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彭水"象鼻塞碑"考释

对田野调查发现于重庆彭水向家坝蒙古族村象鼻子洞的"象鼻塞碑"及残碑进行考释与分析,确认二碑立于1862年和1864.年;"象鼻塞碑"及其残碑的发现和研究,不仅对推动重庆民族地区地方文化和清代重庆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而且对探究清代重庆蒙古族与周边民族关系和文化互动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西部大发现之三——西夏木雕工艺品出土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郊 ,前不久又发现一座西夏时期的墓葬和墓亭遗址。该遗址位于距银川市城区 30余公里原西夏陵保护范围之外。墓中清理出 1 0个长约 2 5厘米的彩绘木俑 ,其中 7个完整无缺 ,文官俑 2个 ,武官俑 8个。此外 ,还有木鸡、鸽、牛等。这些木雕工艺品的出土 ,在西夏考古史上尚属首次。据分析 ,此墓主可能是先火葬后土葬的 ,这正与文献记载的当时葬俗相吻合。在墓旁的碑亭遗址中 ,考古人员发现残碑 1 40余块 ,碑文均为汉字 ,最大的残碑有 4个字 ,其中一块上有“张陟撰文”字样。据初步勘查 ,这座墓葬附近还有一些古墓和其他遗迹…     

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释拾补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以西、贺兰山东麓,有一处规模宏伟的古代陵园,占地面积约40平方公里,内有帝陵九座,陪葬墓七十余座,陵邑遗址一处。其间高大的墓冢,阙台星罗棋布,蔚为壮观。这就是我国中古时期西夏王朝的皇陵。 一九七二年以来,宁夏博物馆在西夏陵园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有计划的发掘,先后清理了帝陵一座,陪葬墓四座,并清理了四座陵墓的碑亭,出土了大量的残碑石和其它珍贵文物。一九八四年由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的《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一书出     

黑龙江省阿城市发现金源郡王完颜公神道残碑

2003年11月初,哈尔滨师范大学阿城学院政史系据群众提供线索,调查了阿城市大龄乡吉兴屯金代贵族墓群,并在墓群周围发现了三块金代重要残碑。 吉兴屯位于黑瞎子沟内,它西南距阿城市约35公里。墓群位于吉兴屯西北约350米的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此处东距海沟河发源地约1.5公里,海沟河在此宽仅10米左右,它在南山脚下泪泪地流过,墓群向南俯览海沟河上游谷地,可称“前有照,后有靠”的“风水”极佳之地,翻过山当为宾县辖境。     

古今第一长联

对联,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少则几字,多则二三十字,而云南昆明滇池之滨的大观楼上的一付对联,上下联竞各长九十个字,因此被誉为“古今第一长联”。上联是: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巾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稿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下联是: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     

西夏圣容寺初探

文献记载西夏王朝建有圣容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汉文碑铭中有“庆寺监修都大勾当行宫三司正兼圣容寺感通塔两众提举律晶赐绯僧药乜永诠”,史金波先生认为其中的“圣容寺”当为凉州的一个寺庙。①西夏陵园残碑M2X:39+48+158(图版八)②第二行有西夏文八字,汉文直译为“年中西隅,圣容众宫”。这则资料是史先生首次译释的,他主张把西夏文“众宫”二字与汉文“寺”字对译,并为之做了精辟的论述。③然这座“圣容寺”在何处?寺名前“西隅”二字,是西夏境内的西鄙,还是中兴府地区的西偏,尚难断定。另外,圣容寺究竟为什么性质的寺庙,亦无人论…     

卷头语

近世的中国大西北,成为文化经济落后的代名词,然而恰恰是这块广袤的黄土地,又是中外有识之士为之心荡神驰的神秘天地:秘室经卷、石窟壁画、沙漠上的遗址墓葬、戈壁滩的残碑古城;不仅昔日丝绸古道上商队贸易情景的各种文字记载、文物比比皆是,更有那各民族威武壮烈的英雄史诗口耳传承、至今不衰.五千年的黄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而这又怎能不令学者们心醉神迷而倾心向往之!可以肯定的是,自古至今这里的文化景观并非瀚海荒漠,而是多元的、丰富的、灿烂的.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这里又曾是中外、东西方各民族文化交汇的枢纽;丝路的畅行,中亚的沟通,以及所谓“麝香之路”的甘、青高原藏族文化;回民起义、伊斯兰的发展,民族迁徙,帝国征战,都使之国际学界蒙古学、中亚突厥研究、藏学、吐鲁番—敦煌学、西夏学及至准噶尔学、格萨尔学、西北边疆研究等等学科,层出不穷,方兴未艾.而今日,中国大西北虽然落伍了,贫困了,但始终潜藏着这类热门研究的学术魅力.这正如R·M基辛所说:丰富的文化差异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人类资源.     

明夏文物遗迹初探

明玉珍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也是大夏政权建立者.然而大夏国历史短暂,有关明玉珍及大夏国的历史文物遗迹保存到今天相对不多.随着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尤其是明玉珍墓的发现,出土和发现了不少关于明夏遗迹,因此有必要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对明玉珍及大夏国文物遗迹进行梳理,以期对明玉珍及大夏国历史遗存有一重新认识.     

原苏联学者论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古代民族文化的源流与传统(上)

早在1871年,俄国人在伊尔库茨克市区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不仅对西伯利亚,而且对整个俄国来说亦属首次发现。在文化层中,除了早已灭绝的动物遗骨化石和石器以外,还发现了一些艺术品和饰物。著名的东西伯利亚考察家切尔斯基研究了遗址的文化沉积之后指出,这些艺术品和饰物是距今1.5～2万年的更新世人类用石器制作的。 19世纪80年代,俄国人在叶尼塞河沿岸发现了一系列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并引起了法国考古学家的极大关注。1896年,俄国学者卡辛科教授在托姆斯克发现了一堆猛犸遗骨化石,在其附近又发现了石器和篝火的遗迹。不久前,前苏联学者对卡辛科所收集木炭标本进行了碳14分析,其测定结果为:距今18300±1000年。     

内蒙古包头市突厥鲁尼文查干敖包铭文考释——兼论后突厥汗国“黑沙南庭”之所在

在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发现的突厥鲁尼文查干敖包铭文,是内蒙古迄今发现的唯一的突厥鲁尼文文献史料.根据查干敖包铭文的发现地点及其印记,可推断该铭文应属于后突厥汗国可汗家族阿史那氏的旁系家族,纪年约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极有可能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突厥鲁尼文文献史料.结合汉籍史料和笔者的田野调查,可推断后突厥汗国的“黑沙南庭”即为达茂旗一带的草原.而查干敖包铭文,则印证笔者有关“黑沙南庭”的这一推论不误.     

试论金代的桑税

金代桑税渊源于辽和北宋的桑税制度.金代在继承辽宋桑税制度的同时,也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桑税制度.这表现为:一方面金代两税中的全部税绢都依据桑税征收,从而提高了它在两税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金代确立了旨在规定民户最低桑税额的桑地制度.金代桑税并非"户调",而是金代土地税的基本内容,也是金代两税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汴京太庙探微

金汴京是宣宗迁都所至的都城,在社稷将倾之际,宗庙礼制犹存.由于史学界对金汴京太庙罕有研究,因此,对金汴京太庙的历史和制度应进行详细考论.     

吴激、蔡松年的交往与词之异同探析

吴激、蔡松年同为金初著名词人。二人有着相似的仕宦经历,在入金前既已定交,入金后,交往颇深。以词而论,二人虽同号为“吴蔡体”,奠定了金源一代的词的创作,却因个人身世、词的题材、内容等方面的不同,在词的创作上亦表现出同中有异的风貌。     

辽金文化比较研究

因不同的经济政策、政治制度等因素 ,辽金王朝形成了具有鲜明文化特质的辽金文化———辽以崇尚骑射的游牧文化与筑室而居的农耕文化并行的二元文化为特色 ,金以单一的农耕文化为特色 ,辽金王朝不同的文化格局决定了辽金王朝的国运。     

论"借才异代"及其对辽金文学进程的影响

“借才异代”是辽金文学共有的文学现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促成了典籍的迁移、文士的流动、观念的改变以及汉语文的传播,对辽金文学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人口的数据与统计——兼谈宋金时期安多藏族人口发展的原因

宋金时期,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的安多地区,是藏族居住的一个重要区域,分布着大量藏族人口。本文拟对宋金文献中出现的安多藏族人口数据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力求对当时安多藏族人口数据及人口发展的原因得出与史实相符的认识。     

辽金官制与契丹语

金初“因辽旧俗” ,官制更是“踵辽官名” ,因此《金史》中有许多官名与《辽史》相同。本文通过对《辽史》、《金史》相关官名的考察 ,证以女真语词义 ,探知了《辽史》所载契丹语官名的内涵。明了这些契丹、女真语官名的本义 ,不仅可以为辽金史的研究提供根据 ,而且还可为两种语言尤其是契丹语研究提供资料 ,从而推动阿尔泰语系古代语言的研究和蒙古语族语言史的建立     

元代中国穆斯林墓葬石刻的发现与研究

近百年来,在海南岛、广州、泉州、福州、杭州、扬州、北京、宁城等地发现了大量元代中国穆斯林墓葬石刻。通过发现地点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元代中国东部地区的穆斯林主要是迁入中国的穆斯林侨民,故较多地保留了原有的伊斯兰文化特点;数量颇为可观的元代穆斯林墓葬石刻的主要价值,在于更清晰地说明了元代中国穆斯林的汉化程度并不深。     

金朝初期春水纳钵之地的考察--兼考"冒离纳钵"与"莫力街古城"之谜

何谓"纳钵"?"纳钵"究竟为何种语言?其含义是什么?这些问题早被已故的辽金史的专家傅乐焕先生在<辽史丛考>一书中作了十分准确的回答."冒离纳钵"是金朝初年皇帝的春猎之所,在<金史><许亢宗奉史行程录>等书中均有记载.然而,这个非常重要的地名几乎被治<金史>研究者们所忽略,本文主要是从实地调查的角度,对"冒离纳钵"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详细考证,提出"冒离纳钵"即今日哈尔滨市郊区的莫力街古城.     

"女直水达达"释名

元代“女直”和“女真”之称为同一所指,“女直”之称当是对辽代叫法的沿袭。元代文献中出现的“女直水达达”、“水达达女直”皆是指女真中的水达达部。水达达之称源于金代的兀的改,但元代水达达所指并不能等同于金代的兀的改。水达达不能包括兀者、乞列迷、吉列迷等部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