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嬗递

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山林传统,以儒道隐逸理论的核心价值为思想资源,围绕"道统"与"政统"之间的文化调节而产生,逐渐成为相对于朝廷、政治的自足的文化系统,是士人维系个体独立、缓解与政治威压紧张关系的重要平衡力量。在山水审美的自觉意识萌发并融入隐逸文化的魏晋之前,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经历了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的嬗递。考察这种嬗递的历史动因和演变形态,有助于理解在专制政治环境下"山林"所彰显的隐逸精神价值,也可以从中厘清山水审美依托隐逸活动而发生和发展的逻辑脉络。     

出处之念的起因及主要意旨──“朝隐”与中国古代出处文学主题

朝隐,是古代文人在恶劣人文环境下保护自己又不枉道变节的一种政治斗争方式,其萌于《庄子》。“陆沉”、“市隐”,直接开启了东方朔身在朝而明哲保身的“朝隐”。而对于西汉宫廷文人亦官亦隐传统的继承,以晋宋文人最为典型。出处意念往往与文人“饰美”心理传统有关。特定官僚体制、社会形态决定了这一文化现象的特殊与普遍,出处之叹成为古代文人抒情诗惯常主题。晋宋文人“朝隐”作为出处两端的折中与变通,是整个主题价值流向和主要表现程式、意象趋于定型化的关键环节。     

南朝士人隐逸观

南朝时期朝隐受社会尊崇,已为士人一种生活方式.其含义有两层:一指身在魏阙而心在江湖,意存世外,心思高邈,强调的是精神境界不同于一般士大夫;一指居身朝廷而无竞心,不妄交游,强调的是行为方式上不同于汲汲名利、攀附权势之辈.此时期士人多将隐逸归因于"性分",并看重隐者志向与行为统一与否,即"心"与"迹"是否一致.这反映出郭象玄学的影响.在整个社会尚隐的风气中,也有人对隐者和隐逸评价不高.     

论魏晋士人的朝隐观

出处问题是中国古代士人必然面临的问题,按照儒家的看法,士人面前通常只有两条路,或者为人臣,或者为处士。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玄学的盛行,士人在隐与仕之间徘徊去就,其中许多人选择了一条非隐非仕的中间道路,这就是具有魏晋特色的“朝隐”。     

也谈朝隐与东方朔

隐逸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很重要很有意味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与生命追求。东方朔将朝隐相互融通 ,解决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为士人实现其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提供了有效途径     

从小隐、大隐到中隐——论隐逸观念的递嬗及其文化意蕴

隐逸是中国士人心理—行为哲学的命题之一,也是士人内在价值取向与处世态度的外在表征。隐逸历经小隐、大隐到中隐的嬗变,三者有轩轾之别,高下之分。隐逸在其历时性演进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传统隐逸以道抗势的抗议精神,显示出隐逸精神化、世俗化的走向,反映了在世俗王权为代表的势统的挤压下士人持守的道统的不断整合和重新定位。     

六朝隐逸文化探源

六朝隐风盛行,究其原因,既是时代的产物,又与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隐逸开始接近山水形象美质,注重对人生美学意义上的思考,自然已经从作为陪衬的生活环境变成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隐居从单一的逃避现实的生活方式,向诗意盎然艺术化的生活情趣转变。六朝隐士对个性和自由的追求,促使隐逸朝着士人的本性生活回归。六朝隐逸文化与生命意识有着紧密联系,追求长寿养生,乐死成仙等"摄生"之道,是隐逸思想的重要内涵。佛家思想与隐逸文化合流,不但深刻影响了隐士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也参与塑造了文人士大夫的心理状态与思维习惯,进而影响到诗歌创作,并最终促成了佛理隐逸诗的诞生。     

中古隐逸文化的佛学基础

在封建体制内,出处(仕隐)关系是士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从魏晋到隋唐,随着政治局势的盛衰变化,士人与封建政权的关系或是和谐、或是冲突,如何在不违背名教纲常的前提下,追求个人身心闲适,这是中古士人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从大隐到亦官亦隐,再到中隐,是士人给出的答案。从思想根源上看,佛学对此具有重要影响:《维摩诘经》的不二法荡相遣执,消除各种差别;禅宗进一步发挥般若之"空",涤除出仕与归隐之间的对立;生活禅则将"空"之否定转化为对日常生活之"有"的肯定,士人通过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建构,最终消融了出处的矛盾,使身心得以安顿。     

隋至初唐嘉遁之风与汾阴名士王绩

王绩是初唐隐逸士人的代表。其隐逸特征已由六朝时期随性而行变为功利性的隐居,代表了当时士林隐逸的风尚。但王绩之所以被归属为汾阴名士,后人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多是单向化地选择,其中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儒学内化修习与个体的纵酒放诞外行,这种特性不单凸显在"仕"与"隐"的矛盾性上,对其诗文创作中骈俪雕镂与疏野朴拙并存的特点也有深层次的诱导作用。在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中,王绩纵酒放诞的特点有异于其他士人,这也使得后人更乐意以"方外名士"的特点去认识和接受王绩,也促成其诗歌呈现出性情之真的自然美感。     

中国古代清议传统略析

清议传统在中国古代形成较早,是民众向往清明之政的心理反映。从汉魏六朝至宋元明清时期,清议现象一直延续在社会政治和士人心目中,并对古代政治体制、士人风尚、民族文化等产生了较大影响。     

传统隐逸文化与白居易之隐

隐逸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现象,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士人的心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呈现出多样形态。唐代诗人自居易将“中隐”作为晚年立身行事的准则,在大量闲适诗中表现出其中隐心态。在传统隐逸文化的背景下,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一种随遇而安、既求超脱之境又无法彻底超脱的并不纯粹的折中之举,但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下又有积极的意义。     

论中国古代文人朝隐的三种类型

“朝”与“隐”是一对矛盾的概念 ,“朝”意味着身处庙堂 ,担当职务 ,即与当权者合作 ;“隐”则意味着置身江湖 ,退处林野 ,拒绝与当权者合作。但是 ,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文人却将“朝”与“隐”集于一身 ,他们将“隐”所包涵的“清高”、“自尊”的内核注入到“朝”中 ,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们虽不离官场 ,却依然能够保持正直、清高的人格 ,这样 ,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朝隐”。本文将我国古代文人的“朝隐”分为三种类型 ,即以阮籍为代表的“意难平的朝隐”、以王维为代表的“身心相离的朝隐”、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出处相济的朝隐” ,并对这三种“朝隐”的方式及成因作了深入的探讨。     

《文选》隐逸诗编撰探析

萧统编撰《文选》,首录隐逸诗,专列"招隐""反招隐"。这一分类,反映了六朝隐风的兴盛,对后世隐逸诗的编纂产生了极大影响,对隐逸诗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文选》辑录隐逸诗,是六朝隐逸诗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与萧氏家族隐逸思想有关,萧统对隐逸的倾慕是直接动因。萧统对隐逸诗的重视,使隐逸诗歌这一体裁得以确立起来,突出了这类诗歌的重要特质,凭借《文选》深远的影响力,使得隐逸诗歌的形象深刻植根于中国文人的集体记忆之中,确立了隐逸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略论魏晋南北朝隐逸与士人园林

文章通过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逸文化特点及其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士人园林的独特风格。文章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隐的出现与流行，是士人园林得以萌生、发展的直接原因     

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     

中古时期招隐诗兴盛与消亡探究

由于社会政治等各种原因,中古时期隐逸之风大兴,招隐诗与反招隐诗迅速走向繁荣,但随后这两类诗歌却又迅速走向消亡。招隐诗与反招隐诗,承载了士人对隐逸生活的企慕向往之情,同时表现了征召隐士出山题名与企慕隐逸、吟咏隐士、自我投隐的内容,因此背离了招隐诗与反招隐诗自身的命意,这是其走向消亡的主要原因。中古之后这两类题名的诗歌命意和结构则融入其他诗歌之中。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试论南朝赋才学化倾向的成因

才学化是六朝赋创作中的一种普遍追求,南朝赋有着较为典型的才学化倾向。"人的觉醒"与"赋兼才学"是南朝赋形成才学化倾向的根本原因。六朝时期新兴的社会思潮"人的觉醒"与传统的赋学观念"赋兼才学"叠加在一起,使六朝赋的才学化特征比汉赋突出;"人的觉醒"促使六朝士人努力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才情,促使赋家在赋的创作中运用种种艺术手段来表现出超人(包括前人)一等的才学,故南朝赋的才学化倾向比魏晋赋典型。     

论北宋隐逸文化的特质

北宋的隐逸文化独具特色,是隐逸文化的集大成时代,也是隐逸文化的转折时代。本文从隐士人数的剧增、隐士对社会风气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士大夫日常生活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品评人物的影响四方面,探讨北宋隐逸之风的兴盛,认为北宋隐逸之风兴盛的原因有:士阶层的空前壮大增加了入仕的难度;社会分工细化,经济、文化的发达为退隐提供良好的生活土壤;庞冗的政治机构、名目众多的闲官制度催生隐逸闲情;频仍的党争和三教合一是隐逸兴盛的政治土壤和思想土壤。北宋的隐逸文化实现了转型,隐逸方式由小隐山林逐渐向大隐朝市发展,文人普遍追求"心隐",隐逸精神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其精神内核是淡泊名利、进退合道,外在表现则是追求自由与超然。     

出处两难——论葛洪隐逸思想的特点

葛洪的隐逸思想贯穿着出处两难的紧张和矛盾.趋利避害、保身全志、重生贵生等是其隐逸思想的基础,显隐任时、出处同归、尊隐重隐、融儒入道是其隐逸理论的基本特点.其隐逸思想体现了儒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是魏晋时期儒道会通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