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的来源与视域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来源很复杂."诗学"的概念应该是深植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主要是指对于文学的文化阐释与解读的策略,它强调各种社会力量在文本阐释过程中不断流通、商讨、冲撞,从而导致新的思想和审美力量产生.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阐释代表了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阐释框架,体现了一种消解学科界限的理论气度,以及宏阔开放的学术眼光.思想是流动的,只有摒除思想成见,敢于跨越学科边界,才会带来学术研究新的生命力.     

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阐释策略

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阐释视野涉及到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阐释活动的多个层面、多种因素,其将阐释者的立场和介入吸纳到文本阅读与阐释的关键环节,从而呈现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历史与审美的双重魅力。在格林布拉特看来,所有文本几乎都来自过去,但却昭示着一种新的文本重建和意义的不断参与和呈现。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阐释,强调了文学文本参与和构建现实的可能性,这种文本阐释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在文学审美魅力的掩饰之下,人类历史的真实面目。     

文本阐释与权力运作——试析格林布拉特对权力运作的阐释

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涉及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问题。他认为文化就是生活本身,文化冲突是生活本身的冲突。他关注的不仅仅是文本的文学性与审美,而且更是一种文化价值事件,由此体现出格林布拉特关注现实人生的积极态度。在格林布拉特看来,权力有时候是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思维方式,它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行为与命运。权力涉及宗教、习俗、社会制度、家庭伦理、心理结构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时候是人们思维深处的潜在力量,它异化了人的本质,造成了人的命运和作为自我的人的变异。在文本阐释过程中触摸真实,让真实的历史事件在文本与现实关系的纠葛中再次显露与发生,既体现了文本中隐含着权力运作的特点,也是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     

"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试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文化诗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文学批评思潮和流派,已然成为当今西方批评界的显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作为正宗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模式,文化诗学以其新历史主义的学术旨趣,以其对"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实现了对形式主义批评和旧历史主义批评的双重超越,表现出一定的学术原创性.自上世纪末被引入中国以来,也越来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作一简要论述.     

“文化诗学”流变考论

在世界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化诗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俄苏文化诗学和中国文化诗学。"文化诗学"这一术语率先发难于美国,随后被"移植"到中国文论体系中。中国文化诗学借用的仅仅是西方的名词术语,在进入中国语境之后便被不断的内化、同构于传统诗学内,并在谱系化的"本土性"构建中逐渐建构起了"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体系。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不但在时间上早于美国新历史主义学派,更被后者借鉴与吸收,而且对中国文化诗学也形成了重大影响。文化诗学是作为一种"反抗"与"回归"的世界性思想理论思潮而席卷全球的。     

从社会批判到文化祛魅:文化唯物论视角下的文化诗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关系是文化诗学谱系研究的重要部分.新历史主义对文化唯物论既有社会批评的方法论借鉴也有文化诗学的理论创建:文化与社会的批评理念是两者方法论的理论契合点,"借古讽今"与"以今参古"的批评指向是研究旨趣的分歧点,而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的批评范式则体现出两者理论建构的不同诗性导向.考察这两种西方批评理论的指涉关系,可以使中国文艺研究获得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诗学新起点.     

“文化诗学”在中国:话语移植、本土建构与方法实践

作为一次西方理论的中国旅行,"文化诗学"不是西方话语的简单"移植",它的出场不仅与传统文论及现实境况内在契合,而且还具有鲜明的学理策略性。自文化诗学"中国化"后,它不断地与传统文论及当代现实相混合、内化与同构,赋予了深厚的民族内涵与现实品格,并在谱系化的本土构建中,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雏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文论发展史上的一次方法变革,文化诗学打破了过去"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长期割裂,在双向拓展、互动互构的思维理念上实现了"文学场"的整体性关联。从形式回归历史,主张文学与历史、文化的结盟,是中国文化诗学实践的基本原则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阴阳文化与儒道诗学

中国的儒、道诗学发源于阴阳文化传统,是一种与宇宙观念紧密相关的诗学形式.一般说来,阴阳观念对中国诗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中国的诗学理论将看上去极为不同的两种文化类型相并存,即张扬阳刚之气的儒家与崇尚阴柔之美的道家构成了中国诗学传统的阴阳两极,并在整体上维护着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平衡发展;二、儒、道两家在历史史观与价值取向上截然相反,但在艺术观念方面却都是以"中和"、"和谐"为其至上的境界;三、儒、道两家在艺术上尽管都以"和谐"为上,可由于两者是在"道"的不同层面与范畴内谋求发展,所以在思想领域内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流.     

"文化诗学"的两个轮子--论童庆炳的"文化诗学"构想

童庆炳"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形成于世纪之交社会转型、文论转向的现实语境之中,其基本内涵是要使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既具有"现实性品格"又具有"审美性品格",从而对纯粹的"内部研究"和彻底的"外部研究"进行一种超越.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和对当下文学/文化现实的发言,"文化诗学"的理论主张已经明晰,操作方案已经基本成形,实践效果也已经得到学界的赞誉.     

狂欢化诗学理论的后现代分析及当下关照

巴赫金的狂欢诗学理论关心贫民大众的生活和节庆广场的狂欢,关注边缘文化和弱势群体,具有宣泄性、颠覆性和大众性,具备很高的理论品格和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此简要回顾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并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的深远影响和巨大的现实意义。同时,结合国内当前愈演愈烈的"山寨文化"现象,从巴赫金狂欢诗学理论的视角解析这一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也为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应用空间。     

中西比较诗学再思考——以《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为导引

余虹教授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一书意在借助现象学还原的基础上区分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这两个概念,并指出二者的不可通约性。他的研究为澄清这两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看法。也为后学跳出西方文艺理论话语范畴,重新发现中国文论的真意提供了可能的进路。本文有意对余虹教授的这一著作进行一个有关思想史脉络的梳理,进而提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典诗学存在一种先天共有的关怀。由此构成了二者在对人的教育问题上可以进行比较的空间。     

《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

《诗论》为亲闻孔子《诗》学的弟子所作，对照文献，　最可能是子夏。现在看，《诗论》和《诗序》、《毛传》，在思想观点上虽有承袭，但实际　距离是相当大的，即以《关雎》等七篇而论，差别即很明显。《诗序》不可能是子夏本人的　作品，只能说是由子夏开始的《诗》学系统的产物。但无论《诗序》还是《毛传》，都确实　有《诗论》的影子，这对我们认识《诗》学传承，十分重要。     

由古文经学的渊源再论《诗论》与《毛诗序》的关系

以战国至秦汉的古文经学流传情况为背景，以子夏、李　克、吴起以至《毛诗序》的流传情况为线索，以上博简《诗论》、中山王墓铜器铭文与《毛　诗序》的对比研究为依据，可以进一步证明《诗论》与《毛诗序》之间的源流关系。     

明代诗学转向的文化成因

与南宋以来诗学只是有文本转向的倾向相比,明代诗学明确地发生了文本转向,由原来以文学观念、创作理论为核心转向以文学文本的研究、批评为主.这种转向,不仅是自身发展逻辑的结果,更与明代较以往更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文人文学活动的实际状态有着密切关系.帝王极力黜夺文人的文化身份及禁锢其思想,而文人们在当时政治、经济环境下个体意识却日渐凸显,最终凝聚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并且显示出自觉的艺术精神,这些是明代诗学转向的重要文化成因.     

刘勰与亚里斯多德的功用诗学观比较研究——《文心雕龙》与《诗学》比读

从文艺的本源和发展、文艺的社会功用、文艺作品的内容标准等三个方面对刘勰与亚里斯多德的功用诗学观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其理论上的共同之处和各自历史文化传统造成的差异,将各自的优势和局限进行互补和整合,对发展世界文论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陈廷焯词学思想的渊源及"沉郁说"之详析

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作家,陈廷焯的词学思想特别是他的沉郁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千年以来词学理论中关于尚雅、尚俗、守律、破律、诗化、曲化三对矛盾的对立,并且可以视为王国维境界说的近源。     

论六朝佛学对中国文论精神的升华

中国古代文论具有丰厚的人文精神蕴涵,然而这种传统的精神蕴涵到了汉魏之际,面临着新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以及玄学观念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解脱,需要新的宗教精神的介入。佛教在这时候适应当时人们的需要,对于文论的精神价值作了深化,影响到文艺理论领域,使汉魏以来的文论精神蕴涵具有多元交融的特点既有儒家思想的延续,亦有道家与玄学的创辟。两晋之后,佛学从宗教境界的层面,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思想境界,使文艺精神具有了更深的形而上意蕴,对文艺理论问题的思考愈趋深邃。显示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体系多元共生、互相融补的特点,直接促成了《文心雕龙》的诞生,并且影响到唐宋时代佛学向禅宗方向的转化。深入探寻这种成因,是了解中国古代文论人文底蕴与精神蕴涵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激活其现代价值的关键所在。     

读上博简《孔子诗论》札记二则

文章是关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读书札记,主要涉及第四枚简、第二十枚简的内容。文章试图从文字、语法、训诂的角度对简文中一些富有争议的内容,如“与贱民而[谷兔]之”、“人不可[解干]也”等的释读提出一些见解。     

王世贞《艺苑卮言》的乐府诗论

王世贞之于乐府诗的批评,主要反映在《艺苑卮言》一书中.此书的“乐府诗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乐府艺术论”、“乐府诗人论”、“具体作品论”,且各具成就与特点.王世贞对李东阳《拟古乐府》所进行的评价,早期与晚年之所以截然不同者,主要是因其内因与外因所导致,使得王世贞晚年不仅“自悔其少壮之误”,而且还“于论西涯乐府”,乃“三致意焉”.     

宋儒“身体诗学”刍论

宋儒的身体诗学奠基于身体观之上,在"身体意象"的营造与书写中,展现其文化内涵与生命境界。儒学由礼乐向心性之学的内转、宋人生活的雅化与人文化为宋儒"身体诗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土壤,而儒学传统中的三相一体的身体观、作为"窍"的身体观、社会化的身体观则为宋儒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根基,身体成为宋儒营造个人生活世界与心灵空间的重要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