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坎南宪政经济理论的思想密码

布坎南宪政经济理论的思想密码主要包括方法论个人主义、契约主义视角、经济人假设和规则至上。其理论以方法论个人主义为逻辑分析起点,以契约主义为视角,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石,以规则至上为核心。这些思想密码贯穿布坎南宪政经济理论始终,是打开布坎南宪政经济理论迷宫的钥匙。     

“二律背反思想”——从休谟到康德的桥梁

众所周知,“二律背反”是由于康德而驰名于世的,但是,“二律背反”学说的基本思想渊源于休谟这一点,却鲜为人知。关于康德与休谟之间的理论联系,康德本人这样说过:“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前首先打破了我独断论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那么,“休谟的提示”究竟是指什么呢?传统的观点认为,“休谟的提示”是指休谟在考察因果概念时提出的经验论的责难:单纯的经验归纳得不到普遍必然的因果知识。     

布坎南的正义理论及其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启示

布坎南的契约主义正义理论的分析架构借用了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代表性设置.这类设置通过屏蔽关于个人身份和地位的信息,可以减缓可辨识的立宪利益之间的冲突.布坎南没有试图具体地预测立约参与者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会产生什么具体结果,而是只就选择规则的程序做出了规定性描述.布坎南的契约主义的正义理论不打算提出唯一的先验性真理,而是允许多元且都合理的价值观的共存.所以,布坎南所构建的契约论正义理论可以兼容公平与效率这两大我国转型期最重要的价值目标.这意味着,布坎南的契约主义正义理论可以为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重要的启示.     

从认识论看哈耶克的自由理论

在认识论上,哈耶克受到马赫和康德的影响,尤其是康德的先验主义认识论对哈耶克认识论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康德主义倾向的认识论,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并由此引出其有限理性论和自发秩序论。     

论黑格尔的理性概念

美国哲学家布兰夏德指出:“对理性的信仰在广泛意义上说是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决定了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休谟、康德之前,理性可以获得真理、达到科学,是西方人的一种基本信念。在传统哲学家看来,理性是人类理智寻找普遍性、必然性和因果性的能力。直到休谟、康德为止,传统理性本质上是以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和演绎法表现出来的。基于归纳法本质上的非普遍必然性质,休谟用非理性的心理习惯代替了理性,康德则试图建立所谓“先验逻辑”以修正形式逻辑的缺陷,意在将纯形式的逻辑规则与感觉对象结合起来。但鉴于理性这种结合经验与逻辑形式的能力只适用于经验世界,所以归根结蒂理性在康     

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理性不及"观念

“理性不及”观念在哈耶克的整个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就揭示理性的局限性而论,其一方面继承以休谟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政治哲学,另一方面又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这无疑会对当代政治哲学采取实践哲学的研究理路产生重要启示。     

论康德自由理论的思想背景

康德批判哲学的真正出发点是对自由问题的思考。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对自由构成的潜在威胁 ,是引发康德批判哲学及其自由理论产生的契机。休谟和卢梭的学说对康德在重新理解理性的基础上重构理性自由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科学合理性重构与双效革命——休谟科学哲学思想及其意义管窥

首次对休谟哲学进行科学哲学解读的是分析哲学家,但这解读由于对因果关系、心与外物解释的无视而沦为一种流于肤浅的一厢情愿,沿着与分析哲学相反的进路,休谟的科学哲学家身份在别一种维度被揭秘:与现象学科学哲学传统相似,休谟旨在重构科学合理性。这一重构因为休谟独特的观念理论而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一场情感和本能取代理性的革命,更是一场由客观转向主观的哥白尼式革命。     

"活的形象"与席勒的政治美学

康德的原则是席勒美学的出发点。在康德哲学中,“休谟问题”是重要的思想契机:事实与价值的分裂,在康德哲学中,以“自然”与“自由”,或曰“是”与“应当”的分裂而出现。“判断力批判”则是康德弥合分裂的桥梁。美学问题之中隐含着深刻的哲学问题。对于席勒,康德的“休谟问题”已经成为思想的背景,而康德本身也成为了问题,这就是席勒的“康德危机”[1]。更重要的是,席勒焦虑的问题是现实政治的危机,一方面是法国大革命粗野暴戾的自然暴力,一方面是上层统治阶级腐朽专横的道德法律,一个是“野”,一个是“蛮”,自然的法则与道德的法则所构建…     

休谟式正义的环境的批判及其限度

正义的环境的不同解读,得出不同的正义观,正义的作用范围也因此有所差异。罗尔斯大致遵循了正义的环境的休谟式解读,并以此为基础在社会基本结构层面建构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而以努斯鲍姆为代表的能力进路的正义理论家、以桑德尔为代表的共同体主义者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方案,批判和修正了休谟式正义的环境的基本内容,意图让正义的作用范围突破社会基本结构的限制。本文分析和讨论了对休谟式正义环境的以上批判及其限度,结论是正义的伦理承诺有其承受的范围,应受到休谟式正义的环境的限制,相较之下,罗尔斯式正义观更具合理性。     

近现代西方哲学对休谟问题的解决

休谟通过对因果性的考察,引出了知识的性质及归纳推理的合理性两个问题。对此问题,康德承认存在着真正的科学知识即先天综合判断,并把因果性概念看成是先天的,以此解释归纳法的合理性。穆勒也在承认普遍性、必然性知识的前提下,引进了自然齐一性原则,以此保证归纳法的合理性,并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完善了传统的归纳法。当代实证主义哲学则在坚持科学知识的或然性、相对性的前提下解决休谟问题;其中,归纳主义代表赖欣巴赫借助概率论来解决问题,而反归纳主义代表波普尔则通过证伪原则来解决问题。     

休谟因果观述评

休谟把经验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人性”问题的探讨 ,认为关于实际的知识都建立在因果律之上。而因果律来自经验 ,经验是习惯 ,从而否定归纳推理的可证性 ,使古典经验主义终结。他的观念关系和实际事物两类命题的划分在哲学史上首次区分了分析与综合。休谟认为 ,综合知识只能最后归于心理作用 ,任何逻辑论只能是诡辩和幻想。休谟坚持因果关系的存在 ,他只是怀疑它的可证性和归纳推理的有效性。康德受此启发 ,从人类理性的角度提出“先天综合判断”,这也构成了现代认识论不可回避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     

有限政府:一种知识论的视角

有限政府理论是哈耶克“无知观”知识论逻辑展开的必然。哈耶克认为,由于知识的特质和人之理性的局限,任何单个心智都不可能掌握文明演进所必需的全部知识,企图依人之理性刻意设计社会制度,推行极权政治,只会扼杀文明演进的动力。人类文明只有在自发秩序中才能进步和发展。因此,政府权力只有在维续自发秩序的限度内才能获致合法性。哈耶克的有限政府理论无疑避开了传统在人性善恶问题上形而上的争论,为权力限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法治评估的实践困局及其破解——以哈耶克进化论理性主义法治思想为理论参照

近年来以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开启了微观层面的量化法治评估实验,经过十多年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法治建设的新增长点和动力机制。实践法治观的生成以及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孕育释放出的信号表明中国法治的理论旨趣和实践面向,法治应当是一种实践行动,要立足于真实的生活场景而非是观念巴别塔,但当前的中国法治评估仍存在着理论准备的先天不足。针对当前法治评估实践中类型构造和进路选择的表征与建构之争,选取了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这一理论作参照,哈耶克对建构论唯理主义的批判和进化论理性主义的洞见对于当前中国法治评估实践困局破解极具镜鉴意义。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进路或价值性进路并非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同源同构的关系。法治评估应当立基于法治中国的具体情境,实现规则系统和行动结构的相容。     

论休谟对康德关于两种对象思想的影响

洛克的经验主义使贝克莱得出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结论，终于导致了休谟的怀疑主义。康德受休谟的启发，把认识限制在现象的范围内，纠正了休谟的怀疑主义，依据主体的先天形式的统一性，使对象符合认识，而不是认识符合对象，从而完成了人类认识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康德揭示了认识中的诸多矛盾，但他却极力排斥这些矛盾。这表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已接近终结，辩证思维方式将由此而诞生     

知识规则论:诺思制度经济学解读

作为一种“朝向经济事实本身”的“复杂性理论”,诺思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基础是“知识规则论”。知识与规则的实践互动,“知识—规则”与人口、资源、技术、资本的多层次“解释学循环”,构成诺思理解经济现象的核心框架。从“知识规则论”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诺思制度经济学的本质、特点、创新之处及其“潜在可驳性”。诺思制度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建构主义的。在哈耶克“自由秩序理论”语境下,建构主义有其“潜在可驳性”。在经济哲学视野中,以经济绩效为目标的诺思制度经济学,可能适用诺思自身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评价——“已经将一个基本矛盾铸入其模型之中”。     

休莫因果观述评

休谟把经验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人性”问题的探讨，认为关于实际的知识都建立在困果律之上。而因果律来自经验，经验是习惯，从而否定归纳推理的可证性，使古典经验主义终结。他的观念关系和实际事物两类命题的划分在哲学史上首次区分了分析与综合。休谟认为，综合知识只能最后归于心理作用，任何逻辑识只能是诡辨和幻想。休谟坚持因果关系的存在，他只是怀疑它的可证性和归纳推理的有效性．康德受此启发，从人类理性的角度提出“先天     

老子与哈耶克之自然秩序思想比较

中西学界皆有人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之自然秩序思想源于中国老子,哈耶克的自然秩序思想较亚当·斯密更接近于老子,老子思想孕育了现代经济学的精神。“无为”、“道”与“一般性规则”、“无知”等一般被认为是老子与哈耶克思想相通的方面,但通过比较研究可知,老子和哈耶克的自然秩序思想差异很大,可以说是貌似而神不同。其各自的思维方式不同,旨趣殊异,各自代表或反映着不同的时代精神。     

对康德先验自我的解构:海德格尔、皮尔士与马克思

与流俗的康德解释不同 ,海德格尔认定康德的“先验自我”终究仍是实体自我 ,或“现成存在者” ,他将时间引入康德的自我 ,以对康德哲学作基础存在论思路的反抗 ,把关乎“科学知识”的范畴体系读解成关乎“存在知识”的概念系统。而皮尔士对康德先验自我的指号学改造 ,仍墨守康德哲学的柏拉图式的、关于合乎科学的认识 (知识 )理念 ,但他的“探究者的无限共同体”观念与海德格尔的“时间”视野一样 ,有效地解构了“先验自我”概念。而马克思的实践劳动的解构则更具有优先性     

开放的康德哲学——重读“物自体”

“物自体”是康德哲学的基础性概念。它不仅是理论理性的知识论概念 ,更是实践理性的本体性概念 ,二者之间构成了内在张力 ,贯穿于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之中。康德哲学是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结合 ,是理性与非理性 (或超理性 )的矛盾统一 ,正是这种张力 ,推动着康德哲学体系的运转 ,而“物自体”是其轴心。康德对“物自体”的设定在于批判先验实在论 ,使人回到现实的经验世界 ,同时启迪人们从经验世界走向理想。而这都必须在实践中达成。康德哲学由此实现了知识与人文价值的结合 ,知识向人文价值的转化和生成 ;从而端正了西方智力思维的运思路径 ,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和营造人性的生活世界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