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研究

为了应对恐怖主义活动带来的严重威胁，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刑法修正案（三）》中增设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对于此罪，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在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以及“虚假恐怖信息”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通过分析此罪犯罪构成而可得知，犯罪人通过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的恐怖信息侵犯的是正常的社会秩序，其中“虚假的恐怖信息”必须具有内容的恐怖性、内容的虚假性、内容的具体性和内容的欺骗性等特征。     

数字文明时代信息传播的联结范式：生态与理论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进程不断深化,人类开始步入数字文明时代。传播与社会深度互构,基于数据的媒介化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机制,虚实共生的数字生态正在形成。由此,重新厘清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信息关系及其范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大命题。文章在梳理传播范式演变的基础上,从生态、主体、关系和流程等维度探讨信息传播的联结范式。在数字文明时代,传播理念正在从信息传递、仪式构建拓展到场景观,传播范式演化为一种在虚实互构的数字业态和生态模式中以非线性、多节点、强互动为基础逻辑,万物皆媒、生产社会化与流通平台化的生产机制及关系模式。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悖论

互联网上存在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是海量信息 ,另一方面却是垃圾信息 ,有用信息难以查找 ,文章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网络生态环境的危害 ,并初步提出了解决方法。     

网络传播信息环境的现状、症结与治理策略

网络传播信息环境也即网络信息环境,是指社会中的个人、群体或组织可能接触的由网络信息设施、网络信息资源、网络信息机构、网络信息活动、网络信息内容,以及相应的网络信息制度等综合构成的一种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信息传播环境。网络信息环境的好坏对网络信息传播、网络信息交流和网络信息利用具有重要影响。客观地讲,自互联网走向商业利用以来,由于网络人口不断增多,网络信息呈爆炸性增长,再加上某些网民行为失范所导致的网络信息污染等,网络信息环境表现出日益混浊化的趋势。网络信息环境的混浊化对于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社会信任、社会秩序等造成严重的危害,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都是一个挑战,因而建设清朗化的网络信息环境成为网络传播信息环境治理和网络传播效益提升的重要目标和重要内容。网络信息环境清朗化的关键策略在于：开展网络信息环境清朗化的认知教育,重视网络信息环境清朗化的道德引导,加强网络信息环境清朗化的行政管治,推进网络信息环境清朗化的社会协同,增强网络信息环境清朗化的法律保障,构筑网络信息环境清朗化的技术支撑。同时,还应心怀祖国,放眼世界,不断深化网络信息环境清朗化的国际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文学的现代传播秩序：学校、社团、报刊出版与知识阶层之众声喧哗

在20世纪前期文学的现代传播秩序中,学校、社团、报刊出版和知识阶层是其基本要素。学校是文学传播的讯息生产地和集散地,并且承担着生产知识阶层的任务;社团是文学传播的现代控制系统,制定和规范着文学现代传播的潜规则;报刊出版是文学的现代传播媒介,是现代传播秩序的主导力量;知识阶层是文学的现代传播主体,既是文学传播的起点,也是终点。这四个要素之间又相互联系甚至交叉融合：学校与知识阶层之间是互动的,知识阶层是在学校中生产的,而学校又靠知识阶层来支撑;文学社团与报刊出版也是紧密联系的;报刊出版主要以学校和知识阶层为市场,文学在以报刊出版为媒介的传播过程中被商业化,最终在以学校师生和其他知识阶层为主体的消费群体中实现其文学价值。因此,在学校、社团、报刊出版和知识阶层之众声喧哗中建构了文学的现代传播秩序。     

虚假新闻生产新变化及其治理研究——基于《新闻记者》2001-2019“年度虚假新闻案例”的考察

对《新闻记者》杂志2001-2019"年度虚假新闻案例"的内容分析表明,虚假新闻选题的共同点是"去政治性",内容突出接近性和趣味性。新媒体有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年度虚假新闻案例"主要首发媒体的趋势。从首发媒体属地看,存在异地造假现象。大部分虚假新闻为"所有新闻要素失实",轻信信源是主因,单一信息源很普遍。辟谣主体多样化,数量上以同行纠错为主。巨大生存压力下媒体价值追求错位和后真相时代的情绪制造与迅速传染,是虚假新闻演化的重要因素。提出的治理对策包括开展新闻志向教育、加强消息来源把关、强化更正和惩戒机制等。     

数字化时代网络信息传播秩序重构的内在逻辑与行动策略

数字技术使信息传播渠道从单一向“网络立体化”转变,信息传播主体从“中心化”向“分散化”转变,信息传播环境从“真实化”向“拟态化”转变,信息传播出现了“混沌”与“失序”现象。“坚持人本理念”是网络信息传播秩序重构的基本逻辑,“信息资源与要素的再整合”是网络信息传播秩序重构的基础条件,“智能化信息平台决策机制”是网络信息传播秩序重构的保障。在信息传播秩序重构的过程中,需要强化技术体系与网络体系的链接,搭建多层次信息流动与传播的网络空间;需要加强对社会生活空间与产业的数字化改造,促使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迁移;需要催生全新的元宇宙信息场域,构建与现实世界映射与交互的虚拟世界。     

内涵及法益重塑视角下再论网络谣言的刑法治理

我国《刑法》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主要体现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等专门罪名的适用,这些罪名中“虚假信息”这一法条用语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视角下与网络谣言同义,但网络谣言的内涵有未经证实性说和虚假性说之分,前者有内在缺陷并将引发诸多法治和社会问题而应被摒弃,应采用后者解释“虚假信息”这一法条用语并以此重塑网络谣言的内涵,但在司法实践中需要采取配套措施予以保障。作为替代措施,公安机关可在谨慎、保守的前提下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未经证实的信息认定为网络谣言而对行为人进行治安处罚。可根据虚假性说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法益重塑为公众对特定公共事件的真相知情权,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法益重塑为公众对恐怖事件的真相知情权和精神安宁权。以此方式可进一步在网络谣言领域实现刑法治理的法治化和合理化。     

网络信息传播与和谐大连建设研究

在分析网络信息传播与和谐社会概念的基础上,论述网络信息传播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提出了“网上和谐大连”的概念,从网络信息传播的角度提出建设和谐大连的建议和对策。     

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医保: 内涵、价值、挑战与治理思路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健康投资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家庭投资活动。同时,随着数字社会的来临,互联网、数字技术逐渐与传统医疗健康产业深度融合,影响着家庭健康投资决策及其实现形式。研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6年、2018年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估计、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系统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健康投资的影响,并对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家庭健康投资的概率和规模,对城镇人口、高教育水平家庭、高收入家庭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同时,互联网使用还通过信息资本机制和同辈压力机制促进了家庭的健康投资。

     

人际互动作用下集群行为的演化逻辑与治理

中国社会正经历全面转型阶段,社会利益主体的阶层分化和利益冲突使阶层关系日趋复杂,由此引发的集群行为对中国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针对不同社会情景下集群行为演化逻辑进行科学分析,进而为有效控制和预防恶性集群事件(行为)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集群行为是公共管理经典研究问题,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难以从微观视角属性理解集群行为的涌现特征以及整体结构,进而难以对机制进行精确剖析。在已有集群行为理论与研究基础上,创新性地构建了“理性与非理性动因—影响与独立场域”的综合解释框架,结合信息接收与处理机制的探讨对集群行为的演化逻辑进行理论上的再构建,形成了全局完备、局部完备、全局不完备与局部不完备信息传播机制下的演化链条;进一步引入社会计算领域中的复杂网络理论与信息传播模型,对集群行为演化传递过程建模。在总体框架指导下,依据不同情景与传播机制下的分析框架与演化模型对演化过程进行数学分析,发现集群行为的演化存在自校正性,较大的社会影响以及有限的时间是阻止集群行为自校正的环境制约,导致系统不可预测性与路径依赖性。在结构化的人群中,发现稀疏网络有利于集群行为的消散,但无标度网络增强了系统中社会影响的自...     

自媒体环境下隐私信息的公开化及其治理

自媒体环境下隐私信息具有公开化的趋势,表现为隐私信息传播的去边缘化,隐私所有人成为主导者,隐私公开成常态。阴私、身份、财富和观念是公开化的主要隐私类型。传播隐私信息对抗伦理道德可以轻易引起社会关注和自媒体把关权弱化,传播自由度增大是隐私信息公开化的主要原因。隐私信息公开化过度放大了娱乐信息,导致严肃信息失语;强调了传播的自主性,忽略了对"他"者的影响。促进自媒体的发展和媒介生态的净化,需要媒介监管者对信息进行分级,自媒体经营者履行"把关权"职责并适当地引导用户,自媒体用户提高自身媒介素养。     

3G时代：手机信息传播的新起点

曾经占据全国60%市场份额的国产品牌手机,在2006年跌入低谷。在价格优势和渠道优势方面的渐渐削弱,还有“黑手机”和国外手机品牌的重压,国产手机似乎陷入了“危局”。3G时代的到来,将给国产手机带来新的机遇。国产手机长期以来的问题是核心技术上和芯片持续开发能力的不足。我     

网络信息传播的自发性及其规制策略

网络信息传播正在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因为网络天生的自发性和自由性,传统的媒体监控手段在网络空间中遭遇难题,技术监控的可行性不高,法律制约则漏洞百出。虽然道德自律并无法单独造就牢固的网络信息传播规范,但从现实出发,却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路径。     

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研究：鲁省调查

根据山东省城市居民入户调查数据,辅之以访谈的方式,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的需求度较高;渠道接触和渠道依赖之间具有强烈的一致性,但是,渠道依赖并不等于渠道信赖;受众对大众传播渠道可信度评价整体偏低;整体上受众的人口学变量对渠道可信度评价影响不大;个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信息传播渠道对转基因食品的总体态度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满意度一般.     

融媒时代网络暴力及其治理路径研究

融媒体时代网络暴力问题日益凸显,治理难度加大。网络暴力是由个人、社会和网络社交媒体平台等多方面因素交叠产生,是现实社会暴力倾向的映射和延伸。以形成过程的隐匿性、偶发性和集群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及危害延展性为特征,其会损害个人权益,影响个人生活,而且会加剧社会矛盾,扰乱社会秩序,这些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需从个人、社会和平台三个维度进行治理,从而规避网络暴力现象的发生。     

网络交往“信息茧房”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治理

伴随我国互联网事业的蓬勃发展,“信息茧房”在我国互联网情境之中出现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产生了影响。就其生成和发展的脉络来看,“信息茧房”的条件是“回音室效应”也即同质化信息的反复传播,受众被困于同质化信息中从而形成“信息茧房”,其可能的后果就是“群体极化”。“信息茧房”可能会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社群传播,也为负面信息的群体传播创造了条件,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狂热化的网络舆论事件。为了降低“信息茧房”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负面效应,必须要从思想层面唤醒网民的公民意识,以尽可能消除“茧房”的壁垒,从文化层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茧房”进行不同的文化传播,还要从法律层面构建网络监管机构,以保障紧急情况下对信息的及时监管。     

大数据时代档案信息资源安全治理及其实现路径

档案信息资源安全治理是档案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档案管理的升华,对促进依法治档、推动档案管理转型和维护档案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总结档案治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者解析了档案信息资源安全治理的内涵,提出了档案信息资源安全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协同化、治理内容多样化和治理目标网格化等特征。大数据时代,管理者应通过思维变革、机制构建、技术防控和模式创新等路径,不断提高档案信息资源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从而有效保障档案信息资源安全。     

在线社交网络结构对信息传播的影响研究——以北京邮电大学某实验室为例

随着Web2．0技术的产生,在线社交网络平台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本文首先综述了近年来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在线社交网络结构方面的研究成果,从网络拓扑结构这一底层机制的角度出发,指出不同类型在线社交网络形成的差异。以北京邮电大学某实验室的社交网络关系为实证研究对象,证实了以研究为目的的科研团体及沟通紧密型网络结构对信息传播的影响,有助于了解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特征,进一步分析网络结构与传播媒介的作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