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安全法的体系定位

在整个法律体系内,《数据安全法》是以宪法为上位法的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之外的一般法律;在安全法体系内,《数据安全法》与《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属于同一层级并行的法律,分别规范数据安全、主权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法》是数据安全领域的最高法,并不依附于或从属于《国家安全法》或《网络安全法》;在《数据安全法》与...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的完善——党规与法律的互补与融贯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是强化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职责的重大制度创新，该制度横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目前仍存在规范逻辑冲突、价值标准不一及引导功能不足等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及权力运行实践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资源，真正有效发挥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的评价及引导功能，应实现损害追责制度内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互补与融贯，即推动达成损害追责关联规范一致性，以法律评价体系的价值目标为导向，将依规治党与政府自我规制相关规范融入法律价值评价体系中，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规制边界和作用范围内构建、整合损害追责制度。具体实现路径上，可通过体系化解释准确划定追责对象范围，区分规制功能以党内法规对党内事务进行规范产生的溢出效应提升政府法定履职能力，对责任形态进行类型化梳理，明晰各类型责任认定标准与担责形式，从而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     

我国《国家安全法》的立法不足及完善

由于立法经验不足,我国《国家安全法》立法滞后。审视我国《国家安全法》不难发现,《国家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国家安全机关的法律地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及其法律责任等方面均存在疏漏和缺陷,亟需修订完善。     

中国经济安全分析:内涵与特征

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国家政治安全是核心,国家文化安全是前提,国家经济安全是基础。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要避免泛化,应限定在由于外部冲击所可能带来的国内经济运行的风险上。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应遵循“从外部着眼、从内部着手”的原则,从时间导向的经济安全、空间导向的经济安全、问题导向的经济安全、主体导向的经济安全和外生导向的经济安全等维度进行研究和探讨。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是指通过加强自身机制的建设,使我国经济具备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以保证我国的经济在面临外在因素冲击时能继续稳定运行、健康发展。研究的重点应放在“过程的经济安全”上,即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的发生是需要通过内部的一定传导机制的作用才能真正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命脉的。我国应实施“积极而稳健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     

“双碳”目标下能源法律因应的逻辑锚定和规范承载

“双碳”目标的实现与能源法律的关系密不可分。从能源法律因应“双碳”目标的理论基础与范围限定出发，重新审视能源法律的制度逻辑，可发现能源法律存在经济化与生态化的理念异质、市场化与行政化的范式失衡、区域化与全球化的格局分化的存续危机。只有摆脱狭义上“能源供给”的传统观念，确立低碳能源治理策略的同质转变，调适能源利益关系的结构衡平，能源法律方能因应“双碳”目标之复杂性诉求。该逻辑转换为能源法律的结构和内容确定了优化方向，即能源法律应从法律体系的融贯性出发，坚持“政府—市场”的二元主体结构与“能源供应—低碳节能”的二元规制机制，塑造以环境法典、能源基本法、能源单行法、能源政策为规范承载的交织秩序，从而提升低碳能源的法律治理之力。     

中美跨境会计审计冲突:根本诱因、基本表现与应对措施

中美跨境会计审计冲突为中概股企业的海外上市和跨境监管带来了现实难题，冲突背后的重大问题和深层逻辑亦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的重要研究焦点。构建中美跨境会计审计冲突的系统研究架构，应遵循“根本诱因—基本表现—应对措施”这一逻辑主线。冲突的根本诱因源于主权原则与国家安全观的分歧，受到文化背景、法律制度差异、市场发展水平差距以及系列“中概股”财务信息质量问题等要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冲突的基本表现则体现在信息披露问题及跨境监管上，前者聚焦于审计底稿披露和数据安全问题，后者关注中美跨境监管的执法障碍及跨境监管的合作困境。冲突的应对措施则主要围绕“合作”与“提升”两个视域展开。“合作”主要关注未来中国能否更大程度融入多边监管合作体系以及完善中美双边监管合作框架，“提升”则更多从中国资本市场自身发展出发，强调提升自身的监管水平。     

数字时代下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

基于中国乡土特性,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迭演是影响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变量。结合既有理论争鸣和实践沿革,以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为分析视角,通过构建“动力层-基础层-应用层-导向层”的分析框架探析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作为动力层,“数字惠民”是数字共同富裕要求与数字鸿沟扩散的张力结果,为重塑国家与乡村关系症候提供了机遇;作为基础层,“数字下乡”通过技术逻辑、沟通逻辑、政策逻辑和治理逻辑推动国家与乡村从单一的“政权链接”向“政权-智技”的混合链接嬗变;作为应用层,“数字乡村”的构建凸显出“技术-结构-组织”交互递进下“现代-传统”“模糊-具体”“嵌入-协同”的关系表征;作为导向层,数字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促使“强国家-韧乡村”体例的产生,既为理解国家与乡村关系拓展了新视角,亦为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新路径。     

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的营商环境治理研究

营商环境治理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彰显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因此,要牢牢把握营商环境发展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性成果和经验为基础,将营商环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文章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营商环境治理的方向引领,以大国经济发展理论、新新贸易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剖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即大国经济理论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出发,从人口规模多样性和市场多样性的现实角度,揭示了构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意义;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与新新贸易理论中基于企业异质性、挖掘企业潜力、关注企业参与度与社会责任感、最终实现产业整体效益的逻辑相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目标,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角度,诠释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其次,文章基于三大理论基础,解析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多维动态逻辑,即基于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要素市场化配置逻辑、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产业链供应链升级逻辑与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逻辑。最后,文章将营商环境治理的多维动态逻辑融入中国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取向和战略选择中,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创新驱动路径和“放管服”改革路径,三条作用路径相辅相成、协同发力,以制度创新为新发展格局经济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理解中国之治的唯物辩证法视野

在解码“中国之治”的学术热潮中,虽有见仁见智的格局,但从历史逻辑上看,把“中国之治”作为“中国之制”的结果,即从“中国之治”到“中国之制”的认知逻辑具有代表性。然而,对二者之间仅停留于机械论因果律解释,或视二者为无主体变换,都是有局限的。实质上,中国之治与中国之制是辩证关系,是主体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落实到治理制度与依制度治理的辩证关系中,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转变。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上构建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对辩证关系,形成国家治理的理论形态。以国家治理理论引领治理实践还需要处理好一些重要的辩证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之治走向未来的规范要求。     

《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共产党宣言》在政治宣言语境中发展和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将之展开为“双重逻辑”即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从当代视野看，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的对抗性，是全球混沌、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凸显了全球治理、人类共同命运等问题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统一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客观要求。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中，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彰显。     

《民法典》之数字经济治理效能论析

数字文明、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的颠覆式创新引发既有法律制度在法律关系、法律价值、法律体系三个层面的变革。中国《民法典》诞生于高速发展的数字时代，从规范数字经济要素、数字经济活动以及数字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民法典》的数字经济治理效能体现为:以私法自治原则为前提，以共商共治共赢的合约治理模式为基本路径，实现多主体、多手段、公私法规范协同下的数字经济“共治”；规范电子商务交易模式、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兼顾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流通使用，实现以良法夯实数字经济的“善治”；《民法典》规范并保障数字经济安全有序发展，同时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也在不断延伸拓展《民法典》的适用范围，推动《民法典》吸收、凝练新的内涵，实现《民法典》与数字经济的“现代”协同发展。     

数据安全立法的机理、表达与规范

以A（人工智能）、B（区块链）、C（云计算）、D（大数据以及3D打印）、E（边缘计算）、F（互联网金融）、G（5G）、H（智能居家）、I（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不断催生出新的产业形态，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与之相伴的是，数据安全风险日益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网络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亟须出台一部统筹数字经济时代“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数据安全法》。 在此背景下，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0年6月28日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草案）》）。7月3日，《数据安全法（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数据安全法（草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数据安全法治“从0到1”的进步。 为了确保《数据安全法（草案）》能系统地反映数字经济时代国家整体的数据安全与发展观，8月9日，由四川省法学会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法治研究会主办，西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法学院承办的“数据安全法治暨《数据安全法》立法研讨会”以在线方式举行。会议由研究会秘书长汪灏主持，华东政法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微信法务部、阿里巴巴集团综合政策研究室、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西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法学院的专家学者就数据安全立法的机理、表达与规范等问题作了主题发言。 本次会议的主题发言分别涉及《数据安全法（草案）》修改、国家总体安全观与数据安全法、域外数据调取法定程序、数据行业的基础性合规框架、“数据”监管边界的立法界定、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我国数据安全立法的启示等6个问题。本刊将这6个问题的主题发言摘录登出，旨在促进我国数据安全立法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推进我国《数据安全法》正式诞生。（2020年8月31日）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宪法叙事:规范阐释与实现路径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高等教育自身逻辑与外部环境影响其发展模式和路径，高等教育与国家的精神关联体现为个体与共同体的精神互动。基于宪法视角，阐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宪法内蕴、实质价值和规范结构，确立高等教育系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阐明高等教育“基本权利——国家义务”的动态调适机制。通过宪法成因剖析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难题，从高等教育实质精神的制度融合、高等教育公平需求的制度回应、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制度保障三方面，提出构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的实践路径，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人才基础。     

浅议马克思国家观的理论源起、内涵及当代启示

“国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贯穿人类发展始终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以黑格尔关于市民与国家的结构关系为基础起点,理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突破黑格尔法哲学的框架,深化市民社会的反伦理性质,定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建构性关系。追溯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观并探析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逻辑”,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在理论辨析中挖掘关于国家治理和建设的核心方法论,一方面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遵循的方向道路提供重要线索,另一方面有助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战略价值与实现路径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持续健康发展,把握新工业革命浪潮,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明确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及内涵,揭示其理论逻辑、战略价值和实现路径。结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背景与相关论述,文章认为新质生产力必须具有“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效低耗和环境可持续”“高品质生活和社会服务均等化”“数字赋能”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特征。解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所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政策环境保障,对比分析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现状,以客观把握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优势与不足。分析在内部面临产业升级滞后与创新能力不足、资源与环境约束、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政府治理效率还需提升等“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外部遭受贸易争端、技术封锁、人权和意识形态威胁、国家领土争端等“修昔底德陷阱”的压力下,新质生产力破解经济高质量发展难题的战略指导意义。进一步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为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安全保障,有助于构建坚固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此基础上,国家安全稳定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两者相得益彰。最后,提出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注重新质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从内部加强自我建设,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能,破除“中等收入陷阱”魔咒;打造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给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破除“修昔底德陷阱”魔咒,支撑构建强劲有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试论科技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双重影响

科技发展与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代科技哲学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类安全问题。在当代，对科技价值问题的反思需要从国家间政治生态角度出发进行对策思考，把握当代科技哲学问题更多地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的实质。本文探讨了科技发展对国家安全的七个方面的双重影响，并给出了总体对策思考。认为在大力发展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的同时，必须以我军新使命重新认识、选定国家利益边界、安全边界、战略边界及军事能力，按照推动建立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思维要求谋划自身安全问题乃至全球安全的解决。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紧急状态适用的法理解析——以康德国家信托理论为视角

当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治理已经成为国家卫生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在适用过程中需要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进行较大程度干预。紧急状态是启动公共卫生法律体系的正当性基础,但现阶段尚未在《宪法》及相关立法中对其予以明确,导致其合宪性根基不稳固。同时,学界对紧急状态的法哲学理论研究仍未完全超脱于“自由主义”的滞后性和施密特“例外政治”的强权性,这使得紧急状态制度的实践治理成效微乎其微。鉴于此,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紧急状态适用应以康德的“权利观点”为逻辑起点,以国家信托理论和比例原则为依据,构建国家主权假设前提下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平衡的法律关系。     

新时代“一带一路”文化共建的逻辑、挑战与路径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重大举措。文化实力体现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文化共建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一环。本文从价值、因果、路径和目标的理论回顾与梳理入手，理清文化共建的内部逻辑问题，通过全面分析新时代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共建的传播延续、系统易损和话语失衡风险，提出针对“目标偏离”问题的主体性构建路径、“场域差异”的应对措施策略、解决“载体不足”的结构性调整方案、应对“手段僵化”的持续性创新方法，以及“协同不够”的体系合作机制，为实现“共情”“共振”“共享”“共创”“共治”的“一带一路”文化共建目标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演进逻辑与未来走向

中国农村宅基地兼具居住保障和财产功能。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转型,宅基地的功能定位正在从“居住保障导向中谋求财产功能”转化为“财产功能导向中维护居住保障”。为适应宅基地的功能定位变化,提出“集体所有,赋权盘活,住有所居”为主线的基本制度架构,认为改革重点在于：一是强化宅基地用益物权,明确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转让权能,为赋权盘活宅基地提供具备法律保障的制度基础;二是宅基地获取方式从“无偿取得”改为“有偿取得”,持有期限从长期到限定70年,这既是解决目前超占宅基地的有效途径,也为房地分离抵押、转让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路径;三是多种形式解决农民的住房保障问题,逐步从基于身份权的宅基地保障转向基于公民权的居住权保障。     

"国家-社会"两分架构及其方法论意义——就研究法律发展问题论之

研究问题的设定以及解读方式的确立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研究者的思维逻辑起点.在拟定好所要研究的主题之后,选择切中肯綮的分析工具应是率先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法律的生命源于社会,要使体现社会内在需求的"法律"现实化,须依赖于国家这一中介,其发展路径及特质同国家与社会各自的状态以及两者间的互动性紧密相连.基于此,在研究法律发展这一主题时,以"国家-社会"两分架构为切入点是重要的方法论之一.在此框架下,须以自身的发展逻辑为出发点,对国家与社会有正确的认识,对传统予以界定,对研究的目标加以定位,唯此方能发挥其功能以达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