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生成逻辑、运行现状及优化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在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补充。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研究第三次分配对于巩固脱贫攻坚、缓解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共益型企业家精神理论、共享发展理论以及协同治理理论,阐明了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同时围绕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四个层面阐释了第三次分配推动乡村振兴的运行现状;厘清了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所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针对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行为,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优化路径：完善文化动员和组织动员机制,引导全社会参与第三次分配;促进社会企业发展,形成先富带后富的良好局面;完善法律法规,提高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积极性;运用数字技术对接第三次分配,助力乡村振兴。     

基于共享发展视域的中国第三次分配:阶段、问题与路向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它践行着以“现实的人”为主要内容的共享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要求从“现实的人”出发实现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以第三次分配中“现实的人”达成共享的程度为准据，可将第三次分配发展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初级阶段侧重于关注生存保障，中级阶段侧重于提升共享品质，而高级阶段侧重于实现共同富裕。当前中国第三次分配正由中级阶段迈向高级阶段，在目标群体扩大、涉及内容多样、参与热情增高的同时，存在着对象覆盖面不全、内容精准性欠佳、群众参与度不高与发展推进力较慢等问题。未来提升第三次分配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的效能，需坚持“四化”发展原则，不断强化第三次分配覆盖范围，普惠受益保障共享起点；细化第三次分配内容体系，精细治理保障共享机会；转化第三次分配参与动力，协同共治保障共享伦理；优化第三次分配推进速率，生产推进保障共享发展。     

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与推进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方略。基于人类社会对共同富裕的设想与实践,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需遵循“共生—共建—共富—共享”的基本逻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应围绕共同富裕实现逻辑的关键要点,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全过程中达成共识、强化共生,以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促进共建,以全体成员致富能力的提升促进共富,以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促进共享。通过构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初次分配参与共同富裕,以社会保障为代表的二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以慈善事业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共同富裕,在共生—共建—共富—共享的良性循环中逐步推进共同富裕。     

第三次分配若干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近年来，第三次分配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议题。目前对于第三次分配概念和功能的认识还存在争议或偏差，对第三次分配机制的揭示尚不充分。对比已有观点，在概念上，第三次分配是受道德情感驱动的、以社会自助互助方式开展的分配活动，慈善是第三次分配中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的一种特殊形态，而捐赠是慈善的一个环节；在功能上，第三次分配是满足人的道德需要和多样化社会服务需要的基础性社会福利制度，但也面临稳定性不足、负外部性、治理失灵等局限；在运行机制上，区别于个体主义视角，第三次分配的社会化运行逻辑是“社会认同—社会互动—社会融合—社会规范”。建议打破行业和体制壁垒，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促进第三次分配主体间联动和资源整合；制定家庭政策和志愿服务政策，优化社会政策体系；将完善慈善法规与加强慈善教育、健全行业规范和信用制度相结合；重视第三次分配理论研究，提高研究的开放性，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加强跨学科交流互鉴。     

传统村落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三次分配机制研究

传统村落旅游不仅是脱贫解困的可行路径,而且是富国富民的有效措施。在新时期的共同富裕中,既要把旅游经济这块蛋糕做大,这是进行各种分配的基础条件;又要把旅游经济这块蛋糕分配好,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文章尝试构建了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与分配体系,旨在充分发挥市场、政府、村落等多元分配主体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协同作用。其中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第一次分配通过创造机会、提升能力、区域联动等路径推动共同富裕;以政府机制为核心的第二次分配通过门票分红、扩展机会、优化空间等路径推动共同富裕;而以社会机制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通过就业带动、合作经营、经验分享与示范效应等路径推动共同富裕。     

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探析——基于中美慈善捐赠的比较视角

第三次分配作为收入分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共同富裕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文章从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动机、决策影响因素以及绩效等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发现当前我国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大多是基于利己主义动机的,参与形式主要以现金和实物捐赠为主,且参与行为会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税收优惠政策、企业管理层特征、企业业绩及产品状况等的影响;从参与效应看,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对企业的创新能力、经营绩效、融资能力等的提升有显著影响,同时还有助于企业积累声誉资本。就当前研究而言,我国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形式还比较单一,如何拓宽企业参与渠道,提高企业捐赠积极性和捐赠效率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次工业化:铸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价值链

在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之后,中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国际经验和中国的现实表明,只有形成国家价值链,才能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此,中国需要启动和推进第三次工业化,以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生长为核心,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实现收入均等化、消费高级化和扩大内需战略.在推进第三次工业化的进程中,应在制度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上进行多方面的变革创新,努力增强社会能力.随着第三次工业化的深化发展,我国将在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方面实现重大转变.     

共同富裕中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研究

从理论渊源来看，共同富裕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一个理想目标。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提升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致富能力是在市场机制和收入分配的双重逻辑下实现的。市场机制是致富能力形成的平台基础，不同群体通过市场机制参与经济活动，贡献不同的生产要素从而获得相应报酬；收入分配中不同要素报酬的相对差异导致了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差异。致富能力的提升需要让每个人平等地获得积累人力资本和参与共创、共建、共享的机会，也需要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来激发不同群体提升致富能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性。     

民生风险感知如何影响捐赠行为？——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慈善捐赠为代表的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价值日益凸显，有效引导和支持人们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研究发现，民生风险感知显著促进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捐赠行为，公众受教育水平能够对这种促进效应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家庭经济水平并未发挥显著调节作用。民生风险感知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效应在加入工具变量的内生性讨论和替换变量度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存在。上述结论澄清了风险情境下个人与社会互构共变关系的形成过程、依存条件和发生机制的理论意涵，为推进我国第三次分配制度改革与社会福利政策调整提供了有益参考。未来可以从民生风险治理、社会责任认知、慈善文化建设和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的配套社会政策体系等多个方面发力，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积极健康发展。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共识凝聚与要素衔接：粤港澳大湾区应急管理共同体建设研究

积极践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形成跨区域的应急管理共同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应急管理共同体是维护社会系统稳定和高效运转的重要基础，对跨域整体性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应急管理共同体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向纵深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探索。以府际关系理论为基础，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理念、制度、体制和机制四大要素切入，分析推进应急协同中的管理症结与协同落差。围绕凝聚共识、对接规则、整合资源和融合利益等提出优化路径，丰富中国情境下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理论，为推进应急治理体系和应急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目标靶向和路径参考。     

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互动

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具体体现。以区域民营经济发达著称的中国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表现出较好的互动。改革开放以来,萧山先是实施“强县战略”,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工业集聚和推进城市化,以求在地区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和更好地参与世界经济循环。而后主动实施都市化战略,则是为了拓宽城市化发展的空间和视野,进一步提升城市的规模和区域经济的集聚能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转向、场景及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而数字技术是第三次分配有效运转的关键要素和治理工具。在实践转向上,数字技术赋能促使人们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从“模糊”向“清晰”转变,行为从“被动”向“主动”转变,情感从“排斥”向“接纳”转变,方式从“在场”向“在线”转变。同时,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数字志愿服务、数字公益慈善、数字文化艺术以及数字金融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场景中,不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显性”的实质性成效。为更好地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前提条件,以政府制度统筹为根本保障,以社会多方参与为关键基础,以公众积极响应为核心要义。     

共同富裕视角下激励第三次分配的法治进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及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第三次分配必不可少。国家为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以法律和政策的双重手段调整复杂多元的分配关系,通过建立稳定长效的第三次分配激励机制,解决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冲突。我国已逐步形成以促进慈善事业、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慈善资源分配为基本维度的第三次分配政策框架,具体政策的落实有赖法治充分发挥其促进、激励和保障作用。第三次分配发展面临治理范式与分配内容不适配导致治理失灵、分配方式存在缺陷导致分配效率不足、法律激励偏重外在致使分配效果不佳等现实挑战。在法治层面激励第三次分配发展,需要各类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构建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多重治理体系、优化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慈善资源结构、拓展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激励相容机制。     

关于联合开发区的研究:一般分析框架和管理模式

联合开发区是以跨区域合作共建为特征的一种新兴开发区模式,在促进区域产业转移和区域合作、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于一般开发区,联合开发区的特征在于“制度创新收益”的跨区域分配,由此决定了联合开发区的属性、功能和效应。联合开发区成功的关键在于管理模式的选择和创新。联合开发区管理组织结构按其功能特征可抽象为一个集协调、行政管理和开发于一体的三层金字塔构造,各层次在特定管理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决定了管理模式的整体功能指向的差异,据此可将现实的管理模式划分为各有优劣的开发导向型和开放导向型两种模式。由于管理模式自身尚有进一步改进和创新的空间,因此,兼顾开发和开放均衡且有第三方参与的均衡管理模式作为联合开发区管理的愿景模式是值得期待的。     

角色扮演、场域切换与第三次分配——兼论分享经济作为广义第三次分配

现关于第三次分配的讨论常常将其等同于公益慈善，并将其限定在收入分配的经济功能上，从而既无法穷尽归于“社会”名下的所有分配形式，又忽略了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之外的社会功能。实际上，第三次分配具有较为广泛的外延，狭义的第三次分配指公益慈善，而广义的第三次分配则包括公益慈善、关系分配和分享经济等多种资源分配形式。要从角色扮演、场域分化与场域切换的角度来理解第三次分配。随着自利人(经济人)角色从其他角色中分离出来，其他各种原来重叠的角色也发生了分化。不同的角色类型被分置到不同的资源分配场域，分别是市场分配场域(市场部门)、制度性(或政策性)资源分配场域(国家-公共部门)、利他性资源分配场域(第三部门)和情感性资源分配场域(关系部门)。人们借助场域切换，分别在这四个不同场域扮演自利人(经济人)角色、公民角色、利他者(道义人)角色和情感人(关系人)角色。此外，第三次分配不但与角色分化和场域分化相联系，而且也可以出现在混合场域中(如分享经济)。     

第三次分配的伦理补位思考

第三次分配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标杆。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首次明确了第三次分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伦理补位则是对第三次分配本质和地位的理论抽象和科学概括。第三次分配的伦理补位机制具有逻辑必然性,既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白,也是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伦理价值需要。第三次分配的核心旨归是财富与道德的和谐共生,即推动个人财富的增长和个人善行善举的增加,形塑人人向善、人人行善的社会文明新风尚。作为伦理补位的第三次分配,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体系,展现了其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的蓬勃生命力。     

斯里兰卡高等教育“战略管理计划(2013-2017)”的目标、内容及启示

“战略管理计划（2013-2017）”是斯里兰卡高等教育部为应对全球知识经济高速发展而做出的主动应对。目标主要集中在促进社会发展、建设知识中心、增强高等教育挑战力三个方面；内容集中在扩大受教数量、提升课程质量、鼓励创新研发、坚持服务社会、增强国际交流、改善基础环境、优化财务管理、提升善政能力等八个方面；在推进中斯高等教育合作过程中可以着重从投资基础设施，推进物理联通；增强政策沟通，推进制度联通；完善交流机制，推进人心联通三个方面着手。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三重逻辑：理论、制度与实践

党的二十大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是完善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求经济适度发展,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出口下降的双重压力。李嘉图分配理论可提供以下启发：第一,产业升级是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重要出路;第二,扩大内需是应对出口下降的必由之路,这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分别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根本制度前提、坚实制度基础和重要制度补充。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实践逻辑在于,它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而作出的重大实践创新,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充分体现,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的必然选择。     

大力发展我国慈善事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视角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利益均衡是关键,除了完善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机制,第三次分配也是值得关注的方式。慈善事业是第三次分配的手段之一,且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需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与现实需求相比,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不够充分。究其发展不足的深层次原因,主要于在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对于慈善事业的认识不足。对慈善事业的作用有正确的理解,才能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