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炎陵碑刻与炎陵志的档案价值

<正> 炎陵碑刻与炎陵志,特别是新编的《炎帝陵》,是湖南酃县炎帝陵保存下来的一笔极其宝贵的档案遗产。据不完全统计:炎陵志中记载的炎陵碑刻有67块(其中宋碑3块、明碑17块、清碑47块);有关记载炎陵的志书(包括州、县志中的专章)有23种(明代2种、清代21种)。研究这些炎陵碑刻与炎陵志,特别是考察现存的四块清碑,不仅对修复炎帝陵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凭证,而且对于促进当前档案工作的建设与研究也具有积极意义。     

定州伊斯兰教研究

本文首先概述了定州历史,接着概括了定州伊斯兰教的地位,探讨了伊斯兰教传入定州的时间。然后根据元至正八年碑正文及碑阴重点研究了伊斯兰教在元代定州兴盛的有关情况。而将探讨的重心放在利用定州清真寺元明清三代文(碑文)、物(建筑物)皆有所存的优势,对这座清真寺寺貌、寺名、寺之建筑规制、寺之管理制度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建筑成就上。同时对清末民国定州穆斯林的兴学修寺也有所涉及。最后存目式的列举了现知定州各清真寺的碑刻匾联等文物。     

定州清真寺元明清三幢古碑之校点

在由余振贵、雷晓静主编的《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河北省民族宗教厅的马祥学同志校点的定州清真寺的元明清三幢古碑错误甚多,抄错词句、遗漏重要内容、点破句子、漏点标点等问题比比皆是,使人不能了解古碑的真正涵义和重要性,尤其使人难以原谅的是马祥学在《中国回族金石录》第14页中对定州清真寺元代的《重建礼拜寺记》碑简介中说:“原碑已佚,拓本现存定州清真寺北碑廊。”《定州揽胜》（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1年     

昆明伊斯兰教研究

本文叙述了昆明伊斯兰教的地位,对伊斯兰教传入昆明的时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然后分元、明、清、民国四个历史时期介绍了昆明伊斯兰教兴盛、变化、曲折、恢复转型并逐步走在全国前列的大致过程,顺便也研究昆明如何逐步成为了云南经堂教育中心,最后简章列举了昆明伊斯兰教现存的墓地、碑刻、匾额。     

江苏仪征《遵守圣制牌记》考证

本文介绍了《遵守圣制牌记》的名称、尺寸、文字及作者等,首次披露了碑文内容,并对其中阿文波斯文汉译词语作了简注,探讨了该碑的主要内容及特点。仪征《遵守圣制牌记》系宣传伊斯兰教古行礼仪的中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碑刻,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新古二行及其演变的珍贵资料。文末对与该碑石内容相关的开封《计开十三件碑记》、《朱仙镇清真寺遵行旧规》和《清真古行碑序》进行比较。     

2005年回族伊斯兰教研究论文索引

一、回族历史马欢的族属与《瀛涯胜览》的地位/张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144~149页元代女真人与回回人入仕广西及其活动的比较研究———以乌古孙泽、伯笃鲁丁为典型/蓝武//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107~115页元代传入的回回数学知识/马建春//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56~58页元代答失蛮与回回哈的司的设置/马建春//宗教学研究,第1期115~117页试析元代汉人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以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为例/马娟//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8~16页灵武回族王氏家族的近代变迁———都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回流特例/许宪隆,王永亮//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     

云南现存北元宣光纪年文献考述

北元宣光纪年的文献传世无多,现存的主要又在云南。云南以外用宣光纪年的文献,者如下: 1、碑刻 (1)《西天提纳簿陀尊者浮图铭并序》 朝鲜李穑撰,韩修书并篆额,宣光八年戊午五月立,见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史传部二○八九号所收,刘喜海《海东金石存考》著录的《桧岩寺指空塔碑》,当即此碑。刘考说:     

明代军卫与回回人——以北直隶定州《重修清真礼拜寺记》为例

本文以明代北直隶真定府定州正德十六年(1521年)《重修清真礼拜寺记》为主要史料,分析了此次修寺参与者的军卫背景,分别来自定州卫和北直隶其他卫所。笔者认为这正是定州清真寺的特点,即具有强烈的军卫色彩。     

元刻广州《重建怀圣寺记》续跋——纪念白寿彝先生、马寿千先生而作

广州怀圣寺元刻《重刻怀圣寺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伊斯兰石刻文字之一。1940年,史学前辈白寿彝先生曾对之有所考证,1980年先生又做了补充考证。正如白先生所言,此碑“尚有待诠释和考据的地方”。拙文对碑文所涉及的部分问题做进一步研究,并沿用白先生“跋”的形式而称“续跋”,借此以表示笔者对白先生和马寿千先生的深切怀念。     

《元文类》

《元文类》原作《国朝文类》,《四库全书》本改题今名。元代苏天爵编,共七十卷。所录诗、文八百余篇,起自元初,迄于延祐,按文体分为四十三类,故名。编者旨在保存文献,全书收诏制、奏议、碑传行状多达二百三十余篇,为研究元代史事的重要资料。传世有元统二年(1334)刊本、至正二年(1342)杭州路西湖书院刊本。《四部丛刊》本据至正二年刊本影印。     

拉萨两通碑文及七块摩崖刻铭考跋

1984年冬,在布达拉宫所座落的红山东侧断崖处,新发现了七块摩崖刻铭。①这七块摩崖刻铭与现立于龙王潭(鲁康)大门里东西两侧的康熙帝《御制平定西藏碑》、乾隆帝《御制十全记》碑较集中地记载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五次用兵的情况,而这五次用兵的前后一段时间里,正是清朝政府统治西藏地方逐步完善的过程。现就这两通碑文和七块摩崖刻铭稍作疏证,略述管见,乞教于方家。     

明代福州米荣《重建清真寺记》研究——福建伊斯兰教与回族史专题之一

福建是中国回回民族的萌生地之一,存留下许多重要的历史遗迹。元明两朝福建的穆斯林人口持续增加,以伊斯兰教为依托,回回民族的民族自觉也明显强化,通过清真寺修建等活动,反映出福建回族族群意识的提升,也显现出宗教观的某些变化,特别表现在"回而兼儒"的主动融会上,可以说开了明清之际回回学人"以儒解回"的先河。米荣所撰写的福州《重建清真寺记》是福建回族石刻的珍品,其内容在这些方面的价值尤显突出,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碑文内容的疏解为主线,延展到对米荣及其家族,以及碑文所涉及的众多明代福建回回人物及作者宗教观的研探上,试图以福建回族史为侧面,对整个明代回族史的认识有所加深。     

《经行记》考论

从唐初降至近代,约有300多种文献典籍从不同角度记载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变化情况。其中最早记录伊斯兰教及其有关国家社会历史情况的中文典籍,当首推出现在唐中叶的《经行记》。 《经行记》的作者杜环,生卒年不详,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朝与大食帝国爆发了一场中外历史上著名的怛逻斯战役,最后以唐军的失败     

考碑辨史——新出元碑《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考释

一九八○年八月,我和王云同志编了一本《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碑刻选录》(油印本),一时颇引起大家的关注。关于这批碑刻发现的经过及其在宋元史研究上的史料价值,已略见《大理五华楼元碑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一文,原文俱在,兹不细述。应当在这里提到的是:元碑中有一篇《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是近年所发现的直接关系侬智高起义的新史料,不可多得。已故的黄现璠教授和其他几位同志,均在他们的有关论著里,引用过     

元代西夏遗民文献《唐兀公碑》校释

《唐兀公碑》位于河南省濮阳县城东柳屯镇杨十八郎村南,耸立于南金堤与金堤河之间。座北朝南,正方柱体,碑身高177厘米,边长66厘米,碑首为盏顶式,碑座为覆莲座,通高304厘米,保存基本完好,惟东北角残毁。碑文魏碑体,四面镌文共72行,满行42字,横书篆额“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碑阳首行题“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并序”,元致仕礼部尚书潘迪撰并书石篆额。由河南濮阳遗民四世祖唐兀崇喜于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46)勒立,凡2600余言。比较详尽地叙述了初祖唐兀台(?-1258)、     

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史基本评述

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并不是伴随中国穆斯林先民们进入中国开始的,而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中遇到危机,或者是说在逐渐衰弱的时期出现的,时间上大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在此之前的唐宋时期,中国入所了解的伊斯兰教,只能借助于杜环《经行记》、周去非《岭外代答》、朱彧《萍洲可谈》、赵汝适《诸蕃志》、岳珂《程史》等见闻录式的介绍中,其内容与后来人们所了解的伊斯兰教相去甚远,文字表述多与佛教术语相连。如杜环把阿訇每星期五(主麻日)讲“瓦尔兹”,称为“登高座为众说法”;郑所南、方信孺把每天五次召唤穆斯林做礼拜站在唤醒楼上喊的“邦克”,记述为“登楼上,大声叫佛不绝”,“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岳珂也把清真寺记为“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     

《杭州伊斯兰教史》出版

正暨南大学马建春教授著的《杭州伊斯兰教史》一书,2013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之一,主要内容包括: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入传中国、宋代伊斯兰教的发展及在杭州的传播、元代杭州伊斯兰教的兴盛、明代杭州伊斯兰教的发展、清代杭州的伊斯兰教、民国时期杭州的伊斯兰教等。讲述了杭州自古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和枢纽,伊斯兰教的传播曾在杭州地区社会历     

对当今世界伊斯兰教问题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伊斯兰教问题成为备受关注的课题,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有:《传统的回归——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肖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当代国际伊斯兰潮》(肖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曲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金宜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近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吴云贵、周燮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伊斯兰教与冷战后的世界》(东方晓主编,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刘靖…     

广州元代高丽穆斯林剌马丹墓碑补考

关于剌马丹墓碑的研究,有韩国顺天乡大学教授朴现圭《高丽伊斯兰教徒剌马丹》一文,陆芸《14世纪中国东南沿海伊斯兰墓碑石研究札记》中亦有部分记述,但都囿于文献之阙,仅就墓碑文字与其高丽穆斯林身份论述,未探讨墓主之伊斯兰教信仰由来、如何进入高丽及如何由高丽入元出仕等问题。虽然该碑缺乏具体史料,但通过其历史背景的探索予以佐证,将会更充分地了解并展现其珍贵价值。     

回族的清真寺及其制度

回回民族与伊斯兰教之间深刻而又密切的联系,已是众所周知的。清真寺是穆斯林精神生活的重要场所,于是在中国就有了“哪里有回民、哪里就有清真寺”的说法?本文就回民清真寺及其制度作一概述。 一 清真寺又称“礼拜寺”,阿拉伯语称为“麦斯吉德”(意为礼拜安拉的场所),也有把它称为“白屯拉”的,意为“安拉的宅弟”。在我国,唐代人把它称为“礼堂”,如杜环在其《经行记》中讲,大食“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