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间：不断“左”移的风标——“十七年”文学英雄形象演变之侧影

从政治/民间的角度描述十七年文学英雄形象塑造的轨迹,认为其显示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自在英雄形象之渗透逐渐强化的趋势,在此过程中涌现出十七年乃至建国后文学中英雄的经典形象,但最后过度的政治化使其走到了反面,失去了凡人生活的英雄成为反英雄和悲剧人物,并在文学形象和文本组织上均失去了应有的审美品格。     

“英雄形象”审美意蕴的缺失

远古神话中的英雄特质深深影响后世英雄的形象塑造,具有“原型”功能。英雄形象的嬗变和大众期待视野的转变,造成英雄形象审美意蕴的缺失。英雄已不再是“文武茂异”者的专利,而是每个普通人的责任,应该从平凡人的生活中去诠释英雄的主旋律,从而提高受众的审美品位并实现英雄形象的“个性化”之路。     

关于近代文学史的断限与分期问题

近些年来,大抵把从清代末期鸦片战争(1840)到五四文学革命(1917)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近代文学”。而把五四后的新文学,到开国时的第一届文代会,这一时期,称为“现代文学”。前一时期为时约80年,后一时期共30年。历史总在发展,时光荏苒,建国不觉又已40多年。那么这一时期文学,与开国前文学似应有所区别,于是称之为“当代文学”。 这样名目繁多,而且把现代与近代分开,从社会性质,以及文学的发展来看,似乎有点     

“后”新时期与文学发展

本文从“后”新时期文学的阶段性发展的分期概念入手,对比分析了当代文学从新时期改革、反思的政治性制约到“后”新时期文学多样化、 商品化的市场调控作用下的发展,认为文学在其价值回归和商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也应注意避免文学商品化、市场化的负面影响,即防止通俗化、世俗化带来的庸俗化,进而防止“后”新时期可能出现的市场干预的出现。     

时代的政治要求与作家创作立场的恪守——赵树理建国后小说创作心态探析

探析了“赵树理方向”的内涵和实质，剖析了赵树理建国后在“时代的政治要求与创作立场的恪守”中艰难选择的创作心态，并指出赵树理民间创作立场的文学意义和对当代文学的启示。     

“冷战”·“逆行”·“新时期”——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应当包括中国版图内全部地区的当代文学,但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中国境内(境指关境)的当代文学。从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来观照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样态时,可以从三个方面提供对当代文学的新认识：置身“冷战”环境,但“中国当代文学”对“冷战”的参与,具有一种“非典型形态”;“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挺进并不断深入,与整个世界文学潮流形成了一种“逆行”发展的势头;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过渡期后,一是向西方深度学习追求先锋,二是自觉回视传统有意寻根,“中国当代文学”放弃了“新”“新文学”的尝试,以一种既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本土立场,又兼具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文学并致力于并入世界文学,从而造就了一个“新时期”。     

“大艺术”必须要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随想

中国当代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期间虽被从属于政治,但也诞生了不少蕴有“大精神”的作品。历史新时期的作品更多地蕴有了“大精神”,铸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年辉煌。后新时期文学相当严重地失却了这种“大精神”,主要表现在：理想主义式微,英雄主义不再;作品缺乏原创性和思想深度;作家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异化为脑力劳动者和智本家。当下只有张炜、张承志等致力于史诗创作、真正地将创作与整个民族命运自觉地相关联的少数“孤胆英雄”支撑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     

选本与经典: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的建立

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的建立滥觞于延安文学时期。建国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唯一合法的文艺纲领，为了巩固文学的新规范，除了从政治文化上控制作家，把作家们纳入到体制内之外，还从文学选本上标示出文学创作的倾向。通过对作品不断经典化的过程，既对不符合新中国文学规范的某些现代文学作品进行了否定．又对当代文学的创作进行了示范性引领。选本与经典在巩固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上)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 ,“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但在 80～ 90年代的文学中 ,反史诗性是先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 ,它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另一种历史叙述。本文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 :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 ;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 ,论析了文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来考察,应由三个“板块”构成: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与澳门文学。这正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板块”相续接。近年来有三种研究倾向不利于把握“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研究失去了历史感。“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段,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文学史在这里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     

方向与冲突:赵树理与当代文学规范

在解放区文艺中赵树理被树为方向性的作家,原因在于赵树理创作的意识形态性.方向意味着一种确定的文学规范,由此当代文学规范开始了定型化的过程.建国后作家的身份发生了转型,作家被纳入政治体制成为新型文艺工作者.建国后对赵树理评价的演变,表明赵树理与当代文学规范的冲突.而冲突的实质则在于文艺战士和农民作家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英雄主义的演变--海明威式英雄与水泊梁山好汉的比较研究

在世界文学史上,英雄形象代代辈出。这些反复出现的人物形象衍化自文学原型中的原型英雄。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原型英雄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身负重任、力挽狂澜、无所畏惧、豪气冲天……其中,施耐庵笔下的梁山好汉与海明威笔下的平民英雄分别是中西方文学中独树一帜的光辉形象。虽然隔着时空的差距,这两位作家笔下的英雄可以说是惺惺相惜,颇有许多神似之处。他们既继承了原型英雄的气质特征,如勇敢、正直、有本领,又有原型基础上的进一步演变,即不分贫富贵贱,无论成败得失,只要战胜自我,服务百姓,就是英雄。总之,两位作家笔下的英雄都有平民化趋势,英雄本色依旧,而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则被扬弃。在这个意义上,两位作家都更注重“英雄”这一概念的内涵,因而扩大了其外延。两种英雄价值观的比较研究对于我们研究文学、领悟人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陈化成英雄形象的塑造及传播——兼论近代民族英雄的诗歌书写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抗击外侮的过程中涌现了一批民族英雄，在他们当中，陈化成的英雄形象可谓典型。陈化成形象的传播得益于上海、厦门两地的文学书写风潮，这个书写风潮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士人之多、诗文数量之多在近代英雄书写中是非常突出的。陈化成英雄形象的传播还源于民间对他的祭拜和神化，最终他由沙场将领转变为民间神祇。近代民族英雄的诗歌书写既具有古代英雄书写的共通性，同时在诗歌内容、诗歌情感及诗歌形式上又独具特质。具有近代特质的英雄书写和绵延千年的古代英雄书写，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的英雄赞歌。     

当代文学的转变

上关注当代文学的人们,会深深地感到新时期的文学风貌大不同于以前了。文学发展了,丰富了,复杂了。各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不断出现,各种新的文学观念在萌生跃动。文学在遭受了一次社会历史的大断裂的振荡之后,与历史一起发生了转变。这一场转变发生在“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之后,即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历史新时期。在社会思想解放潮流的涌动中,文学作为社会思潮的生动具体的表现,十分活跃和突出。“文革”本身是历史进步的一次大反动。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振荡波及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深处。“文革”后,反思意识具有社会的普遍性。在苏联或欧洲,“战后”(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一个特有的概念,战爭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极深,因此,反映战爭影响和心理、思潮变化的著作不可胜数。我们对“战后”这个观念很淡薄,因为中国经历了第二次     

当代文学中的欲望叙事与犬儒主义

当代文学中的犬儒主义风气盛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被迫抛弃五四启蒙传统，而进人到了“第二次转型”当中，而在世纪之交的近十年来，当代文学在网络文学的催生下，又经历了“第三次转型”〔’〕。这种划分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从另外的角度或视野来看，当代文学在当下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转变还仍然在进行当中。这种变化的内在依据是作为作家的知识分子的空前分化，而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依据作品的精神性和思想性，而非主要依据外在传播方式。其实网络文学不仅仅是消费性的电子写作，传统文学也大多可以…     

金庸小说的对照法则与蒙古想象——以《射雕英雄传》郭靖英雄形象的塑造为例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一书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蒙古人生性质朴,敬重英雄好汉”的理想品质,但是,这些蒙古想象并不出自金庸对于蒙古文化以及蒙古生活的现实了解。金庸的蒙古想象更多地是出于郭靖的英雄形象塑造之需要。因为需要塑造英雄形象,所以需要有各种陪衬形象来完成这一塑造,于是,有了各种对照人物的出现。同样,因为需要塑造英雄,所以需要有适合英雄品质生长的土壤。金庸选择了蒙古作为英雄生成的土壤,自然也就只能按照英雄的生长条件对于这一土壤的要求来对蒙古进行艺术想象。可见,《射雕英雄传》中的蒙古想象,主要是出于结构的需要,而不是对于现实的临摹。     

民族传统的坚守与抗战精神的高扬——东北作家群满族作家的英雄书写

东北作家群满族作家不但最早发出了反法西斯侵略的文学怒吼,而且忠实赓续中华文学的优良传承,以丰沛充盈的爱国激情写真抗日英雄;遵循中华民族道德标准,以多姿多彩的手法塑造粗犷豪放的英雄;高擎中华民族精神图腾,以多维多元的方式刻绘性格复杂的英雄,从而塑造了一批在民族危亡时期坚守中华民族道德传统、高扬中国精神的英雄形象.     

“文学中心”的转移与当代文学“新方向”的确立

何为文学的“中心”?一定时期文学的“中心”又藉何得以形成?文章通过细致的梳理,指出在新文学的第一、二个十年,北京、上海曾作为文学的“中心”,在现代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文章更把眼光投向1940年代,考察从1938年左右开始,由于大批作家奔赴延安,使文学的“中心”在建国前后发生了明显的西移,并以此为“契机”,在延安解放区“新”的文艺政策的指引下,直接规定了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文章以“史”为证,力求客观、冷静,对20世纪中国文学在特定时期的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     

“水浒英雄”形象指瑕

不管是在民间还是文学评论家笔下 ,“水浒英雄”得到很多的赞誉 ,而人们对他们身上的恶习或破坏性总是轻描淡写或很少提及。因此 ,本文反面一观 ,指出“英雄形象”的瑕点 ,即 :地痞无赖、杀人抢劫的行为是其“光荣”历史 ;铤而走险的反抗是一种谋取享乐的手段 ;滥杀无辜是其野蛮残暴的表现 ;以设计、杀戮、陷害等手段逼良为匪是其不仁不义的具体体现 ;无情就是真豪杰 ,有情不是大丈夫     

当代文学的“政治性”与“当下性”——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思考

［摘要］1950-1970年代的当代文学作为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尝试,虽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但它却以勇敢的文化创造的精神,打破陈规,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19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以自由、美、人性为诉求,完成了非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的转向。90年代及新世纪以来,新的文学因素不断出现,但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有限。总言之,“政治性”和“当下性”是当代文学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