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是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已有研究大多着眼于环境规制和劳动力就业规模之间的关系,但将视角放在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层面的研究较少。为此,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模型、面板固定效应(FE)模型和受限因变量(Tobit)模型估计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直接影响,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运用OLS、FE还是Tobit模型,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环境规制显著促进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高级化;环境规制不仅直接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路径分别促进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高级化,还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实现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高级化;在上述的三条传导路径中,环境规制直接通过产业结构路径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大,直接通过技术创新路径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小。据此,进一步从政府层面提出因地制宜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加大技能培训和教育投入力度、加大对企业...     

对构建上海失业预警体系的思考

上海的劳动力市场建设,几乎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时进行。八十年代,上海市对传统的“统包统配”指令性计划的劳动用工模式进行了初步改革,开始探索推行劳动合同制,搞活企业的用工制度,在就业中引入竞争机制,初步培育了上海市劳动力市场。九十年代,上海市通过实施再就业工程,将企业内富余人员逐步引导到市场进行就业,进一步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目前,上海的劳动力市场仍处于“政府诱导型”,即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政策,     

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规模的影响研究

社会保险与劳动力市场就业和工资的关系备受关注,其本质在于社保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雇佣规模的影响。本文基于企业薪酬调查与第三次经济普查对接形成的“企业-员工”匹配数据,从企业雇佣决策的整体性出发,将缴费负担及其影响置于我国缴费监管的特殊制度背景之下,运用系统估计法模拟社保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雇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实际承担的社保缴费费率越高,其雇佣工资显著越低、雇佣规模显著越小,社会保险以降低工资和减少就业的方式对劳动力市场运行存在双重影响;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缴费负担对雇佣工资的影响强于对雇佣规模的影响,但雇佣规模缩减不仅是劳动者就业机会的损失更是企业经营风险的积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尤其需要关注;从雇佣工资影响的程度看,缴费负担极大部分由企业承担,雇佣规模因缴费负担而缩减是用工成本上升的直接体现;从雇佣工资影响的结构看,缴费负担对职工福利有显著负影响、对奖金津贴形式的工资部分有更强的负影响,进一步反映出缴费负担形成的成本压力不可轻视,成本压力持续积累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鉴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费率偏高同时逃避费行为较普遍的事实,鉴于未来劳动工资上涨、劳动供给结构性乃至整体性相对不足的基本趋势,建议合理缴费负担,同时严格缴费执法,以此谋求社会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有效协同。     

企业创新驱动增长的测度与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创新经济理论、CDM模型和数据特点,建立了考虑反馈机制的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中国企业创新驱动增长的特点、机制与成效,刻画和度量企业创新驱动过程中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最终产出（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程度。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关键变量设定不同的衡量指标,既分析了企业规模、市场力量、技术机会等传统熊彼特因素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最终产出的影响,又考虑了政府政策、不同控股类型企业、高新企业等符合中国国情的指标对上述企业创新行为（活动）的影响。本文构建的模型有效地解决了创新“黑箱”问题;考虑了企业最终产出对创新投入的反馈作用,对经典CDM模型有一定的改进;首次用近几年的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企业安全投入非线性优化模型

从安全投入产品直接消耗系数和安全投入劳动力工资入手,通过企业各年度安全投入产出表,建立企业总利润最大化和安全事故最小化的安全投入多目标非线性优化模型,得出安全产品和安全劳动力在各部门间最优化流动情况、企业各部门最优化安全分项投入方案及最优安全投入额。系统解决了企业如何进行安全投入和安全投入多少的决策问题。     

人才新政、就业规模与城市经济韧性

文章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系统GM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各城市在2011—2020年所颁布的人才新政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以就业规模为门槛变量,进一步探讨人才新政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人才新政对城市经济韧性呈现先减后增的“U”型作用;政府、市场、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人才新政改善城市经济韧性的主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才新政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就业规模的门槛效应,就业规模越高,人才新政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总体对策思路

体制设计─建立劳动就业委员会政府直接管理就业促进就业以至达到充分就业，是政府的一项工作目标。因此，应当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来把握就业问题，进行系统化的管理，协调如下内容：经济增长速度的确定、产业政策与投资规模方向的制定、经济结构的调整、外贸体制、教育培训规划、最低工资的确定、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险水平的确定、人口规模与外来劳动力规模的确定和控制等。政府促进就业工作的立足点，应当是形成一个有机的就业促进系统，进一步强化就业。作的管理力度。鉴于就业问题的重要性，长期性和我国就业问题的特殊性…     

中国工业部门就业量与国际贸易自由化关系研究

中国工业部门的就业情况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快速增加发生明显变动.文章通过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阐明国际贸易自由化与工业部门就业量二者之间的关系.基于误差修正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探讨了工业从业人数与贸易自由化在外部因素冲击下的响应模式.研究结果证实了贸易便利化与工业部门就业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促进关系.研究结论指出,目前中国国际贸易规模与就业的联动性主要基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应及时借助这种优势进行就业结构优化升级,以防止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国际贸易变动对就业产生不良影响.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供电行业 规模收益分析

 公共事业企业的规模收益关系到政府监管策略的选择。近年有关中国电力行业运营规模与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力需求和电价调整方面，本文利用具有面板数据模型形式的成本函数，分析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对企业规模收益及经营效率的影响程度。主要结论是，电力供应机制的运行受劳动力因素的制约较大，企业规模收益呈递增趋势；劳动力价格对成本的长期影响明显大于短期。     

南京市劳动力资源供求状况研究

近两年，随着改革的深入，南京市的就业状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对这一状况有所了解，本文将利用数量分析的方法作一些分析与预测，并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对策。一、劳动力资源供求状况分析1、总供给：劳动力的总供给取决于总人口、劳动力资源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劳动力参与系数（需就业的人数与劳动力资源之比）等三个因素。（1）利用1989—1997年南京市总人口的样本数据，建立总人口经济计量模型：（1989年总人口为496．14万，1990一1997年总人口见表一）式中T为趋势变量；括号中的数据是各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利用模型（1）求出1998—2000年…     

中国老年人低就业率成因:与俄罗斯的跨国比较

在老龄化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背景下,开发我国老年劳动力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1988-2013年住户调查数据,通过与俄罗斯较长时期的跨国比较,发现中国老年人就业率偏低且持续下降,并进一步利用Oaxaca方法分解了就业率下降的贡献来源,由此解释了中国城镇老年人就业率较低的原因。研究发现,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劳动力市场禀赋及其分化才是我国老年人就业率较低且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相对于俄罗斯,中国城镇居民财富积累更快,收入结构更加多元化,再加上年轻外来劳动力涌入形成的挤出效应,带来中国老年人就业意愿和就业竞争力的双重下降,由此就使得中国老年人就业率逐渐降低。因此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让老年劳动力顺利实现职业转换和工作岗位转变;改善小微企业营商环境,扩大老年人非正规就业机会;增加老年人职业培训以提高就业竞争力,鼓励获得较高教育技能的老年人工作更长的年限,并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补充。     

How Do Behavioral Assumptions Affect Structural Inference? Evidence From a Laboratory Experiment

We develop a model of labor force status (federal employment, nonfederal employment, unemployment, and out of the labor force) that depends on human capital variables, local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d model for white non-Hispanic males and females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exists between blacks and white non-Hispanics even after correction for the control variables. However, the control variables explain almost all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spanics and white non-Hispanics.     

中国城镇家庭收入增长益贫性形成机制研究

 借助社会福利函数对益贫式增长测度的可分解性,结合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提供的家庭就业率、劳动参与率、劳动报酬率、劳动时间等微观数据,追溯居民收入形成的劳动力市场特征要素,将居民收入和各劳动力市场特征的效用性、公平性与增长的损益相结合,应用要素分解模型阐释中国新世纪以来城镇家庭收入增长的益贫性及其形成机制,由此得到更具针对性的收入益贫式增长政策启示。     

城镇就业风险、环境、条件与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逆向回流

基于685份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建立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个人及家庭特征、就业能力、就业风险、就业环境及就业条件等对其逆向回流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年龄越大，身体素质和文化水平越低，务工单位拖欠工资与签订合同情况越差，城镇政策体制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越差，理想工作的择业门槛越高，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倾向于彻底逆向回流。因此，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应积极发展城镇第二、第三产业，改善城镇就业环境，降低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务工的就业风险，同时有效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健康水平和文化素质。     

非正规部门角色定位与发展机理：基于机构部门的考察

主流观点视非正规部门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弱势部分,政府亦将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化当作近年来的政策目标。本文基于国民经济机构部门视角考察并分析了我国非正规部门的发展机理。周期性反应函数的估计结果并不支持主流观点认可的市场分割假说,“不对称的逆周期”发展轨迹暗示着非正规部门内部并非同质,而存在“高层非正规部门”和“低层非正规部门”的分化。面对在衰退期比繁荣期更为敏感的特征,我们提出了一种理论假说,即非正规部门发展是受经济周期与正规部门后向关联效应相互作用的一个可解释的结果。进一步地,利用投入产出表的相关数据证实了上述假说。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力就业影响的计量分析

本文利用相关统计资料,从总量时段、结构等角度对外商直接投资于我国劳动力就业影响作出计量分析,从而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总就业效应较小,在不同时期、不同产业就业效应具有差异性。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FDI城市分布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主要集中在部分城市,其在城市间的分布呈现出均值左偏的特征。针对FDI在城市间分布不具备正态性且存在较多离群点的问题,运用一般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1994-2012年影响FDI在中国287个城市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和潜力、制度质量、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当地竞争环境都是影响FDI城市分布的重要因素。同时,各因素对FDI影响程度随FDI城市分位的变化而变化。市场规模与潜力、政府效率、人力资本对FDI的影响随分位点增高有明显下降趋势,而基础设施对FDI的促进作用随分位点增高而上升。     

城乡非农就业结构、人口转移方式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

利用中国1952—2011年的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非农化、城乡非农结构和人口转移方式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与非农就业比重、农村非农就业占城乡总非农就业比重、城镇劳动参与率、农村劳动参与率四个变量间存在着均衡关系。中国城镇化在波动期、持续增长期、快速增长期等几个发展阶段中,受非农化、城乡非农结构和人口转移方式的影响不一样。中国城镇化要健康发展,应该调整城乡非农结构和平滑城镇化过程。同时,要注意改变人口转移方式,使更多的非劳动力能伴随劳动力的转移而进入城镇。     

农民工和城镇工劳动报酬差异的变动

基于1993—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面板数据,建立了农民工和城镇工劳动报酬方程的固定效应模型,并对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劳动报酬差异变动进行了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1993—2009年期间,虽然针对农民工劳动报酬的户籍歧视不断得以缓解,但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受教育水平差异却不断扩大,且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回报率不断上升,导致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劳动报酬差异不断扩大。因此,政府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设计和实施能够大幅提升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教育制度和培训政策,将有助于抑制农民工和城镇工劳动报酬差异的持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