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共同特征。本文以“政治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概念为理论框架,运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政治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的互动关系,阐述建构中国公民文化的理路。     

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

本文以“文化的政治”和“文化政治”两个概念为分析线索,讨论西方文化与政治的内在关系及其演变逻辑。首先分析文化现代性的政治含义,进而分析政治如何取得文化形式,最后评论“后现代”的文化政治观。本文认为,“文化政治”回应了西方社会的当代变化,在法律和经济模式之外对权力和斗争作了新的思考,在政治思想上强调了重建社会、文化、主体和理论的必要性,为社会改造提供了新的主体、运动和策略,但文化政治只是当代政治的一种形式,而不可能是政治的全部领域。     

俄国政治文化探源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是无形的、潜在的,但在政治活动中常常起着重要作用.俄国政治文化传统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其内在特质可以用艾森斯塔德概括的“帝国”特征加以描述.在俄罗斯帝国形成的过程中,东斯拉夫民族古老的村社组织给俄国下层人民埋下了服从专制统治种子;历代俄国统治者对东正教的接受、利用和统辖,使“君权神授”的观念深入人心,并赋予俄国人以超越性的世界精神;对蒙古人的臣服、学习和斗争,以及对金帐汗国政治遗产的继承,使莫斯科公国崛起的同时,也强化了俄国上层通过武力征服世界的扩张意识.     

儒家的自然主义政治秩序观

把政治置于伦理的语境中思考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和优势。政治的伦理评价是现实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来源,伦理的善和正义是政治之善和公正的元规则。儒家“修齐治平”理想是家庭伦理的推演。以家庭内部的自然情感为基础建构政治社会秩序,典型地表明了儒家政治秩序观的自然主义和内在德性伦理特质。儒家政治哲学对现代社会政治与伦理分离的极端发展趋向具有重要的矫正意义。     

当代中国改革起点的政治分析

关海庭撰文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人,一个是制度。人是社会人,有自身的价值观念;制度则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系列的规则,这些规则既包括硬性的因素,如条文、规章,也包括软性因素,如传统和习惯。现代政治发展最先关注“国家与制度的建构”,后又关注“人的行为”,到现在关注“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就是对人和制度两个因素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规律认识的结果。在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中,     

顺天应人：人心政治的“源”与“流”

寻求“至善生活”的实现方式，是西东方社会政治制度体系的共同追求。西方社会立基于人性是恶的、公权力是恶的“双重恶”理论假设，通过委托-代理式单向度不信任的政治制度设计，建构了基于个人主义的以保护私人财产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最终却陷入了制度无以统合不确定性的新型丛林法则时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出于规模社会的治理需要，建构了立基于集体主义的人民与政府间双向有机互动、彼此高度信任、整体团结合力的人心政治形态。在以民心皈依为根本指向、以人心评判为最高标准、以人民本位观为根本价值指导的东方社会人心政治形态中，“民心之所望，执政之所向”，是人心政治的“源”之所在，内蕴着需求之源、使命之源与责任之源三重动力体系；“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有能者为之”，是“人心政治”的“流”之所在，孕生了通过具有理性力、能动力与行动力的组织将制度与人有机地统合起来，推动政治制度体系的“源”与“流”有序运转并综合发挥作用的自我调适机制，以达成服务人民、发展国家、促进和平的最终目的。     

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与党内政治生态净化

"家庭—国家"的逻辑理路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家庭伦理秩序与政治生活秩序具有双向涵摄、互为建构的内在关系。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架构的基本特点决定着党内政治生态是国家政治生态的核心。作为党内政治生活主体中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的家风具有政治性、先进性、示范性特征,其家风败坏是党内政治生态局部恶化的重要诱因。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内政治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关联互动状态的综合映射。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应以领导干部角色冲突的调适为先导,促进党内政治文化心理的净化;以领导干部家庭内外关系为重点,促进党内政治关系的规范建构;以细化从严治家制度为保障,促进党内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和有效运行。     

政治文化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任何社会形态的政治发展都会受到特定的历史因素和现实条件的影响。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变迁的实践造就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多元格局,这种现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内容和进程产生着多重影响。     

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与乡村秩序重塑

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的建构直接影响了乡村秩序的产生,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又产生了乡村秩序的不同类型。在传统社会时期,"简约主义"式的合法性建构方式产生了"内生型"的乡村秩序,而人民公社时期,"统合主义"式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导致了"外生型"乡村秩序的产生。"乡政村治"以至当下时期,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方式出现了"上下分离"的悖论,从而导致了乡村秩序的弱化。为重塑乡村秩序,应在基层法治、民主、自治等三个向度上寻找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新路径。     

晚明社会文化变迁与政治秩序的互动

晚明专制统治出现一定的松动,通俗文化与主流文化双向互动,世态民心与传统观念激烈碰撞,社会主流文化发生嬗变,新思想从旧体制中潜滋暗长。晚明社会文化变迁与科举制官僚政治体制息息相关,科举社会的成熟发展,塑造了主导社会文化的文人阶层,看透科举官场病态角逐的知识分子,动摇了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社会内部思想震荡溢出传统政治秩序的藩篱。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阳明心学的广泛流播,使科举制下知识人群体的主体意识觉醒,营造出影响国家权力运作的舆论场域,在社会诸多层面形成对传统政治秩序的叛离。伴随西学东渐的影响,开明的官僚士大夫掀起思想解放潮流,早期政治伦理启蒙冲击着传统政治秩序,客观上助推了晚明社会政治的变局。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对比分析——一个政治理念的视角

中国古代国家是家国同构,专制制度要求强化政治权力。道德人格自修为取向的“教化”,是实行“德治”的社会基础,其在民族心理、性格、精神的建构上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在现代社会,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同时,实行以德治国,也是必要的。但是,德治为主的治国方略则是不可取的。西方文化有着悠久的性恶论传统。性恶论的人性假定构成了基督教原罪学说中浓重的幽黯意识,反映到政治制度设计上则可能加强对人的提防特别是对掌握世俗权力人的提防。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和评价关系到人们行为的自律与它律、自由与秩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关系到选择何种社会调整方式去达到社会秩序。两种政治文化各有短长。在宏大的人类文化视野下,一致性的意义才有可能。     

政治人的现代化与政治秩序调适——兼论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调适的主体培育问题

政治人的现代化与政治秩序调适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关系。政治人的现代化对政治秩序调适具有基础性意义，政治秩序调适规定了政治人的现代化的方向与内容。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调适的主体培育应以先进政治文化为导向，以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为现实途径，以适宜的政治社会化方法为保障。     

儒家天道与政治的限度

近代以来,以天道为基础的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体系经受了毁灭性的批评,天道与政治的合谋往往被视为导致王权主义乃至集权专制主义的根本原因。现代政治儒学试图复兴天道观念,以之为政治合法性基础或者良知的根据。这两种路径都将儒家天道观念本质化,无视其与传统知识系统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共在关系,忽略了以天道为基础的儒家政治思想的有限性。对儒家天道与政治观念的本质化理解存在着思想性和历史性的双重迷失,且对儒家天道观念的现代转化毫无裨益。天道与政治不应当视为静态概念结构而应当视为实践话语,天道观念与政治权力互相生存、互相建构,才能深入到政治实践。在承认当前社会实在和社会观念的合理性基础之上,通过社会想象建构,儒家天道仍然可以成为现代政治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因素。     

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

现代性的启蒙辩证法为现代社会埋下危机的种子,现代社会危机的实质是现代政治危机.现代政治对于古典政治的反叛决定了现代社会不再寻求社会的整体性正义理念,转而关注实现正义的具体条件,人类社会被肢解为以自然竞争为法则的“私人领域”和以理性自律为法则的“公共领域”.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不仅揭示了现代社会危机的现代性基因,而且阐发了现代社会危机与现代政治结构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既植根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又融合现代政治元素的新型政治形态.马克思对于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为当代政治哲学寻求破解现代政治难题、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理论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