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战略下农民数字化素养的价值内涵与提升路径

建设数字国家已成为全球共识,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已成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农民的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关系到数字乡村建设的底色和数字中国建设的成效.通过全面分析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和农民数字素养普遍偏低的深层原因,深入阐释农民数字素养的价值内涵、生成逻辑和内在要求,进而提出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综合性实践路径,依托数字信息技术搭建乡村治理数字化智慧平台,持续双向赋能以加速乡村经济文化产业迭代升级,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乡村数字治理的驱动机制：模型构建与仿真模拟

乡村数字治理是技术赋能驱动、组织协同推动、环境牵引拉动的结果。理清各驱动要素的相互关系并以此构建驱动机制,对于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至关重要。基于TOE框架分析乡村数字治理的驱动要素及相互关系,以长沙县为例,构建其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进行仿真模拟分析。研究发现,在整个仿真中组织维度影响最明显,环境维度影响次之,技术维度影响相对较弱,而三个维度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分别为党的领导、村民数字素养、应用场景创新。为此,应进一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升村民数字素养,创新数字应用场景,建立健全组织、技术与环境“三位一体”的乡村数字治理驱动机制。     

赋利赋权赋能：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动力再造

推进新时代的乡村建设行动要着力破解“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梁漱溟之问”,充分激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走一条基于城乡融合的乡村内生型发展道路。当前,激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需要克服资源、治理、文化三重障碍,即资源匮乏带来的利益吸纳能力弱、治理效能低下导致的外部资源不能有效利用、农村价值失落与文化主体性迷失。要克服这些障碍,需要着力推进农民视角的乡村建设,从为农民赋利、向农村赋权、给农民赋能三个方面开展系统而扎实的工作,以大力提升农村的“造血”功能,实现从“无感发展”到“有感发展”、从“维持型农业”到“发展型农业”、从“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的根本转变。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社会资本赋能机制——基于德国、加拿大等国应对数字鸿沟经验的讨论

城乡数字鸿沟是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社会资本赋能或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借助制度嵌入机制,从社会环境层面对农村农民进行国家社会资本赋能,以“由下而上”的全新项目制运作思路,保障民众在数字乡村规划建设中的直接参与;第二,经由组织整合机制,于人际关系层面,通过多元主体联合网络为农村农民进行持续不断的组织社会资本赋能,提升农村农民的对外联通性和开放性,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三,发挥个人跃迁机制的效用,为个体提供兼顾认知和行为能力改造的个人社会资本赋能,帮助农村农民有意愿、有能力地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之中。社会资本赋能可以有效解决由“下不到乡”和“乡村不动”导致的“数字悬浮化”问题,弥合数字鸿沟,从而助力数字乡村建设快速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新人口红利的生成逻辑

数字乡村建设为破解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人口与人才短缺的双重困境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陕西省宜君县的案例研究,本文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新人口红利生成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下乡要着眼于我国乡村社会的人口现状和产业结构特征,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来盘活乡村生产要素和重构乡村产业体系,以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和实现农民生计模式的创新转换,为引回返乡青年人才资源、提升留守妇女人力资本回报和延展留守老年人口机会窗口创造积极条件,进而为催生乡村新人口红利提供多元的路径机制。宜君经验的重要启示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底层逻辑是“以人为本”,核心原则在于处理好外源与内生、城市与乡村、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主要目标是帮助农民实现生计模式的创新转换,建立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论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农民群众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力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提升农民群众精神风貌,才能激发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应当承认,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仅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持久的精神动力和重要保障,而且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价值遵循,所以必须突破培育主体重视不够、培育客体动力不足、培育环体相对失衡的困境。对此,应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引导作用、全方位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优化社会环境等方法来应对。     

大学生数字素养及其培养策略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素养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促使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国民素质教育体系。基于核心素养视域下数字素养的发展趋势、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素养的影响力和“后疫情”时代数字素养的重要性,我国公民数字素养提升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为素质教育和核心素养培育的重要内容。数字素养培育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文章阐述数字素养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剖析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面临的挑战及问题。认为,重视顶层设计、明确数字人才培养目标是关键,强化数字设施、营造良好的数字环境是基础,以深化课程改革、打造数字“金课”为着力点,加大数字师资队伍建设力度,学术研用有机结合,多方协同共建教育机制,才能打通大学生数字素养提升通道。     

关系驱动、资源赋能与空间重构：农民渐进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关键主体,其主体作用的发挥是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中,社会关系网可以使农民快速建立连接,并通过在地化“中介”、乡村文化精英以及本土文化仪式等,提升农民参与意愿,实现农民从无参与走向旁观式参与;乡村资源禀赋影响着农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包括物质资源、文化资本以及象征性资源,整合与利用这些资源可以实现农民从旁观式参与走向实质性参与;空间重构关系着农民参与的整体生态,通过物理文化空间、精神文化空间和虚拟文化空间,打造统一的乡村文化空间,实现农民主动持续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为此,要唤醒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意识,提升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修复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生态。     

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技术赋能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技术赋能的理论视角,本文利用全国1189个外出务工村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乡村治理参与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数字治理平台通过增强外出务工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及其对村务信息的了解、与村民的联结四方面中介传导机制,间接促进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3）数字治理平台对数字解决问题素养较高、与村庄的利益关联较深、政治权利意识较强的外出务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对更强。这些结果对促进外出务工村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我国城乡数字鸿沟治理的现实进展与优化路径

在数字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城乡数字鸿沟治理不仅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还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内在动力,更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应有之义。通过持续治理,我国城乡数字鸿沟显著缩小但依然存在,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居民数字素养、数字资源质量差距仍比较大。面对数字发展新要求,应强化数字战略思维,统筹谋划城乡数字鸿沟治理;加强数字素养培育,切实提升乡村居民数字技能;推动数字要素下沉,全面提升乡村数字资源质量;加快产业数字转型,着力提升乡村数字运用水平,从而加快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中国数字乡村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熵权法测度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并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QAP回归等方法分析中国数字乡村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但整体水平依然较低，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特征，中部地区增速最快，东北地区增长缓慢。中国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网络联通性较好且不存在等级结构，空间关联的紧密度和稳定性不断增强。北京、上海和江苏等省份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位置，而山西、陕西、辽宁和吉林等省份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且网络中存在“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中国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网络分为四大板块：“净溢出”板块位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净受益”板块位于东部地区；“双向溢出”板块位于中部地区；“经纪人”板块则零散分布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城市化率和对外开放水平的地区差异会增加省份间数字乡村发展的联系强度，而地理距离增加对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程度的提升有抑制作用。     

从三农短视频看数字乡村的空间生产与文化激活——以“含山汤猫子”短视频为例

“元宇宙”热潮带动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升级迭代。作为“乡村元宇宙”的重要数字表象,三农短视频是现实乡村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互动关系的重要展现,是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媒介和成果。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三农短视频发挥了重要的空间生产与文化激活的作用。一方面,三农短视频呈现并建构了数字乡村的空间生产,在数字化展示数字乡村空间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数字乡村的空间建设;另一方面,三农短视频也经由网络空间媒介发挥了激活乡村文化的作用,主要包括方言文化的数字化激活、田园文化的数字化打造、乡俗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对于三农短视频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发挥的作用,需要制定相关政策予以规范和保障。     

乡村现代化内生动力的激发与维系——以曹县淘宝村为例

“乡村不动”是乡村现代化面临的普遍难题。以曹县淘宝村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历程为线索,分析电子商务激发农民主体性、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社会过程和机制。首先,乡村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源于民众的基本利益需求,但利益需求的实现要通过有效的行动。其次,电子商务的系统性嵌入提升了乡村的行动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主体方面,通过致富示范效应激发农民创业动机,凭借低门槛与低风险优势提升农民创业能力;二是乡村产业方面,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农民采取差异化的竞争策略与抱团式的合作方式,减少内耗、凝聚合力。最后,乡村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需要培育提升能力和调适能力,以不断提升现代化建设水准、应对不确定性因素或风险,进而维系乡村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     

耦合与调适：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何以行?

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建设是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算法优势，集物联网、智能管理、农业自动化等于一体的新兴赋能农业农村发展模式。数字乡村在接续乡村振兴、融合乡村产业、赋能乡村综合治理、提升乡村数据价值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数字乡村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建设的引擎。当前，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建设中还会遇到技术障碍、技术差异、技术鸿沟、技术堕距等张力困境，阻碍了乡村振兴的数字化转型。针对乡村振兴数字化转型遇到的突出问题，应充分利用数字化的赋能耦合调适功能，通过健全共建主体利益联盟、建立城乡数据耦合机制、提升数字包容优化路径、建构乡村新业态最优化等措施，不断推进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数字化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研究基于972份农民微观社会调查数据,利用二元离散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之间的关系,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保障因素方面的收入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和环境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经济保障在增进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要重视农村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在增进农民幸福感提升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强化农村社会经济保障体系建设,以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全面乡村振兴：政府绩效目标与农民获得感

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维护农民主体地位。政府主导体现顶层设计、资源配置与实施推动，核心指标聚焦政府绩效目标。农民主体要求以农民需求为导向，尊重与维护农民的自主选择、标准裁量、过程参与和利益获取等基本权利，终极目的在于农民幸福满意，可衡量的有效指标莫过于农民获得感。应用管理学中“曲线效应”的原理和量化分析方法，政府绩效目标与农民获得感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置于现实场景，兑现全面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应立足农村实际，符合乡土特征，贴近农民意愿，基于增强农民获得感的价值导向精准定位地方政府绩效目标，以深化改革增加农民收入，以满足需求优化目标体系，以法治保障提升农民参与度，以绩效评价铸造政府主导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     

数字乡村发展的实现路径考察——基于精明增长理论的探索

随着信息技术在乡村建设中的应用,数字乡村发展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创新路径,但同时也面临着乡村发展边界扩张、发展模式僵化的困境。限制数字乡村无序蔓延,提升数字乡村发展质量成为乡村振兴持续推进的重要命题。本研究引入精明增长理论,建立空间紧凑、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生活和谐的数字乡村精明增长模式,试图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当前,数字乡村精明增长的实践逻辑体现为将乡村视为系统的生产单元是逻辑起点,乡村处于持续健康增长状态是客观前提,乡村的聚集效应与聚集经济是内生机制,乡村的合理规划与政策扶持是外力助推。然而,由于理念的转变与治理技术的升级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数字乡村精明增长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着挑战与困境,即宣称精明增长,却在造就新一轮的粗放扩张;宣扬社会公正,却在形成更严重的阶级分化;倡导生态保护,却在引发更深层的环境危机;承认发展多样,却在构建统一性的普适原则。基于此,未来需要从价值体系引导、政策制度完善、公众参与拓展、生态环境保护、保障机制设计等方面对数字乡村建设进行优化,最终达成数字乡村精明增长目标。     

智慧社区建设的“社区性”——基于技术与治理的双重视角

智慧社区建设体现了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但其社区属性却常被忽视。从技术应用和社区治理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一项社区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社区治理水平影响了智慧社区建设效能,社区参与则能够直接或间接通过促进社区治理提升智慧社区建设效能。这两种效能提升的“社区性”路径都有助于提高居民对智慧社区项目的需求。此外,虽然居民数字能力鸿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障碍,但社区参与和数字能力形成的“互补性”对破解“数字鸿沟”问题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强调需求导向的智慧社区建设中,重视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等“社区性”元素,能够提升数字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普惠性。     

生态振兴视域下脱贫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路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内容。从制度动态演变过程来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路线的制定,呈现“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演进逻辑。从韧性发展理论来看,增强生态韧性对提升脱贫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具有促进作用,通过促进脱贫乡村韧性发展的方式,能够推动脱贫乡村更好、更快地进入乡村生态振兴的新阶段。在苏北地区脱贫乡村案例中,江苏省各级政府针对脱贫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发挥不同的功能,从统筹、落实、建设、参与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获得了农户的积极响应和良好的治理效果。有鉴于此,“十四五”时期可从提高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效能、建设绿色共富的韧性乡村、激发合作自治的内生动力、提供精准到位的政策支持等方面,综合提升脱贫乡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