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甘肃地区的设治和经营

对清朝在甘肃的设治和经营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清朝在此主要实行土司制度,它是清政府处理边陲民族地区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的不断努力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明清在东北治边政策之比较

本文对明清两朝在东北实施的治边政策进行比较研究 ,剖析利弊得失。认为明朝在东北沿袭历代“内中国外夷狄”的传统的治边政策 ,妨碍国家“大一统” ,导致东北动荡不定 ,国家陷入危机。清朝突破传统观念 ,以“华夷一家”为指导思想 ,将东北纳入中央行政管辖系统 ,并因地制宜 ,因俗而治 ,真正实现国家政治与民族的“大一统” ,维护边疆的统一与稳定。清朝的治边政策是时代的巨大进步     

清朝遣戍制度与边疆经济发展析论

遣戍制度是清朝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强制性移民措施。清朝的边疆开发,对于边疆与中原地区的往来交流,对维护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遣戍制度对边疆农业生产、戍边稳边、采矿等提供了人力,促进了边疆的商业繁荣以及与内地的贸易来往,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遣戍者中的文人,也成为推动清朝边疆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才资源。     

边疆治理视野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探析

在边疆治理中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关于认同整合进行研究,事关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文章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错位以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三个方面进行探析,对于多民族国家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统一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普适伦理：清代云南大理石龙乡规碑文化诠释

康熙九年,将“上谕十六条”“颁行天下”后,全国各地“切实遵行”,直至清末。“上谕十六条”代表的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普适伦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石龙乡规碑是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普适伦理的历史见证。石龙村贯彻落实“上谕十六条”的线索,为研究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普适伦理提供了重要信息,清王朝推广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普适伦理,对其加强国家认同,巩固统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中央政令是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普适伦理的促动力。     

清朝与浩罕互动视域下的回疆治理

清朝与浩罕百年交往，时间上处于英俄等国大规模入侵中国西北边疆的前夜；空间上处于陆路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由于浩罕所处地理位置及其强势的东方扩张政策和清朝统一新疆后的和平环境与宽松睦邻的对外政策，双方在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发生了频繁的交往交涉。伴随浩罕不择手段的利益索取而引发的回疆西部多次动乱，促使清朝君臣多方寻找长治久安之策，在治理实践中不断探索、调整与变革，通过观念、边防、立法等领域的建构及重构，强化了“内”“外”之别，加快了以行政管理为核心的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清与浩罕以回疆为舞台展开的博弈与交锋，使中国内陆边疆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轨迹逐渐清晰。     

明代“恩威兼施”的民族政策探析

明朝建立后 ,为了消灭蒙古贵族和边疆各地的割据势力 ,收降和治理少数民族各部 ,缓和民族矛盾 ,实现全国统一 ,明太祖及其后继者在民族方面制定、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 ,对于明代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明王朝的兴衰存亡关系重大。明太祖在“华夷一家”、对各个民族要“一视同仁”的民族观指导下 ,制定了“恩威兼施”的民族政策。这项政策强调 :“治夷之道 ,必威德兼施 ,使其畏感 ,不如此不可也。”1“盖蛮夷非威不畏 ,非惠不怀 ,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 ,一于惠则不能慑其暴 ,惟威惠并行 ,此驭夷之道。”2 威是指军事…     

长城沿线直省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清朝逐步统一中原和边疆民族地区,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形成了“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长城沿线直省地区在清朝完成统一之前是守御京师和内地的前沿,在统一进程中是清朝统一边疆民族地区的依托,在实现大一统之后则是清朝经略边疆民族地区的支撑。长城沿线直省地区从军事、行政、后勤等多方面对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体现了这一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清朝经略西藏中的直省角色——以川滇甘三省与西藏的关系为中心

在清朝治理西藏的过程中,四川、云南、甘肃三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三省军事力量是清朝经略西藏的主要军事支撑,三省在行政资源和后勤供给上为清朝管理西藏提供了保障,也是清朝管理涉藏朝贡和交通的依托。三省在清朝管理西藏中的特殊作用,反映了清朝经略边疆中的直省角色,即清朝实现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和管理,需要直省地区特别是同边疆接壤直省的支撑,也反映了"大一统"政权下直省与藩部的密切联系和休戚与共。     

东北朝鲜族聚居地区人口流失与社会治理——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东北朝鲜族聚居地区人口流失给边疆安全与社会治理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与挑战。作为边疆多民族地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保持一定人口规模与高素质的人口质量，能够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积极的人口发展政策有利于缓解人口流失的局面，优化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对维护边疆安全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重大。     

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     

清代维吾尔族中的伊斯兰教

公元 1 64 4年 ,清统治者入主中原 ,以北京为首都建立了清朝中央政府 ,乾隆二十四年( 1 75 9) ,清朝在征服准噶尔之后 ,进而清除了南疆大小和卓的封建割据势力 ,统一了新疆。清朝对全国的直接管辖 ,表明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的完成。清政府为维护政治局面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对民族、宗教问题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 ,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基本政策 ,允许新疆各民族穆斯林保持其伊斯兰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正常的宗教生活。新疆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本文即叙述维吾尔族中的伊斯兰教情况。一、宗教信仰与宗…     

清朝对“蒙古例”、《理藩院则例》的制定与修订

清朝对“蒙古例”、《理藩院则例》的制定与修订徐晓光，陈光国清代，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进入鼎盛时期。从清太宗皇太极开始到乾隆时期，请政府为对蒙古进行有效的控制，颁布了大量的“蒙古例”，并先后制定了专门适用蒙古地区的单行法规《盛京定例》、《蒙古律书》和《...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从“区域主义”走向“域际主义”

作为对“族际主义”取向的替代，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与认可。但十多年来，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提出阶段。根据边疆问题性质和影响的范围来确认“区域”所指，超越了“区域主义”取向边疆治理中行政区域划分的“区域”内涵，这种认识与思维以及体现出来的治理思维称之为“域际主义”取向。与“区域主义”取向范式对比，“域际主义”取向下边疆治理的理念、范围、主体与方式更明确、更清晰、更具体。“域际主义”取向推动了“区域主义”取向向前发展，促进了对边疆治理内涵的整全性理解。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实践

先秦时期形成的服事制和“五方之民”思想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源头。尽管“华”与“夷”在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两大群体存在换位和涵盖范围变化的情况,但追求“大一统”“因俗而治”“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却是历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体系的显著特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持续灿烂的深层次原因或许就深藏其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的主要内容。     

朱熹理学与以德治国

朱熹理学从道德理性的高度审视了南宋的民族矛盾和阶段矛盾,把“正君心”放到治理国家的突出位置,强调君主“自家有这德”。对外抵抗异族的入侵,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对内“认百姓为自家百姓”,政治上宽民、经济上惠民、思想上教民,充分发挥理学特有的道德功能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同时,朱熹理学的“以德治国”思想是一种“人治”思想,这是现代法制社会提倡“以德治国”思想时人们必须注意的。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中国边疆治理始终交织着治理思想、机构与政策三重“一体化”要素。萌显于夏商时期的边治思想,后经帝国统治者及思想家充实完善,及至明末清初终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统治者为将国家认同的边治思想发展为可以富边惠民的制度,自商周时起,就开始设置边治机构,制定边治制度,科学有效施政,从而创造出一个有机的中华“大一统”帝国。然而,从久远的边疆治理历谱来看,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实践直接或间接地依循了国家主导型范式,从而导致了许多的负面后果。边疆治理中,民族国家在充分赋予边疆社群较大主体性的前提下,应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和边疆民族多元理性需求来设计和施行制度,从而厚重地建塑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才能真正创造出“国”与“边”、“边”与“民”同一的共同体社会。     

基于文化共同体的李安宅边疆思想研究

文化共同体作为“共同体”思想的组成部分,旨在实现文化的统一性。“君子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人类学“和”的价值理念,这是李安宅对待不同民族文化的基本立场,也是其文化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渊源。李安宅在“整个国家福利”的系统下,以“统一中有个别适应,个别中有一致福利”为原则,将边疆定义为“与内地文化有一点不同”的区域,提出了以“文化程度”界定边疆,以“文化种类”区分边疆的主张。基于边疆建设的思考,李安宅进一步从语言的魔力、文化的相对性、文化的尊重、“复异中有统一”及“统一中有复异”等维度丰富了文化共同体思想。研究文化共同体视阈下的李安宅边疆思想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边疆文化内涵中的民族精神,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融合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多民族的系统研究始于司马迁,他开创了“四裔传”的先河,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时空概念、明确的对象和丰富的内容,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基础。司马迁还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在民族研究中建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观,说明了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具有互动性,提出了黄帝是“华夷”的共祖等思想。这些思想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是深远的,贡献是巨大的。     

清代对新疆社会控制的法制经验总结

清代法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典型意义,它继承历代治理边疆的政策并加以积极拓展,将边疆少数民族的事务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文章从清朝对新疆地区的法律治理中总结出法制统一、从俗从宜,将两种不同的法文化进行整合的法制经验,对于现今社会治理仍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