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关系引论：政企分离及其深层问题研究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与企业的协同动作至关重要。理顺政企关系,必须彻底改变政府对企业直接行政干预的管理方式,实现两个复归：政府复归到市场调控主体的位置,企业复归到市场运行主体的位置。政企分离的基本目的,在于构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的政企关系。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弥补市场不足,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宏观调控主体。企业的主要职能在于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微观经济运行主体。从本质上讲,政企分离主要是政府职能与企业职能的界定和分离。政府部门和企业经理人员的权责必须分明,特别是政府部门…     

开启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民营企业迎来市场化春天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更多发展机遇。     

政府干预、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业绩

本文对转轨经济下政府干预与企业经营行为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政府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更易实行多元化经营,而且在政府干预经济越严重的地区,这种现象越为明显。政府干预下的公司多元化经营,由于更多地出于政治目标和社会职能的考虑,降低了企业的绩效。本文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经济转型时期政企关系的认识,对理解新兴市场公司的多元化行为也提供了新的视角。     

民企营造政企关系的风险

政府是民营企业经营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的政府能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健全的制度环境:一是政府作为市场的仲裁者,为有效的经济活动提供正确激励机制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支持市场,给出正确的信号,提供能促进企业长期投资的基础设施,如财产权、法律、制度和规则,以保护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二是政府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应提供基础教育和医疗保健等社会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设施,并保护自然环境,保障市场持续稳健运行。我国政府在政企关系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是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定者。如果民企有较好的政企关系,则可能获得政府…     

我国国有经济市场化的关键性问题探源

我国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应该是对形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包含企业制度,政企关系,运行机制等要素在内的整个国有经济系统的市场化改造。但在目前的改革进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国有制下的政府直接经营企业的实质还没有根本改变,国有制下的政府经营资本的体制没有构建,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政企关系,迟滞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政企关系的理顺、市场机制的培育,阻碍国有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因此,实现政府由经营企业到经营资本的转变,使国有企业名符其实,是推进我国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造的关键。     

基于数量柔性契约的双源应急物资采购定价模型

针对灾害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以及灾害发生后应急物资需求量的爆发式增长，本文设计了一个政府主导的基于数量柔性契约的双源应急物资采购模型。在存在一个现货市场的情况下，政府除了常规采购外，还会与供应方签订一份数量柔性契约，用以建立政企联合储备应急物资的合作关系。通过数理推导，本文发现灾害事件发生概率，政府自身储备量，现货市场采购价格会对双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给出三个影响因素在满足不同条件时政企双方的最优决策，同时进一步分析了这三个因素对政府采购成本与供应方利润的影响。最后，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对所得结论进行了验证。本文的研究为政府与企业构建联合储备应急物资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指导与依据。     

我国基层供电企业与地方政府关系研究

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应呈现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法律上的对等关系、征税与纳税人的关系、双向监督的关系。本文对基层电力企业与地方政府发展关系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建立电力企业与地方政府新型互动关系,从政企关系角度提出我国基层电力企业与地方政府实现良好关系的宏观途径。     

新兴产业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管理研究——基于物联网产业的宏观政策决策过程的案例

采用纵贯研究、内容分析、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定性研究方法,以推动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3个宏观政策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旨在讨论政企互动是如何帮助政府进行不确定性管理的.研究结论表明:新兴产业的宏观政策决策是由数个存在递进关系的渐进式阶段组成,而每个渐进式事项的解决依赖于众多在政企互动中形成的微观政策工具的实施.政企互动帮助政策决策者通过4种机制(信息获取、行动协调、企业行动承诺和政府政策承诺)实现了对因信息缺乏以及对产业行动者资源依赖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的管理.     

简政放权: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切实做到简政放权,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     

构建新型的政企关系

<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深入,企业将沿着“产权关系多元化、经营模式公司化、经营活动商业化”的轨迹,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与此相一致,应当严格遵循“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指针,建立政府宏观调控、企业微观运行相行不悖、规范有序的新型政企关系。即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真正把企业由政府的“附属物”改革成为政府宏观调控下各自独立的利益主体、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把企业不该管的事和社会包袱及非经营性负担逐步剥离给政府、社会、市场;以期把握时机、占据先机,有效地释放生产力潜能,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效益和活力,驱动我国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节能减排补贴政策下的企业与政府信号博弈模型

我国对节能减排实施了范围较广的补贴政策。本文在考虑政府节能减排补贴政策的情况下,构建了企业与政府补贴信号博弈模型以分析两方策略的选择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政企博弈将出现市场部分成功、完全成功、完全失败三种均衡,且市场均衡效率受到作假的伪装成本和期望风险成本的影响,故实现市场完全成功均衡的关键条件是提高企业造假的伪装成本和期望风险成本,由此得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应聚焦于进一步细化政策、标准,并提高检查复查效率、设置较大的惩罚力度、建立基础性数据库等方面;通过对政府与企业合谋情形进行分析,认为建立更全面、多维度的考核指标,发挥社会公众、媒体第三方的质询和监督权可有效约束政企合谋行为。     

政企合作发展人力资源的经济理论分析

伴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政企关系的变革,人力资源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经历了从计划为主的制度安排,到市场为主的改革融合以及新时期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发展阶段。在当前构建政企合作新型关系的挈机下,文章试从经济理论角度,对政企合作发展人力资源的优势和必需做出分析与探讨。     

创业型家族企业政府交往能力的归因研究——以日本三井公司与河北大午集团为例

针对转型经济背景下创业型家族企业成长中的政企关系问题,运用扎根理论,以日本三井公司与河北大午集团为例,探讨了影响该类企业政府交往能力的深层次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家族人脉累积、企业家个体特质、创业导向3个政企关系要因的综合作用下,创业型家族企业会依赖自身的政府交往能力使企业具备一定的构筑良好环境界面的能力,最终实现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获取与维系。研究结果发现,政企关系要因中单一要素的强化不足以构筑长效的政府交往能力;不同外部环境下政府交往能力表现是有所差异的。在经济环境趋于规范的过程中,创业型家族企业处理与政府关系的样式应该变"非正当性的寻租"为"正当性的影响",由"违规"到"合规"。     

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市长笔谈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亮点之一,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一表述,不仅明确了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所在,更是对市场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定位,是市场与政府关系认识上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改革历史,对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1978年党的十     

深化改革，加快转型--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看待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如何认识市场和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     

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对于如何才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旧体制下政府无所不管，政治学家称之为“全能主义”政府，看起来什么都管，实际上不可能管好。     

警惕“政企合谋”下的高增长隐患

主要研究政府和企业关系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聂辉华提出了"政企合谋"的分析框架。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提出"政企合谋"这个分析框架,是希望其可以一方面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解释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矿难、环保、食品安全和高房价等。在以GDP为考核标准的压力下,有些地方政府可能会允许辖区内的企业选择不安全、不环保、短视的低成本方式来实现经济的高增     

政商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正>政商关系不仅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官员和商人的关系,其更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这是政府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系、企业(公司)治理体系以及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具体到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这一问题上,政府治理是根本,以法治规范政府行为,用效率减少政府干预,执公平兜底和检     

人事变更、法制环境和地方环境污染

本文利用2004~2011年我国287个城市市长和城市的匹配数据,分析了地方领导任期和法制环境对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之间的"政企合谋"是导致环境污染难以治理的主要原因。实证结果表明,地方官员的稳定性和较差的法制环境是导致"政企合谋"的重要原因:地方领导任期越长,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越容易建立"人际网"和"关系网",从而放松对于企业非法排污行为的监管;法制环境从制度层面制约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建立合谋,法制环境越差,合谋现象越普遍,非法排污行为越严重。地方领导职务变动会打破旧的合谋关系,从而改善生态环境。但是,这一治理效果受到当地法制环境的影响: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污染企业越容易和新任领导重新建立合谋关系,从而削弱人事变更的治理效果。因此,我们认为,加强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是法制建设和制度完善,而不能只依赖于领导干部的人事更换。     

“政府事务代表”模式的实践特点、实际难点及实施靶点--对杭州市抽调干部进驻企业的观察

以抽调干部进驻企业为主线形成的"政府事务代表"模式,有利于营商环境优化与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发展,且融入了对政企合意、"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和一定"挂职性"等实践特点的充分考量。"政府事务代表"模式的实际难点包括试点的非全面性易造成计划外企业产生落差感、对"代表"的无原则逢迎易导致进驻目标发生偏离、"代表"对民营企业可能存在跨界干预、"利益共谋"关系可能在"代表"与企业间悄然生成。因此,须找准"政府事务代表"模式未来发展的实施靶点,即从结果公正维度提增"进驻服务"政策的惠及性,企业应培育法治观、平等观与协同观,加大对"代表"的常态监督力度,完善大数据监测与违规惩戒机制,从而为这一良性的政府服务模式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