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的本位与环境保障利益研究

在泛权利主义思潮及法益理论误读的共同影响下,我国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并没有很好地解读环境法本位问题的实质,这也是造成目前学界对环境法认识不清、环境法学相关基础理论争议较大的根本原因。以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为视角对环境法的本位进行再分析,提出环境利益才是环境法的应然本位,并指出历来被学界视为环境法本位的环境权、环境义务与环境权力一样均为环境法保障环境利益的重要机制。     

对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私法诠释

在工业化进行了二百余年的今天,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生存环境空间,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行为与这一空间的关联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国际环境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也随之诞生了.但是,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以及国际环境法的新生性,它的许多内容属于"软法"状态,缺乏实际上的可实施性.与之相对,民法是一个古老的法律部门,有许多成熟的制度和严密的规则.把握民法对于市民社会的基础性地位,把握可持续发展原则与信托制度、国家资源开发主权原则与所有权制度、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与公平责任制度的内在逻辑联系,运用民法的一些理论原理来诠释国际环境法领域内的一些问题,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迈向责任理念的中国主权及其实践

主权不仅是权利(权力),也是国家承担的对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责任.国际社会里存在着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主张.实际上,中国主权最初就是以承担、履行保护国内人民的责任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同时,中国主权的早期实践也证明了其对国际和平稳定的责任承担.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中国严格地遵从国际制度与规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为主权代表和维护着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主体身份、地位,所以中国坚定地保护、提升其主体身份、地位.同时,主权也代表反映了具体的权益,中国总是平衡协调这些主权权益的冲突.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中国不是盲目地听从外来的行动指导,而是根据和平与发展的需要来承担、履行责任.     

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地位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上的地位一直存有争议,我国学者多认为该原则是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而国外的学者对此多存质疑。该原则在内容上有待澄清之处,在适用上有不统一性和有限性。所以对该原则的研究应该区分明确承认该原则的情况与没有明确承认该原则,而只是通过解释,认为体现了类似理念的情况。从国家实践来看,依据国际法渊源的理论,该原则尚未发展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尽管如此,其存在仍有意义。     

从"环境权"的司法实践看环境法的义务本位——以"菲律宾儿童案"为例

在被国内外环境法学者作为"环境权"之司法实践而广为引用的"菲律宾儿童案"中,作为原告起诉理由以及法院判决根据的"环境权"与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没有必然的联系.该案所流露的真实成分就是人们为了保护自然环境这一公共利益而承担的各种义务,这也是环境法义务本位的体现.     

GATS的义务内容及其对国际投资立法的启示

GATS第一条对国际服务贸易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其内容包括过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其中,以“商业存在”的方式提供的服务,实际上就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而设立、收购或维持各种商业机构存在并提供相关服务,是国际投资在国际服务贸易关系上的具体表现。因此,服务贸易问题包含了服务业的国际投资问题,这意味着GATS的有关原则和规则适宜于成员方影响服务业国际投资的各种措施和立法。     

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比较和变化趋势研究

经过50多年的发展,主权财富基金(SWFs)已发展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股重要力量.本文在综述全球SWFs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各国SWFs的资金来源、所有权、投资管理、全球布局和透明度等进行了归纳和比较,指明了SWFs未来发展趋势的特点.     

中国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路径与特色

中国对于国际人权义务的履行,不仅包括对于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承诺的国内实施,还包括参与和接受国际人权监督。在国内层面,中国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措施切实履行国际人权义务,推动人权状况的不断提高。在国际层面,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人权对话与合作。在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过程中,中国本着以人为本的人权观和科学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动力,注重对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优先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并结合法治建设来整体推动人权保障和人权状况的提高,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     

论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路径和前景

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的反响。1943年英国和美国政府为建立战后国际货币制度提出的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本来是要建立一种超主权货币,但是最后协商建成的则是以主权货币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所形成的牙买加体系,仍然是以主权货币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制度。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牙买加体系,都存在特里芬难题。1982年,特里芬建议建立超国家的国际信用储备制度,以建立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周小川的建议实际上是特里芬建议的延续和发展。在借鉴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路径并分析其发展的前景。     

数据主权、数字基础设施与元宇宙：平台化视域下的国际传播

平台化背景下,中国的国际传播亟须突破以媒体为主体、以内容为载体、以国家为边界的局限性,从数据主权、数字基础设施与元宇宙3个方向寻求突破。第一,掌控数据主权是平台化时代国际传播的核心问题,只有在全球化的平台生态系统中把握用户数据的流动,在基础设施平台、中介平台和行业平台层面均建成中国主导、有国际影响力的关键节点,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打牢“地基”。第二,连接数字基础设施是平台化时代国际传播的切入点,中国应聚焦于平台化发展的驱动力,借助多行业的平台接口提升国际传播内容的丰富度和表现力,同时拓展中介平台的服务范围,将数字平台产品作为国际传播的载体推向海外,并充分挖掘数字基础设施的可供性,通过多维路径提升国际传播实效。第三,元宇宙是平台化国际传播的未来布局方向,可以通过共建理念消解数字地缘政治的影响,通过具身传播技术引入更加多维的数据流,并利用平台开放的可编程性实现技术之间的互用,推动实现平等化、精准化、社会化的元宇宙国际传播。     

医师告知义务及其法律责任研究——兼谈《执业医师法》相关法条的修改

医师如实履行告知义务,是患者知情同意权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执业医师法》中医师的告知内容、告知方式、告知对象的同意权顺序以及违反医师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修改建议,以完善医师告知义务制度,从而更好地保护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国家责任研究综述

研究违反国际人道法之行为的国家责任问题。首先，要对国家责任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认知；其次，要正确理解国际人道法的范围，这里所指称的国际人道法包括规制作战行为和手段以及保护战争受难者的国际法，不包括武力使用法；因此，战胜国即使非法发动战争，实践中往往不承担国家责任，特别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     

超越“范式”：国际问题研究的路径探微

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演变表现出一种对国际政治现象进行多重视角、多种层次研究的趋势,它给予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没有一种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但反过来说,不同的理论针对不同的对象也具有各不相同的解释力。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单一的理论都不可能解释国家对外行为的全部复杂性,必须提出一种综合的分析框架,结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各自精到的阐述,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进行阐述和分析。     

论建构主义维度的国际软法研究及其方法论建构

国际软法的兴起满足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律规范的增量需求。建构主义方法开辟了国际软法研究的新视野,国家、国际组织、跨政府网络和NGO等多元主体采用沟通、劝说、引导、谴责等方式,通过互动网络促成了国际软法的创设、效力扩张和纳入国内实践的社会化过程。建构主义维度下,包括国际软法在内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等国际文化结构不仅外在地制约国家行为,而且内在地建构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然而,软法在决策程序、实施机制和争端解决等方面毕竟不同于硬法,将国际软法等同于国际硬法并列入国际法渊源,有可能加剧国际规范体系的碎片化,破坏现有国际法的稳定并造成国际司法实践的不确定性。为此,以国际硬法为中心、以国际软法为外围,并适时考量国家理性这一法哲学维度,在国家工具理性和普遍规范理性的张力之间,重塑国际软法的价值观取向,对于科学研究、评价国际软法似乎是一可行的科学态度与研究方法。     

风险与焦虑：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冲突议题媒介叙事的困境及其消解——以“钓鱼岛事件”为例

全球化的现实与传播语境下，新闻媒体成为国际冲突的公共解释者和利益斗争的象征性场域。“钓鱼岛事件”中媒体的报道要面对国际与国内、政府与公众、历史与现实等多元化的冲突关系和由此而可能引发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层面的风险和焦虑。国际冲突的报道在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框架内，风险与焦虑的消解需要透过理性的公共舆论明确立场，制造和促进共识，争取国际冲突传播积极的舆论情境。     

范式转换：系统论视阈下公司资本规制研究方法的修正及其制度实现

范式转换意味着研究方法的系统性革新,对研究目标的实现具有突破性指引。公司资本规制研究必须重视范式转换,其逻辑根基在于公司资本规制主导着公司法的制度建构,因此借助新的范式推进公司资本规制研究方法的发展,对整个公司法制度体系的完善至关重要。就现实层面而言,也存在着对公司资本规制研究范式转换的紧迫需求,即为了更好地应对公司资本规制立法改革对债权人保护带来的严重冲击,因为范式转换有助于探索债权人保护的新思维与新方法,进而更好地助力债权人保护制度的拓展。既有范式,即资本信用范式与资产信用范式在整体性、协同性、层次性以及开放性研究中存在的局限则是推进公司资本规制研究范式转换的直接动因。比较而言,系统论范式不仅继承了资本信用范式与资产信用范式的核心特性,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整体性、层次性、协同性以及开放性突破,避免了公司资本规制研究的“碎片化”现象。因此,应确立系统论范式在公司资本规制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并以此为指引,沿着公司设立阶段资本形成规制、经营阶段资本流转规制以及破产阶段资本退出规制,为我国公司资本规制立法改革的系统化推进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持。     

战略传播视域下的文博业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构建及路径研究——以故宫博物院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际传播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做好国际传播工作需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的指示,中国文博业作为重要的文化外交和人文交流机构,是重要的战略传播主体,需要在新的定位下构建其国际传播叙事体系。在战略传播视域下,构建文博业国际传播叙事体系需要在新的历史使命中思考叙事目标是什么、应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怎样叙事的基本问题。因此,应从逻辑起点、价值构建和话语方式三个方面进行理论探讨。基于传播学构建国家形象传播路径的“ICON”（偶像）理论考量,文博业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构建有四条提升传播效能和精准度的基本路径：一是整合传播要素,二是进行语境化传播,三是创造有机的传播生态,四是创新传播内涵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