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群为纲：《新民说》中“新民”概念考辨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政治概念“新民”的诞生。既有研究充分讨论了“新民”概念融合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国民理想的特征，但未能解明梁启超提出“新民”旨在反思“合群”运动的重要意涵。19世纪末的“合群”运动是一场主张合群立会、整合四民的政治活动，但“合群”的理想在实践中最终演变为会党相争。梁启超理想中的“新民”，践行以“利群”为核心的新道德，试图建立具有匀质色彩的“群”。这不仅承袭了《大学》等儒家思想的传统，也意味着他构想出了一种由一及群、培育现代国民的理想路径。“新民”以群为纲的思想特质是基于“合群”运动的历史反思，终因梁启超个人思想的多变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而被弃用。但“新民”的概念内涵仍随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主张不断丰富和演变，其流播无远弗届。     

梁启超群治文学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20世纪初期,梁启超引进西方文化观念,首倡近代多种文体的革新,提出了著名的"群治社会构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聚合现代民族精神,展示历史进化趋势,"言文一致"语体风格和构建市民文化空间。梁启超"群治"文学观的提出及其有益实践对启蒙国人思想、推进中国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近代思想概念的“群”与“独”——以“启蒙”为中心

启蒙的目的是实现“智慧”的价值.它分裂出两个专有概念:个体启蒙与群体启蒙.严复提出“群”概念,从“保种”的角度来考虑个人与“群”的关系,他与梁启超的“群”学思想徘徊于客观理性与理想主义之间.梁启超将“独”作为“群”的对立面提出,遭到章太炎的反驳.章太炎认为“群”由“独”构成,“独”才是本体,但他的“独”仍以“群”为旨归.     

从“新民”到“四有新人”之塑造看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表现出超越时代、开放吸纳、不断走向未来的潜能及斩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文化重构实质是人格或人的价值观念重构 ,文化变革的关键在于调整和改变人格 ,即塑造“新民”或“新人”。儒家“新民”思想表明 ,儒学将随中国文化的变革而发生转化 ;近代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家“新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新人”观中的儒家思想成分 ;邓小平“四有新人”观与儒家文化的自然联系 ,都表明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也表明儒学具有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并发生转换和走向现代化的特性。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

古贤圣哲的“民本”思想,到了近代,一跃而为郑应观等人所总结的君民共主思想:“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再一跃,又为梁启超头脑中缩小了的“民权”思想。然“流质多变”的梁启超何以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捕捉到“民权”一物呢?之后,又给予“民权”思想以何种新的内涵呢?在今天,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有一定的意义。 1840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凭藉船坚炮利,纷纷染指中国,中华民族危机加     

清末国粹思潮与“文学”的流播

清末席卷中国思想界的国粹思潮,顺应存国存种及改良群治的现实需要,对学术分科与“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显著。从邓实等人倡言复兴古学以存种性,到南社的发起成立,朝野各方保存国粹的意趣理念各有差异,以分科的眼光看待国学成为普遍趋势,“文学”被视为国粹的核心成分,甚至国学的代名词。由于语义来源及学术旨趣的差异,国粹论者的“文学”含义差别较大,在中国知识体系中属于不同性质范畴的六艺、诸子、文辞等,被分别纳入其中,是中国学术接引分科之学,融入世界体系的重要途径。清末国粹思潮对“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体现近代中国学术重塑与社会变革的深层关系。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确有“法治”思想，先秦法家已广泛使用“法治”一词，并赋予它特定的历史含义：一方面，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法律，法律一经形成，对君主自身也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君主用刑罚惩治乱臣奸民，巩固专制统治。秦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作为儒家“礼治”学说的补充，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近代，梁启超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植，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推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让国人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这种移植方式为我们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设置了新的障碍。孙中山用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否定中国封建专制法治思想，并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近代法治增添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丰富内容，为当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     

论人的近代化与梁启超的‘新民’理论

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在器物、政治近代化失败之后,人的近代化则成了先进知识分子探讨的新课题。在这一条件下产生的梁启超的“新民”理论,通过塑造一个具有近代人意识、特征的“新民”形象来推动人的近代化,因而对青年一代从传统中蜕变出来,向近代人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以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为其思想渊源,但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异质音响,还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战略,都与五四启蒙思想相去甚远;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开民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致把“新民”看做是强国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树立了“人学”标志,并由此确立了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这种关系准则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     

试论梁启超的历史哲学及其特点

梁启超的历史哲学是中国天演哲学思潮的必然演绎。其“变论”的历史观、力主群术反对独术的“群论”、以“新民”为基础的“民论”以及历史进化的“动因说”是梁氏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强调历史发展中人类自由意志的力量、承认革命突变对社会历史进化的作用和辩证的历史进化观点等是梁启超历史哲学的突出特点。     

发现与失落——中国20世纪文学对“人”的解说

在中国历史的现代化转型历程中,作为时代中心行为的思想启蒙是以“人”的发现作为话语核心的。从近代的“新民”到五四“狂人”,从浪漫诗人到铁血战士,由英雄到神再到凡人,正是在不同历史语境的不同阐释中,也同时是在不断的发现与失落中,“人”寻求着自身的存在方式。文学作为人类心灵的记录和人类自我认识的一条途径,既本真地记录着这个心路历程,又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人”的塑造。     

从“民本”到“民学”：“民”思想研究再展开——以《尚书》为中心的探讨

“民”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关注的核心主题,内涵极为丰富。近代以来,在西方人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影响下,我们以“民本”重新审视古代“民”思想,形成了固定的民本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很好地深化了“民”思想主题,从纷繁复杂的古代“民”思想中提炼出了民本、君本两大主题,但同时“民”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也受到了遮蔽,即那些既不符合民本,又不符合君本的“民”思想便被忽略了。因此,要想呈现古代“民”思想的完整风貌,我们需要在“民本”基础上,扩大研究视角,推进“民”思想的再研究。“民学”于此是一个可能性的尝试,它能够从整体性视域将民本、君本以及其他关于“民”的论说连贯为一体,使古代“民”思想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学说。     

近代以来的“墨辩”研究与墨学复兴

秦汉以后长期“中绝”的墨学,曾在近代迎来一次小的复兴。墨学之近代复兴由毕沅、王引之、孙诒让等人对《墨子》文本的校勘、注释而开启,经梁启超、胡适、郭沫若等人对墨家思想的研究与分析而形成浪潮。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墨学的复兴浪潮中,最为引人注目者,并非墨子本人所阐发的“十论”的政治、伦理思想,而是后期墨学所归纳的“墨辩”的逻辑、论辩思想。将逻辑的概念、规律、理论、方法与现实的政治、道德、社会、生活相系,从而寻求价值与逻辑之间的动态平衡,可说是“墨辩”逻辑的思想特质,亦可说是“墨辩”逻辑与西方形式逻辑的最大不同。     

“民本”的近代新诠——对三种不同诠释路径的探讨

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体现了古人对于理想政治秩序与君民关系的认识，思想内涵极为丰富。晚清以降，随着西方近代思想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新诠释层出不穷，这固然与时人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理解有关，更与近代以来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大地上的竞逐密不可分。无论是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影响极大的梁启超，还是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官方意识形态代表人物的戴季陶，都将民本思想作为表达自己略显保守主义政治主张的重要凭藉。对此，国民党内具有批判意识的理论家陶希圣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嵇文甫，都对民本思想本身以及假借民本思想宣扬精英政治的做法展开批评。     

梁启超《爱国论》在开化期朝鲜的翻译与影响

梁启超作为阐述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第一人,其文《爱国论》深刻洞见了“国”与“民”的关系,此文,以翻译为桥梁,对开化期朝鲜“恢复国权、启发民智”的爱国启蒙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爱国论》在朝鲜的三次翻译充分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选择与干预,而且作者通过不同文体的翻译尝试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开化期朝鲜汉朝翻译的面貌;体现了近代新概念、新文明的一系列新词语也通过翻译走入处于激变期的朝鲜语词汇系统,充分发挥了翻译的语言价值与创新价值。     

关于民本思想几个问题的再思考

我国传统民本思想是以天人感应理论为基础而产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的地位，但同时也带来了奴役中国人民两千余年的“政权神授”理论。传统民本思想的“民”，是一个仅包括农业生产者的整体概念，古代思想家们肯定民众的整体价值时，也否定了“民”的个体。民本思想由于种种局限，非但未能转变为近代民主思想，还阻碍了近代民主思想的到来。     

世纪初的“小说”神话———论“小说界革命”和言情小说

梁启超痛心中国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欲用新小说以新民，将小说纳入民族救亡大业之中，这在客观上帮助白话小说提高了文化地位。但是，“小说界革命”的终极目标是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开启民智，而小说自身的文体价值、文本地位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作为历史转型期独特的文学、文化现象，言情小说虽经“新小说”倡导者严格限制，却在清末民初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社会儒学视域中的荀子“群学”

立足于社会儒学的参考框架诠释荀子群学,可以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人而能群的社会本质论,荀子尽管也从社会集合意义上凸显群体的本位价值和地位,尽管有时也立足于个体与群体关系维度阐发"群"的问题,可是他的着力点是根据人与动物的差别强调人能群能分,创造性地提出了人"能群"的社会本质观;二是能难兼技的社会分工论,荀子社会分工论最明显的特点是将其纳入"群学"之中进行讨论,开创性地发明了能难兼技的社会分工思想,这主要体现在社会职业分工、社会角色分工和社会技能分工三方面;三是群居和一的社会理想论,荀子建构了以"群居和一"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理想思想,并从合群乐群、各得其宜、救患除祸、群居和一四方面做了深刻阐发;四是明分使群的社会治理论,荀子更为强调"外王"一面,强调道统与政统的统一性,就社会治理主体而言,荀子明分使群的社会治理可以分为君子之治、先王之治和圣王之治三种情形。     

儒学的“社会”观念——荀子“群学”的解读

21世纪儒学界开始注意"社会"概念的儒学解读。"社会"虽是近代日本人对"society"的汉字对译,却体现了一般"社会"概念与汉语传统的"社""会"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严复将"society"译为"群",源自荀子。确实,荀子的"群"概念即是一般"社会"概念。为此,有必要明确提出荀子的"群学",但不是严复那样的社会学的理解,而是生活儒学的理解,即理解为基于生活方式转换的社会哲学或一般社会理论。对于今天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解历时性的"社会形态"概念和共时性的"公民社会"概念。社会形态的历史转换,可由荀子的群学原理"仁→义→礼→群"的理论结构加以阐明。     

浅析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惊世骇俗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塑造了具有“独立自由、进取冒险、利群爱国”的新民形象，试图从改造旧的国民性的角度来挽救中国近代的民族危亡，并提出了“道德革命”的思想，认为“道德革命”是实现“新民”的重要途径。道德革命的思想是在我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来的，通过深入分析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笔者发现它对于我国目前社会主义转型的道德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一、“道德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粱启超从理论和现实上为“道德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证。首先，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