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会研究新视角:商会网络运行机制--以清末民初天津商会网络为个案

近代中国商会史是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史学界研究和探讨的新兴领域之一.近年来,这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和进展.在研究对象上,从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扩展到商人群体;在商会活动内容的研究上,从关注商会的政治活动到关注商会的各项经济、社会活动;在研究方法上,从过去惯用的单一的阶级分析方法发展到运用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方法,如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等,这些突破和进展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对打破西方中心论,创立中国本位的史学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尽管对近代商会史的研究硕果累累,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从静态考察商会的性质和功能,缺少对商会的运行机制的动态考察,特别是对商会网络运行机制的探讨.因此,笔者拟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商会网络运行机制,以便从动态的、相互联系的视角对近代商会进行考察,并以清末民初天津商会网络运行为个案,在探讨近代商会网络的运行机制上做一点尝试.     

温州商会的兴起:温州模式研究的政治社会学范式转型

温州商会的兴起预示着国家—市场—市民社会这一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凸显了以往温州模式研究的局限性。温州模式研究亟需从经济学研究范式向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我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正逐步从范式研究转向范例研究,温州商会正是这一题域的典型对象。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来分析温州商会、政府、企业间的互动模式,可以为我国现代化进程建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借鉴。     

区域商会研究的有益尝试--评《直隶商会与直隶社会变迁》

国内史学界对商会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二十年来,商会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通都大邑商会,尤其是对上海、苏州、天津商会的著     

五四时期无锡商会选举风波

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震荡期,商会的发展演变也随之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首要表现是这一时期许多商会的换届改选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新变化.透过无锡商会1919年的换届改选可以看出,在其他许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新""旧"之争,在商会内部也开始有所反映.但无锡商会此次改选的结果表明,商会内部的这种"新""旧"之争有其自身特点,两派并非始终完全处于对立,最后是以新旧两派调和的方式结束纷争.这一时期某些商会的换届改选风波,虽在短期内影响了商会正常会务的开展和职能的发挥,但从长远看"新派"力量的增强却又使商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因而也有不可忽视的正面意义.     

民国时期商会的抗税斗争——以厦门商会为中心(1927-1937)

在目前商会史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在研究地域方面,主要关注的是上海等地的商会,对其他地域商会的研究较少;在研究领域方面,主要是近代商会的起源、性质、组织结构与功能,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而对商会的捐税抗争则较少关注.通过分析厦门商会在民国时期的抗税斗争,例如商会捐税抗争的形式、过程、内容和效果,不仅可以从这一角度说明商会与政府之互动关系,也可考察商会在捐税抗争中为发展近代民族经济所起的历史作用.     

商民运动期间国民党对待商会政策的发展变化

国民党在开展商民运动之初,确定了对商会予以改造,并最终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方略,但在商民运动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又实行了左右摇摆,或是不断变化,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商会政策。国民党中央希望对商会进行改造与利用,甚至试图以制订新商会法的方式,使商会获得合法存在的依据,避免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但各级党部中的商民部却一直倾向于取消商会,由商民协会取而代之。因此,国民党中央与各级党部的商会政策也不完全一致,仍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商会与商会协会之间的矛盾。     

关于近代中国商会领导群体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近代中国商会在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和保护广大工商业者切身经济利益等许多方面都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其领导层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理应受到充分肯定。但长期以来,较为流行的观点却认为商会领导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具有严重的软弱、保守和妥协特点,一直对商会领导群体评价偏低。本文主要针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新的见解,阐明商会领导群体身兼各种功名虚衔并非落后保守的表现,部分商会领导人兼有买办身份也不是导致商会在反帝爱国运动中软弱妥协的决定性因素,商会领导群体以经济实力较雄厚的商董居多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也是中外商会的共同特征,并非工商界上层人物有意挟其实力控制选举和垄断商会领导权。     

直隶商会与乡村小农经济变迁

近二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上海、苏州、天津等大城市商会,而对中小城市尤其是乡村集镇基层商会鲜有涉及。本文试图以直隶商会为个案,透视在直隶乡村小农经济变迁中,直隶商会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影响。     

市镇社会变迁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会员初探(1904—1937)

市镇社会变迁是市镇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尚无研究成果从商会会员这一角度进行研究。文章以存留至今的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档案为中心,通过对1904—1937年间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会员数量与行业、来源与身份、商会会员与市镇社会变迁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等多项内容的考察,试图为更深入微观地从市场个体身份以及组织建构来把握区域市场网络和乡村社会变迁这项研究奠定一个初步基础。     

近代商会研究的新成果——《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评介

张学军、孙炳芳教授所著《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作为人民出版社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之一出版发行,这是国内首部关于商会与乡村社会研究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近代商会研究的又一新成果。     

《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评介

朱英教授20余年来一直耕耘在商会史及与之相关的研究领域,成果卓著,新见迭出.2008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即为其近年来有关商会、行会、同业公会和商刚的专题研究成果的大集结.     

商会的性质:一个市场缺陷和非市场缺陷视角的研究

商会作为市场发达国家中协调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桥梁,其自身独特的性质,使其可以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弥补政府和市场各自固有的缺陷,这也是商会组织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十分发达的重要缘由.本文利用市场缺陷理论和非市场缺陷理论来论证商会的性质,并以典型国家商会实际的性质给予实证.文章最后从商会性质角度,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了中国商会改革的方向.     

商会:助推中国民营经济成长的组织制度安排

中国民营经济经历了巨大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在民营经济发展和中国制度变迁路径中,商会在其中的影响已日见深刻。商会治理的存在和兴起是企业适应市场变化、自身发展阶段提升的需要,是有其必然性的;因此商会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组织制度安排,为民营经济的成长起了助推的作用:它搭建了民营企业合作的平台与机制,建立了行业第三方治理。     

保定商会、同业公会与国民政府关系探析(1928—1937)

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在保定商界没有组织基础。北伐之后,国民政府为完成对保定商会、同业公会的组织、改组,当局充分借助于保定商会来施加影响,保定商会充分发挥了"上传下达"的作用;保定同业公会是保定商会的基层组织,两者密不可分;当局通过完善立法,给予保定商会、同业公会制度性空间,保证了其独立性、自主性的的空间。     

与时俱进的商会史研究——兼评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

近阅宋美云积多年之勤奋钻研而撰写的专著《近代天津商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 0 0 2年 8月出版 ,以下简称《商会》) ,对我国商会史研究的发展感慨颇多。 2 0世纪 80年代初笔者大学毕业后考取研究生 ,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研读中国近现代史 ,并参与整理编辑苏州商会档案。当时因完全不了解近代商会的情况而急欲参阅相关论著 ,但颇费周折也只查阅到为数极少的几篇涉及商会的论文 ,可见商会研究在此之前并未受到史学界重视。令人可喜的是 ,在那之后的 2 0年里 ,商会史很快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领域 ,取得了一…     

民间商会参与地方治理——温州个案研究

温州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构成了民间商会兴起的基础,温州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显著绩效使其获得广泛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温州地方政府不断地赋权于民间商会,而民间商会在承接政府职能过程中持续地提高自主治理能力,从而形成地方政府与民间商会良性互动的局面。温州商会的经验表明,＂在参与中成长＂是发展社会组织和构...     

商会法律概念的厘清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以来,关于商会的研究就成为热点,但主要集中在商会的权利与义务的创设、商会自治权以及商会立法的推动等方面,对于商会的法律概念的研究界定却甚少。有必要通过分析我国商会法律内涵界定的现状及其必要性,试图在我国国情基础上适当借鉴国外经验为我国商会的法律概念提出个人见解。     

深圳市电白商会发展的启迪

异地商会迅速发展,为茂名的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异地商会的发展、管理、运作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解剖深圳市电白商会十多年来发展壮大的历程,从以商养会、信息共享、公益事业、会员共同发展、为家乡招商引资牵线搭桥等方面进行举例叙述,抛砖引玉,为其他异地商会提供借鉴经验。     

论抗战后的私立商业职业教育——以青岛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胜利后,受经济复元运动的影响,各地商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青岛市商会向国民政府呼吁"亟须广设商业学校",并借献校运动之便利,创建了私立商业职业学校。相较战前的商业补习学校,商业职业学校具有教育目标明确、社会关系广泛、教学资源先进等新特点,也为战后教育复兴注入新的活力。然而,国民政府对这种私立教育,却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各地商会在内战的影响下,亦无暇顾及学校的发展与学生的就业。由此,私立商业职业教育只能昙花一现,最终逐渐边缘化。     

近代商会法律制度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最早的商会立法是1904年《奏定商会简明章程》,1914年和1929年公布实施了新的商会法和施行细则。中国近代商会法律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法制近代化意义深远,不仅为中国近代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且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并为中国近代经济立法和执法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