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生育率阶段的区域人口发展战略

随着我国人口转变的实现和完成,越来越多的地方进入了"超低生育率"发展阶段,未来时期的人口发展战略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以辽宁省辽阳市为案例总结区域人口转变的阶段和特点,指出辽阳已经出现"意愿性超低生育率"现象,带来了人口发展风险问题。随着计划生育风险家庭和残缺家庭的增多,辽阳的公共财政压力已经感受到巨大挑战。人口安全要求坚守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降低计划生育风险家庭和残缺家庭在整个计划生育家庭中的规模和比例。未来的区域人口安全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确立的两个基本点是"优先健全人口结构、兼顾控制人口增量",不鼓励农村一女户放弃二胎生育指标,尽快建立独生子女家庭风险防范的社会机制和独生子女困难家庭公益救助机制。     

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

从人口均衡发展的角度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转变是由低级人口均衡转变为高级人口均衡的跃迁过程,人口"总量相对静止、结构高位稳定"是最理想的人口发展状态。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超前经济发展的"人口转变"和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后人口转变"两个阶段,人口转变过程中需跨越"高少儿抚养"和"高老年赡养"的两次陷阱。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和提升人口素质是未来根本任务,从较短期看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从中长期看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是"后人口转变"时期的战略目标,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人口惯性的历史演进与城乡差异

2022年,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从人口惯性视角审视中国人口负增长,可以更好地认识和适应中国人口发展新常态。文章基于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近70年全国及城乡人口惯性变化及其对人口长期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人口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累积内在负增长势能,持续的低生育率导致2020年出现显著的人口负增长惯性;（2）在超低生育率驱动下,中国人口负增长将带来人口总量缩减和老龄化加速发展,且超低生育率持续时间越久,负增长惯性作用越强;（3）随着城乡生育率趋同,2020年城乡均呈现出人口负增长惯性,但由于农村年轻人不断流入城市,农村的人口负增长惯性更强。人口惯性反映实际人口年龄结构与均衡状态（静止人口年龄结构）的偏离程度,考察人口惯性变动有助于科学研判人口长期变动状况,正确认识人口负增长的成因与趋势,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负增长。     

信息时代的人口动力学

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使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的6.0降到目前的1.8,已低于临界生育率水平,并稳定地保持了近10年。扭转了过去300多年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趋势,有望于2030年前后达到零增长,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的水平上,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条件。全世界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但高于临界生育率,人口总量仍在继续增长,2050年可能突破100亿。继续降低总和生育率仍然是人口学界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要保持中国未来人口系统的稳定和提高人民的福祉,加强人口学科学研究,建立人口全息系统工程,对全社会的人口状态进行不间断监测,为逐步完善人口政策提供实时信息。该系统的信息应能准确到人,关爱到人,服务到人,与其它社会信息系统联网,如电子健康(eHealth)、地理信息系统(GIS)、环境、社会保障和安全、教育系统等,形成国家基础信息系统的骨干主网。     

生育率演变的生态学逻辑及人口增长的长期趋势

人口增长的长期过程一直是充满困惑与引发争论的话题,将人类复归到生态系统的普通成员,按照生态学逻辑构建一个由替代生育率内生引导、人口容量外生制约的人口增长新模型,以代替用具体社会经济因子解释短周期人口变动的传统思路,探讨生育率转变的一般模式及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已经或正在经历着第一次、第二次生育率转变,全球生育率演变可以聚类为欧美、亚非拉、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四种区域模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完整经历了两次生育率转变。极限替代生育率是生育率演变的长期目标,但当前已有一些国家跌破更替水平,这也许会成为各个国家的普遍经历,预示着人口容量约束的日益显性化;世界及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正在日益逼近其容量极限,并会在惯性驱动下突破容量限制,达到峰值后再以负增长方式趋近人口容量,同期的生育率也将向极限替代生育率递增复归。按趋势模拟世界和中国的可持续人口容量分别约为65亿人和12亿人。研究设计出测量人口增长惯性的新指标——人口增长惯性系数,它是生育率与实时替代生育率之比或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相比常用的人口惯性因子更为简便易行。     

欧盟人口转变与中国之比较

我国在世纪之交已经完成人口转变,与欧盟内生性的均衡人口转变过程相比。我国人口转变是典型的外生性非稳定过程,二者在主导因素、途径和结果上形成强烈反差。我国将面临的人口挑战主要是巩固和稳定低生育率,缓解人口年龄结构改变的负外部性,促进内生性低生育率机制的形成。     

21世纪中国人口面临的艰难抉择──生育率与人口规模·老龄化的前瞻

总人口、老年人口规模与生育率呈正向变化以及老龄化程度与生育率呈反向变化的矛盾, 决定了低生育率导致人口数量较少但高度老龄化; 高生育率导致人口规模扩大但老龄化程度较低,造成未来生育政策调整的艰难抉择。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矛盾,继续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坚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是首要任务     

从稳定人口与人口再生产认识总和生育率真实涵义

文章阐述了总和生育率的来源、内涵及其理论基础,论述了人口粗、净再生产率表征更替生育水平与用总和生育率来表征更替生育水平的差异与不同;阐述了稳定与非稳定人口的差异和稳定人口理论的不足之处。文章指出,总和生育率属于稳定人口的指标,在度量非稳定人口的生育水平时,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假定性条件极强的指标,必然要与实际非稳定人口生育水平存在差异。因此正确认识以总和生育率的真实涵义颇具现实意义。     

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自效应评估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生育率转变的原因及由此产生的人口效应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文章首先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总和生育率水平间的对应关系,然后通过设置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利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比较分析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变动的逻辑关系。研究表明: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使得四川省30多年来总人口规模少增加4020万人,同时也使劳动力的总负担得到减轻;但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也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为今后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21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

本文计算了中国1950～2006年期间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发现早在1990年时内在增长率就已经由正变负。并且通过该指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比较发现,中国过去十几年的低生育率正在逐渐累积起人口负增长惯性。此外,本文基于不同的模拟方案结果揭示出,人口负增长惯性将会对未来中国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有重大影响。本研究旨在说明,中国人口发展处于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充分认识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负增长惯性问题,有关人口决策必须尊重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条件、问题及对策

在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进程中,人口的均衡发展是一个关键。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促进了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协调发展。但是,从1990年代我国进入低生育率开始已有20来年,长期的低生育率的人口非均衡发展下将产生了更为复杂的人口现象,引发了人口规模与结构、劳动供给与需求、人口流动与区域发展等之间的失衡和矛盾,成为制约未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口难题,破解这些人口难题是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应有之意。     

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的人口转变

改革开放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社会和人口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的低生育率和长寿水平都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本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生育率、死亡率的重大转变,刻画我国人口转变的主要特征,讨论我国未来人口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中国所经历的迅速而重大的人口转变,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伟大的实践创造出伟大的模式。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为世界人口转变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口转变必将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留下波澜壮阔的一页。     

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前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呈递减态势。我们以目前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为低方案,设计了低、中、高三个生育率方案来观照２１世纪中国的人口前景,结果发现,虽然三种方案下我国的人口形势都不容乐观,但可以肯定的是,１．８的总和生育率较为适当,女性人口普遍生育二胎的提法是不可取的。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与上海、北京持平,成为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以往人们主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解释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从城镇化对人口生育率的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农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效、低人口生育率的跨期影响和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结论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生育观、生育意愿对实际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生育观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中国的城镇化如何影响生育率?——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文章采用1980²010年全国30个地区的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不同质量城镇化对生育率的作用机制及差异。实证结果发现:城镇化对生育率下降不仅存在直接影响而且存在空间外溢效应;生育观念的扩散效应和生育行为的模仿效应是城镇化发挥作用的基础;不同质量的城镇化对生育率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户籍人口-城镇化"对本地生育率影响较大,而"流动人口-城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说明人口流动是生育观念传播扩散以及生育率地区差距缩小和收敛的重要原因;城镇化进程中生育率持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计生政策约束的后果。未来伴随着城镇化加速发展,全国的生育率(尤其是发达地区的生育率)将超越适度低生育率的目标而继续下降,尽快放宽计生政策,研究出台鼓励生育的公共政策,有助于防止生育率过度下降。     

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中国人口已处在低生育率阶段,但人口过多仍然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保持低生育率,调整人口规模和结构是今后长期的任务。本文结合当前实际分析了稳定低生育率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有利条件。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方法从社会经济发展、生育观念的转变、“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孩”政策的兑现、生育率的水平及其地区差别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人口的现状。指出城市化将成为２１世纪中国生育率下降空间拓展的主要动因。生育观念的转变,是长期稳定低生育率的直接必要基础。计划生育工作基础和取得的经验为稳定低生育率提供了有利的起点,而盲目乐观情绪不利于稳定低生育率。出生性别比偏高和人口老龄化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人口密度和生育率:一项探索性分析

20世纪是世界人口前所未有的增长期。文章利用世界187个国家1960～2000年(间隔5年)的时间序列资料,结合中国、印度和瑞典的个案分析,着重研究人口密度与人口增长率、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密度是除影响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文化变量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直接影响生育率的水平和趋势,在未来人口预测中有必要考虑人口密度变量。中国、印度和瑞典的案例也反映出人口密度与生育率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     

人口始终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本文旨在研究控制人口增长与我国当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文章首先确定两个事实:一是用进出口贸易的资料证实中国近年来的经济不是泡沫经济,而是实际增长;二是通过中国各种人口统计指标,特别是总和生育率(TFR)论证中国近年来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笔者认为当前TFR值1.8是可接受的。其次,通过减少人口投资,提高人均GDP,提高人力资本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论证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下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并指出人口是我国构建资源节约型和人与自然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性因素。     

2000年中国人口总量和妇女生育率水平研究

200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和妇女的生育率水平是20多年来人口学界一直关注的课题。2000年普查登记人口为124 261万,比1999年和1998年年度统计公报的人口还要少,说明人口漏报问题已经达到中国人口统计体制无法包容的程度。文章按照中国历年小学招生数计算出2000年普查时0～16岁人口漏报5 378万。据此,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时的总人口应是13O 885万(假使存在1.81％漏报率)或者129 889万(不存在1.81％漏报率)。按照2000年普查公报人口126 583万计算,1982～2000年中国妇女平均生育率接近2.3;如果按照文章中提到的13亿左右的人口计算,同期妇女则平均生育了2.3个以上的孩子。     

新疆人口结构的民族差异及其问题研究——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

中国人口正在经历着转型,过去单纯的人口数量问题变成了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并存的问题。新疆汉族生育率低于少数民族,人口结构问题突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问题同时存在。研究新疆的人口问题,必须考虑人口结构问题的民族差异。本文基于六普数据,从自然、地域、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考察了新疆人口结构的民族差异,分析这些差异蕴含的各种显性和潜在的社会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