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化与原子化：乡村娱乐的双重面向及其生成逻辑

基层文化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子系统，是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文化治理侧重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对基层民众行为的规制，凸显文化的治理工具向度，缺乏将文化作为治理对象的剖析。乡村娱乐作为基层文化的重要表征，其边缘化、原子化特征是基层文化治理亟待回应的议题。乡土闲暇生活的边缘化、私性化，是乡土逻辑与国家治理逻辑多维度建构的产物。乡村娱乐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方式，更是基层民众自我价值的呈现方式，亦是基层文化治理的重要阵地，是实体性娱乐活动、精神价值信仰、基层治理三维面孔的交汇点。     

组织同构与治理嵌入：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乡村治理高效能——以四川省彭州市13镇街为例

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大量的、持续的财力投入，完全依靠国家兜底并不现实，必须增强乡村的“造血功能”，依靠集体经济增强乡村治理的“硬核”能力。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在人民公社时期、双层统分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和农地两权与三权分置时期，发展演变的目标逻辑、形式逻辑和发展逻辑各不相同，但均与当时乡村发展战略有一定的契合度。目前，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样态愈加多样化。四川省彭州市作为集体经济全员化的典型代表，在特定行政生态环境作用下，村党委运用合法机制，理性地将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进行整合，形成了党建引领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权和乡村治理权“合二为一”的组织同构模式。在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同构中，制度性趋同、竞争性趋同和模仿性趋同交织进行，集体经济在发展中迅速嵌入治理制度、资源和技术，及时补位治理主体的缺位场景，降低了乡村治理成本，提升了治理效率与效能。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和价值观重建

构成乡村社会秩序最基本的三个元素是文化、制度和权威,而文化是乡村社会的基础。随着当下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文化快速地向农村覆盖,传统的乡村文化已经瓦解,对乡村治理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未来中国乡村文化与乡村秩序的如何演变,取决于中共在十八大上推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国家主流文化、社会文化、个体文化与仍然存在的传统乡村文化之间能否融合协同一致发展。     

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

村庄共同体之困是当前农村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把分散的农民重新凝聚在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村庄共同体中，完成农民从身份、利益到情感的回归，不仅是破解农村治理困境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本文基于村庄共同体衰落的现实，试图从国家权力嵌入的角度，分析国家权力嵌入农村的历史经验和政治逻辑，明确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国家权力在村庄共同体再建中扮演着价值引导者、制度供给者、利益调和者、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必须以法定渠道、民主对话姿态嵌入农村，不断提升国家的整合能力，以弥合农村治理的裂缝。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嵌入式治理:政党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党组研究

在中国政治中,执政党通过党组联接国家和社会。从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视阈来看,党组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领域的组织嵌入,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嵌入式治理机制,是执政党对社会进行组织调控和有效治理的重要组织资源。党组嵌入式治理的生成具有较厚实的政治、社会及价值基础。在嵌入式治理的内在逻辑中,党组通过人事嵌入、权力嵌入和文化嵌入等,来实现嵌入式吸纳、监管与渗透,从而增强执政党在社会网络中的领导力,夯实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党组在运转时要注意发挥嵌入客体的功能与积极性,努力实现与嵌入客体的良性互动。     

新媒介赋权视角下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治理策略研究

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形势下,作为乡村“善治”的载体之一,公益组织在有效嵌入并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以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为基础,跳出“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叙事,回归公益组织行为和过程分析,在新媒介赋权视角下构建“身份—策略—结果”的分析框架,并归纳公益组织实践中呈现的助力策略及其行动逻辑,可以发现：新媒介赋权策略选择主要是回应项目落地、助力达成过程中,公益组织在乡村治理场域社会关系网络中身份的动态变化;通过新媒介赋权信息、表达与行动,公益组织得以从无权的边缘观望者,成为获取认同和权力的骨干行动者,以及获取持续性影响力的隐性参与者;从赋权自我到赋权他者、从技术赋权到社会赋权是公益组织利用新媒体助力乡村治理策略的总体特征和逻辑。     

中国村治权威的历史演化及类型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语境中,传统地方精英、国家行政系统和政党组织构成了村治权威的主体,共同把持着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乡村权威演化的历史主线,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直接影响了村治权威的形成、更替及作用方式。一定程度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划分中国村治权威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及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中国的乡村权威可划分为内生型、外嵌型、复合型三种理想类型。从中国的村治历史看,乡村权威基本从内生型向外嵌型、复合型演化。     

嵌入到共生：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图景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新乡贤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力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助力乡村治理焕发新活力,在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基于嵌入式治理的分析视角,新乡贤通过资本、政治、文化三维嵌入逻辑来重塑乡村治理格局,从而有效赋能乡村振兴。然而,在嵌入式格局中,多元力量动态博弈的掣肘使得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之间存在某些“脱嵌”风险,“悬浮化”状态的新乡贤在实践过程中容易陷入行动困境、主体困境和合作困境。基于嵌入式治理逻辑和“脱嵌”现实困境,可以尝试从协同共生单元、维系共生关系、形成共生意识和形塑共生场域四个层面整体性构建“乡村治理共生系统”的新发展图景,实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从“嵌入”到“融入”的转型。通过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的融合共生,不断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形成新乡贤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文化治理在乡村:基层政权与民间社会的互构——浙江六村的庙宇与节庆

中国维系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的机制有多种解释,文化治理可能也是一条解释路径,即通过充分地运用传统的文化资源来获得国家的合法性.文章因此建构了一个基于基层政权与民间社会的文化系统动态反应模型,一方面展现了国家基层政权如何利用文化治理来获得合法性的细节与技术:博物馆一寺庙神道,现代化与传统性的交融;复兴的传统节庆,合法性获得与本土权威的树立.另一方面表明国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必须要渗透农村社会而后贯彻其政治意图,存在着国家审美与民间偏好的互动.国家与乡村在文化系统的动态反应模型中通过形塑、影射、渗透、延伸、挪用与创变保持平衡.最后提出了文化治理在乡村的限度,需警惕文化治理的戏剧性演绎、文化治理对生活渗透的边界问题以及文化治理主导权的互动与均衡.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探析——以浙江省为例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新乡贤以其非体制权威嵌入乡村治理过程,并辅助其他治理主体推进乡村善治的行为,具有品行、历史、现实和政策等四个方面的合理性。乡贤参事会是受基层党委政府领导,由新乡贤自愿组成,以热心服务乡村发展为使命,具有乡土性、志愿性、辅助性、民间性的新型社会组织,在实践中已发挥了经济带动、敦风化俗、社会调谐、政治参与等作用,但在现实中仍受认识偏见性、环境欠缺性、组织合规性和实践风险性等四大因素制约。要消除这些制约,须建立激励表彰、"筑巢引凤"、参事运行、监督约束等长效机制。     

情感与仪式互动社会下的当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塑造

在乡村文化治理中,通过情感赋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将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本土化创新,对推进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从情感与仪式互动融合视角看,仪式互动结构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具有相互耦合的情感生产逻辑。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面临共同精神弱化、人地关系疏离、情感联结淡化和价值符号虚化等实践困境,构建符合乡村内在生活秩序和社会规范的乡村情感共同体是重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工作。     

乡贤嵌入村务监督的实践逻辑与可行路径研究

中国是一个乡贤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与绅权的分立与交织,造就了传统乡贤的出场。在传统乡村治理中,乡贤扮演着沟通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国家权力与草根社会的重要角色。及至当今,随着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贤在乡村治理和村务监督中的重要作用渐趋显现。一些地方展开了乡贤理事会、乡贤工作站嵌入村务监督的探索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更好地促进乡贤嵌入村务监督,当前中国理应进一步拓展乡贤嵌入村务监督的思路与渠道,健全完善乡贤嵌入村务监督的保障措施,即细化乡贤参与村务监督的规定,夯实乡贤参与村务监督的法理保障;完善乡贤归土返乡的激励保障机制,大力培育弘扬乡贤文化。     

论乡村廉政治理中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

近年来随着乡村自治逐步成为乡村管理的主导，政府行政力量在乡村管理领域正逐渐从过去的直接管制转变为间接指导，然而在中国部分乡村由于长期以来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桎梏、治理范式的滞后和乡村村官干部意识的缺失，导致村官群体中原先被政府行政力量所压制的不良作风成为影响乡村权威治理尤其是造成乡村腐败的重要原因。大学生村官作为国家所引导的乡村治理新兴力量正努力配合解决乡村自治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一群体对乡村治理的介入将对乡村廉政治理发挥积极的作用。     

重塑善治：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

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乡村治、国家兴,能否实现善治既关乎乡村自身稳定发展,更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重塑善治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要逻辑,而要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需要以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标的,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的过程中围绕治理体制、治理制度、治理人才、治理文化和治理模式却存在着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已成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瓶颈。消解矛盾、突破瓶颈需要;优化责权配置,强化乡村治理整体效能;提升共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协调治理格局;培育治理人才,加大乡村治理人才供给力度;拓展文化空间,加快新时代乡村文明建设;简化治理层级,建设数字乡村实现精准治理——从而真正建构起新的善治格局,全面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嵌入性治理

乡村振兴要求生态宜居,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是生态宜居的必由之路,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作为嵌入乡村社会的外部行为规范,与乡土性、流动性和个体化的乡村社会相结合,产生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嵌入性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农民分类意识淡薄的主体性困境、垃圾分类规则模糊的制度性困境和村庄动员能力减弱的公共性困境。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通过组织机制、制度机制、宣传机制、奖惩机制构成嵌入性治理机制,以重塑村庄公共性、明确治理规则、培育垃圾分类意识和规训垃圾分类行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嵌入性治理的有效性,体现在嵌入性治理的治理能力提升、治理规则规范和治理权威型塑,有利于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     

第一书记制度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选派干部下乡驻村制度,是新时代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的表征。对西南地区L村第一书记驻村实践研究发现：将科层体系干部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有效介入,具有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贫困治理的百年经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推动治理有效保障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应然之策等多重价值意蕴。第一书记驻村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实中,受到“国家-社会”双重场域的深度影响。第一书记要实现组织建设从嵌入到引领、精英培育从单一到多元、治理融合从离散到集聚、资源利用从碎片到整合的转变,把权力、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技术优势,从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功能、挑战与路径——基于山西省W村的个案研究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之举,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建设性力量,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生成逻辑。农村社会组织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上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参与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然而受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自身建设程度等因素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为了保障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国家主导与社会主体、传统农村社会组织与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培育与外部引入之间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