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共同体的李安宅边疆思想研究

文化共同体作为“共同体”思想的组成部分，旨在实现文化的统一性。“君子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人类学“和”的价值理念，这是李安宅对待不同民族文化的基本立场，也是其文化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渊源。李安宅在“整个国家福利”的系统下，以“统一中有个别适应，个别中有一致福利”为原则，将边疆定义为“与内地文化有一点不同”的区域，提出了以“文化程度”界定边疆，以“文化种类”区分边疆的主张。基于边疆建设的思考，李安宅进一步从语言的魔力、文化的相对性、文化的尊重、“复异中有统一”及“统一中有复异”等维度丰富了文化共同体思想。研究文化共同体视阈下的李安宅边疆思想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边疆文化内涵中的民族精神，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融合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边疆少数民族"中国认同"意识缘起初探

长期以来,在边疆少数民族人们的头脑中客观地存在着一种忠诚、持久而强烈的"中国认同"意识.儒家文化的相对先进性,其在时间维度的"与时俱进"和空间维度的"因地制宜",及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交融,为该意识缘起奠定文化基础;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不断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国代表权的争夺与实现,边疆少数民族人们心中"中国"祖国观念的形成,对边疆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的有效管理的常态存在,为该意识缘起奠定政治基础;中华各民族人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同根"意识,现实中中华各民族的血脉相融,大杂居、交错杂居的民族布局是其缘起的社会基础.     

普适伦理：清代云南大理石龙乡规碑文化诠释

康熙九年,将“上谕十六条”“颁行天下”后,全国各地“切实遵行”,直至清末。“上谕十六条”代表的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普适伦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石龙乡规碑是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普适伦理的历史见证。石龙村贯彻落实“上谕十六条”的线索,为研究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普适伦理提供了重要信息,清王朝推广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普适伦理,对其加强国家认同,巩固统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中央政令是边疆少数民族接受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普适伦理的促动力。     

中华民族的中国认同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长期以来,在中华各民族人们的脑海中都客观地存在着一种忠诚、持久而且强烈的对“中国”的归属意识,即中国认同,它包含中华大地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四项基本内涵,它受到来源于传统的具有既定性、持久性和可继承性的“被给予”因素和与后天的对现实利益需求的被满足程度密切相关的“选择”因素的制约,对各民族人们的中国认同有着重要影响,从“被给予”和“选择”两方面入手,强化各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国认同,对于构建边疆社会稳定与民族和谐、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少数民族大学生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培育机制探析

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人才后备军,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提升文化自信、树立责任意识、维护边疆安全的时代使命,也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少数民族大学生个体间的差异性,导致其对高校与中华文化相关的课程接受度参差不齐,互联网和自媒体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也产生一定冲击。注重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培育机制的构建,要客观看待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个体差异,形成文化认同机制;激发学生内心深处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形成情感认同机制;深化具身认知,形成行动认同机制;注重教育实效,推进常态跟进机制。     

扩散模式理论视阈下的国家认同建构分析——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工业化进程为例

基于赫克托国家发展的扩散模式理论,以青海海西州工业化进程为例,通过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认同之间动态演进关系的分析发现,民族地区工业化引起的诸多社会结构变迁的实质是中东部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模式向相对落后地区的典型"扩散"。这种"扩散"在消除区域发展差距的基础上,有利于内地与边远地区共同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产生,从而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在以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中必须创造条件,使"扩散"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模式融入当地的发展,避免"依赖型"或"嵌入式"经济模式的出现,为国家认同建构提供良好的经济与文化基础。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中国边疆治理始终交织着治理思想、机构与政策三重“一体化”要素。萌显于夏商时期的边治思想,后经帝国统治者及思想家充实完善,及至明末清初终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统治者为将国家认同的边治思想发展为可以富边惠民的制度,自商周时起,就开始设置边治机构,制定边治制度,科学有效施政,从而创造出一个有机的中华“大一统”帝国。然而,从久远的边疆治理历谱来看,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实践直接或间接地依循了国家主导型范式,从而导致了许多的负面后果。边疆治理中,民族国家在充分赋予边疆社群较大主体性的前提下,应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和边疆民族多元理性需求来设计和施行制度,从而厚重地建塑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才能真正创造出“国”与“边”、“边”与“民”同一的共同体社会。     

中国少数民族公民的三重身份认知——以回族为例

受到现代自由主义、国家认同和族群意识的交互影响,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公民的自我身份认知具有三重性:社会层面的自治个体身份、宪法层面的公民身份、文化层面的少数民族身份.以宪法学的角度、从公民这三种身份的自我认知出发来考察,传统上系伊斯兰教在内地之主要文化载体的中国回族,客观上加快了分化态势.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人关于西南边疆认识的嬗变

西南边疆僻处中国疆域一隅，与内地交流甚少，兼以少数民族错落其间，社会、文化形态各异，长期以来，国人将西南地区视为“异域”。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国人渐次前往西南，因接触日多，遂对西南的认识发生深刻转变。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被迫内迁，西南地区一跃成为抗战建国的民族复兴根据地。因此，国人眼中的西南不仅地理距离大幅拉近，并且心理隔膜逐渐消除，真正成为抗战“腹地”，西南大规模开发的序幕就此拉开。     

城镇化进程中边疆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互动研究--以广西为例

城镇化有利于优化边疆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加快边疆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增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竞争力、丰富边疆文化产业的种类、推动边疆新兴文化产业的崛起,但同时也会割裂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完整性,加剧边疆文化产业的恶意竞争,拉大各少数民族在文化开发与保护方面的差距,导致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力度薄弱。可通过构建基于边际效用不断递增的“双核模式”、基于区域文化产业一体化的“三元模式”、基于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的“抓低放高模式”等互动模式,促进边疆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互动发展。     

论西部少数民族经济在全局中的地位和意义

论西部少数民族经济在全局中的地位和意义史新辰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一再强调要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的特点。在毛泽东发表的关于十大关系中，又再一次阐述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这里的内地实际就是酉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自我...     

新时代中国边疆国土空间开发理论模型构建——基于空间经济学的分析

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特征。“一带一路”使沿边开放从周边国家扩展到欧亚大陆，使中国边疆地区的各级城市、经济区与产业带和边境口岸等各类边缘增长中心的外部市场规模快速扩大。包含边疆、内地和“一带一路”六大走廊沿线国家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拓展到边疆和内地本身存在人口集聚功能、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结合国土空间用途管控带来的工业用地指标调整、一般通用技术（信息通讯技术和生物技术）渗透带来的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带来的转移支付，通过边疆与内地名义工资差距、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投入的份额、土地收入作为对当地居民收入补贴和边疆地区转移支付补贴等参数变化，揭示优化边疆国土开发空间经济机制与理论路径。     

多元族群社会的文化共同体构建：新加坡文化政策的演进逻辑

自1965年建国至今,新加坡的文化政策经历了民族文化政策、文化经济政策、文化社会政策三个时期。在国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双轨并进”的复杂局面下,新加坡的文化政策也呈现出清晰的变迁路径：在政策目标上表现为从塑造“政治经济共同体”向建构“文化共同体”的转变,在政策重心上表现为从融入“全球化”向凸显“本土化”的转变,在政策效果上表现为从整合“民族认同”向强化“国家认同”的转变。新加坡提供了一个全球化语境下基于多元族群社会建设民族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其文化政策发展和文化共同体建设形成了独特的经验,对于新兴移民城市和后发现代化国家不乏借鉴价值。     

试论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价值

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农业地区和边疆游牧业地区之间进行茶马贸易所形成的古代交通路线。它作为内地汉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往来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沟通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方面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本文试图在认识茶马古道的基础上 ,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在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形象塑造等方面的价值及其未来前景作一粗浅的探讨。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     

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 现实困境、影响因素与路径构建

国家认同具有多维内涵,其中政治认同是构建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和本质要求。多元文化语境下港澳青年面临身份认同的困境、本土意识的异化与极端、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西式民主认同的挑战等四方面的现实困境。对国家的政治信任、社会支撑系统、政治合法性、内地青年对港澳青年的态度是影响港澳青年国家认同构建的重要因素。从政治制度建设、组织工作、教育培养、文化价值重塑等四个层面可有效提升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     

“建制”与“安民”——边政学关于民族国家建设的思考及其当代启迪

民族问题，实则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内部群体与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政学的相关论述中，提炼出“建制”“安民”两个关键词，由此梳理边政学者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及如何在此背景下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思考。“建制”即将边疆地区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中，建立起有效的行政制度；“安民”意味着边疆民心安定，文化向化，并形成对于国家的认同。这两项任务的核心，均在于把握边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平衡。从“建制”“安民”的角度，可以将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理解推向更为深入的层面，并可为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提供框架。     

工业化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影响及建构策略

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工业化内在的一体化功能将打破民族地区单一封闭的经济文化生活,引起原有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从而对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民族地区内生性工业化发展不足,少数民族的工业化参与度低等原因,现有工业化模式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必须融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地区包括人的现代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从而在社会结构变迁中为国家认同建构奠定坚实的经济及文化基础。     

诸葛亮西南边疆治理及影响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

秦汉时期疆域大为拓展,汉代则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中国很早就有“大一统”“华夷一统”观念。继秦始皇、汉武帝开发、经营西南,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后,对该地域进行了多方面治理：健全郡县制,树立中央权威;削弱夷帅大姓势力,尊重其习俗;推广内地生产技术,减轻剥削;修复道路,加强与内地的联系;等等。诸葛亮儒法融通的思想与治理西南边疆的策略,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西南各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